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几乎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于世界,并且一直同世界其他科技文明保持着交流、互动和互通。李约瑟（1978：328）指出,“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250年之间,从中国传出的东西比传入的东西多得多”。在这漫长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过程中,翻译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译介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恰当方式,同时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仍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论文数量与质量、教材编写与出版、学术研讨会、硕博士招生、毕业生数量等都直接反映出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笔者曾撰文《中国古典科技翻译研究框架构建》（2016）,主要依据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提出的翻译学研究框架,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研究框架作了初步探讨。近年来,笔者通过进一步的思考认为,结合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及其研究,有必要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论、目的论、应用论与传播论^①(①笔者曾撰文《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传播学路径》（刊于《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的角度,初步探讨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传播途径,因此本文不再赘述。)等层面对此类文献翻译研究框架展开进一步讨论。

本体是物体最本质的内容,也是区别于他者的核心特质。因此,从本体范畴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更能揭示这一特殊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范式交际活动的本质。中国古代科技不同于近现代西方科技,两者的主要差别彰显于彼此的本体范畴之中。如何在这两种殊异的科学之间架起一座跨越时空间距、文化间距、语言间距、思维间距和科学范式间距的会通之桥,成为考察此类文献翻译的首要目的。这种翻译活动不仅有利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现代诠释,更有益于中国古代科技范式的国际解读。

中国古代科技不同于西方科技。西方科技坚持“主客二分”,根本方法是通过逻辑推理和实验观察从事物运作中推演出形而上的、系统的理论,并构建相应的模型,科技工作者完全独立于整个事件,愈是客观,愈是正确,便愈是科学。而中国古代科技完全属于另一种科技方法体系,讲究“天人合一”“整体性”“主客不分”“经验感悟”“象思维”等。中国古代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是宇宙中的一份子,观察事物时应多探究它们与人的关系,以不违背这种关系为要。“对于中国的圣人而言,‘世界’不是一个思辨的对象,而‘知’与‘行’则是不能分离的。中国思想也不以逻辑关系来认知理论和实践。”（朱利安,2013：21）因此,他们多不是冷冰冰的观察者,而是具有人文情怀和人文关怀的“人”,其研究也呈现出人文性与哲学性的统一,研究方式多以观察和直观感悟为主。中国古代科技的农学、天文学、医药学等莫不如是。例如,道、气、阴阳、五行等是中国古代科技本体构成的哲学基础。朱广荣（2001：15）认为,“中国古代科技的本体范畴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起源,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以《黄帝内经》为例,该典籍“以‘气’为基石、以‘阴阳’为核心、以‘五行’为系统,建立了一个关于从天地万物到人体的理论模型,同时又有一套关于病因、病理、辨证、治疗的完整理论”（董英哲,1990：352）,后世的医学家多以此为基础发展中国古代医药事业,如孙思邈、李时珍受此影响颇深。另一部科技典籍《淮南子》“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和认识天文、星象、动植物等自然现象”（陈广忠,2000：55）。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本体论研究拟解答以下问题：（1）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界定;（2）中国古代科技本体根源性范畴（如道、气、阴阳、五行等）与本质属性（哲学性、人文性等）的翻译;（3）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分类,按学科分为中国古代医药（中医药）典籍翻译、中国古代数学典籍翻译、中国古代农学典籍翻译、中国古代天学典籍翻译、中国古代地学典籍翻译等,按原作的语言可分为汉语科技典籍翻译和少数民族科技典籍翻译等。

中国古代科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其独特的研究方法、策略和理论,既有与西方形式逻辑相近的方法,如墨家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以及观察和实验方法,又有殊异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如象思维之取象比类、取象运数等。

吾淳（2002）将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归纳为辨类、取数和宜物。林振武（2009）在《中国传统科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方法,认为其基本形式主要有简单性方法、唯象思维方法、观察与经验方法、实验方法、格物致知科学方法、类推科学方法以及适其天性科学方法,并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十分重视观察法。以象思维为例,它表现为取象比类和象数思维。张其成（2016：118~119）认为,运用取象比类法可以构建藏象理论,运用取数比类法可以说明生理病理现象;取象,就是主体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孟庆刚（2011：192）也认为,“取象比类是中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取象是指从事物的形象（包括形态、作用、性质等）中找出能反映本质的特有征象;比类则是通过比较、类比的方法,寻找已知之象与未知之象的共性,进而探索相关事物的特性”。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之《示从容论》就有这样的论述：“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黄帝内经•素问》,2016）。另外,中国古代天文学也充分采用了这种方法,“取象比类是中国古代天文理论的重要思维模式”（刘邦凡,2010：165）。

此外,中国古代科技与古人特有的逻辑思想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思想体现了许多素朴的逻辑思想;另一方面,逻辑思想又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名家如惠施、邓析、公孙龙的逻辑论题,都反映了古代自然科学的认识,特别是惠施的历物论,其中主要论题都是从古代数理自然科学知识得来的。《墨经》与《荀子•正名》的逻辑思想基础,与当时几何、物理、力学、心理学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科学认识是直接联系的。”（汪奠基,2012：42~107）其中,《墨经》中的科学思想与整个《墨辩》的逻辑认识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其定义形式,还是其论证样式,皆体现了科学的本质,如书中关于“力”的定义：“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墨翟,2006：35）。

这些逻辑思想主要包括分类思想、类比推理、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等。还有其他一些科技方法也经常为中国古代科技工作者所使用,如观察法、经验法、实验法、验迹原理、审其所由、察类明故等。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方法的翻译,可以从以上诸方面展开。如何翻译这些科学方法?翻译效果如何?这种结果是否违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身自有的方法特征?对以上问题的追问与探索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方法论特征。通过描述、比较、解释译者的翻译策略,可以为此类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德国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认为,“认识是两种存在者即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在这诸多关系中,核心要素包括主体、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引自施泰格缪勒,1986：274~276）。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可以从认识客体和认识主体两个大的层面展开。客体翻译研究主要探究此类文本属性翻译,而主体研究则与此类文献翻译事件的主体相关,除译者外,其他主体还包括译文的发起者、赞助者、读者、审核者、出版商和营销商等。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具有很强的多义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这是由中国古代文字的特质所致,体现在字词、句法、语篇等层面。在古汉语中,一字多义和通假字现象较为普遍,给读者的多样理解留下了较大的诠释空间。余光中先生（2014：5~6）对古代汉语的特征有过描述,并将其与西方语言作了比较：“中国文法的弹性和韧性是独特的。主词往往可以省略……甚至动词也可以不要……在西洋文法上不可或缺的冠词、前置词、代名词、连系词等等,往往都可以付诸阙如”。

第二,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大都呈现出意义的多样性。《黄帝内经》评注大家王冰在评价该书的语言风格时说,该书“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黄帝内经•素问》,2016：序）。以简洁的文字表达宏博的意义,道理深奥,旨趣深邃,这种文字必然给读者留有较多的想象空间和诠释余地。例如,《黄帝内经•素问》之第二十六《八正神明论篇》中有：“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焉,今何法何则?”（《黄帝内经•素问》,2016：63）此句大意为黄帝向歧伯询问用针有何方法,其中对于“法”的解释,王冰和张介宾各有不同。前者解为“法,象也”,后者释为“法,方法”。此一字看似简单,然而两位学者的诠释却极为不同（王玉兴,2013：400）。

第三,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大都具有较强的修辞性。此类文本中的修辞表达俯拾皆是,这也证明了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的观点,即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的,人类的概念系统由隐喻构成和定义（Lakoff & Johnson,1980：6）。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中的修辞用法使文本表达更加形象生动,以《茶经》为例,“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萸堕于尊俎之中” （陆羽,2003：21）。这种描述易于理解,可以增强读者阅读时的审美享受,但同时也加大了阅读难度,容易造成不同的阅读体验。译者在翻译此类文本时,既要准确理解原文本中的修辞用法,又要将这种理解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

我们从认识的主体或者翻译的主体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认识主体是意义的感知者和理解者,译者是原文的理解者和诠释者。这是因为,“‘意义之源’并不是意义本身,它只表明了意义的可能存在,意义必须展现出来。这个展现过程就是理解”（潘德荣 ,2015：89）。意义不会自己呈现本身,它只能在这种“展现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这也正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谓的“被抛” （Geworfenheit/thrownness）,即人的理解一旦开始,就进入一种“被抛状态”。另外,这种意义的展示、显现,或某个方面的凸显,甚或所谓作者的意图等,绝不可能靠文字本身而自明,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小到字词、标点符号,大到整篇文本的意义,从读者的眼睛接触文本文字那一刻起,到读者的理解任务完成,无一不是读者个人的思维和其主体性在起作用。另外,文字符号与其代表的实际蕴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与理查兹（I. A. Richards）所言：“符号的复杂性和所指的复杂性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Ogden & Richards,1923：211）。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只能努力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 。任何翻译实践都是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因为“任何翻译都势必涉及一定程度的主观诠释”（Reiss,2004：13）。另外,译文的最终定稿一定是译文发起者、赞助者、译者、读者、审核者、出版商、营销商等众多参与方相互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因此,对翻译主体的研究还需考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作用的诸多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此类文献翻译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内容：

（1）译者的前见、译者在理解原文过程中与原文作者的视域融合、译者翻译时与读者期望的协商等影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效果的因素。

（2）合适译者的确定 、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译者的诠释空间、中外译者合作以及译者与专业人士的合作。

（3）译文发起者、赞助者、审核者等因素在此类文本翻译中所起的作用,译文出版商、营销商等国内外出版机构在文本有效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4）针对国内外读者（主要是国外读者）的调查与研究（以便确定选择哪类作品进行翻译、确定翻译策略等）,科技典籍译本的发售情况、读者反馈与建议等（通过图书馆馆藏、借阅情况、购买数据、网上购买留言、读者读后反应、问卷调查等方式）。

为了真实反映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外译的历史和历时态势,需参照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流变（包括各种学科术语和范式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向近现代科技的转化情形与结果,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已有研究（吴凤鸣,1992;黎难秋,1993/1996/2006;马祖毅、任荣珍,1997;李亚舒、黎难秋,2000;马祖毅,2006;谢天振,2009;张汨、文军,2014）多以零星方式介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外译历史状况,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西方语言写成的科技作品翻译为汉语的史料 。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外译史的研究仍任重道远,许多工作有待展开。笔者认为,目前迫切需要撰写一部高质量的符合时代要求的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史》。为实现此目标,需要树立独立的学科意识,厘清其写作范式和应包含的基本要素;将其置于中国典籍外译和西方典籍汉译的大视野之下加以考虑,既考察中国本土译者的翻译实践,也重视海外译者的翻译活动;注重从文化层面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研究,对典籍翻译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生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同时,我们需要寻找重大翻译事件的意义与模式,挖掘、选择、整理及分析原始史料,确定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史的分类标准和分期标准。

在此背景下,对该领域展开系统科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大有裨益。就内容而言,研究课题需要细分为中国古代汉语科技典籍翻译史和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科技典籍翻译史。就时间而言,需要突破原有的历史时期或分期的局限,通过精确和精细的历史爬梳,精准确定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外译最早的时间,准确反映各个时期重大的翻译事实、翻译事件,记录重要的翻译人物,翔实描述各种被译介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探究它们对域外文化产生的影响。同时,还需要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典籍翻译史的编撰与研究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科技典籍的翻译史、少数民族科技典籍被译为外国语言的历史（如译为英语、法语、日语、越南语的历史等）。

此外,在从事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史研究时,需要注意,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史不是简单的历史描摹,而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的研究方法,其“史”的撰写方式绝非是将各种科技事件简单地抛置于历史纵轴之上,而是以历时之轴为坐标,在此空间对中国古代发生的各种科技事件进行充分、科学的描绘,并从诸多层面（例如中国古代科技的历史、地理、思想、语言文字、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制度等）对中西科技作全面的比较,并适时地与其他东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古代科技作合理、科学、有效的比较。

作为翻译事件,任何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任何环节都涉及相关主体的目的。因此,十分有必要探究与此相关的目的在翻译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目的论研究主要由翻译目的、读者目的和出版目的构成。

（1）翻译目的。宏观方面,探究科技典籍翻译在国家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翻译的目的。微观方面,探讨翻译某个具体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文本的目的。译者目的主要从译者主体性方面探究译者从最初接触原文本到翻译活动结束整个过程中的各种目的。

（2）读者目的。探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读者群——尤其是海外读者群的阅读目的。可以以这种调查研究（也包括问卷调查）的成果为以下研究提供有益借鉴：选择什么样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选择什么样的译者（如中外译者合作、译者与相关领域专家合作等方式）、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方式和翻译策略、选择哪家出版机构（国内还是国外）等。

（3）出版目的。结合成功的出版案例,了解出版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作品的出版目的,考察该出版机构为实现此目的采取了什么样的出版策略。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应用研究相对较少,应该引起学界对该领域的重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应用研究涉及以下内容：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词典和术语翻译。

（1）翻译批评。同一般翻译批评相比,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批评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相关研究涉及以下内容：探究此类文献翻译批评的属性与特征,厘定科技典籍翻译批评的性质、批评对象（译者批评、过程批评、译作批评、译作影响评价与评估）,确定翻译批评的原则（客观性、多元性、动态性、包容性、科学性）与方法。

（2）翻译教学。研究此类翻译教学同一般翻译教学的异同,并据此确定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教学方法、教材选择以及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考核方式（尤其是翻译硕士<MTI>的作业布置方式、毕业考核方法、论文撰写）等。

（3）翻译词典。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词典编撰,可依据不同学科编写,如中国古代农业汉英词典、中国古代天文学汉英词典。此类词典还包括中国古代科技术语词典。

（4）术语翻译。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翻译是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的核心内容之一,此类术语翻译对于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的译介与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科技术语不同于当代科技术语,因此,此类研究可以依据二者的异同,探究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翻译原则与翻译方法。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对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对此类文献的翻译研究有助于中国文化有效地“走进”域外读者市场,彰显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意义,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此,有必要对该领域展开系统的研究。本文建议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论、目的论、应用论以及传播论等方面构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研究框架。该框架既探究与此类文献翻译相关的内部因素,又研究与其相关的外部因素,可以较为全面地考察该领域的翻译现象,为中国传统科技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提供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