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4): 56-67 doi: 10.12002/j.bisu.292

语言学研究(话语研究专栏 主持人:田海龙)

时间指示语与身份话语建构——基于回归前后香港施政报告的研究

王加林,1, 陈建平,2

1.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广州 510631

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510420

Temporal Deixi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Identity

Wang Jialin,1, Chen Jianping,2

1.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责任编辑: 栗娜

收稿日期: 2019-07-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8-3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公共话语的偏离性与融合性研究”(20BYY06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语篇能力研究”(16JJD740006)

Received: 2019-07-29   Online: 2020-08-3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加林,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方向: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社会语言学等。电子邮箱:wangjialin@m.scnu.edu.cn

陈建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话语研究、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等。电子邮箱:jpchen@gdufs.edu.cn

摘要

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对比了香港回归前后(1986—2008)港英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时间指示语的用法。研究发现,过去时间指示语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用于建构“正面的香港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历史”,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建构“负面的香港被殖民的历史”;将来时间指示语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所建构的香港的未来是短暂的、不确定的,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所建构的香港和中国的未来则是正面的、稳定的;绝对时间指示语“1997年”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建构的是负面的“1997年事件”,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建构的则是正面的“1997年的回归”。研究认为,身份可以通过语言得到建构,时间指示语的使用就是一种身份建构策略,通过分析时间指示语的使用可以揭示身份的历时建构,为身份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 时间指示语 ; 身份 ; 话语建构 ; 香港施政报告 ; 批评话语分析

Abstract

Identity research has been a hot spot in many fields, and identities have been found to be constructed often through the manipulative use of language.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22 annual Policy Addresses (PA)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both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hat were delivered during the pre- and post-transition period to reveal how three kinds of temporal deixis are used as discursive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social identities. Among the major findings are the following three observations: (1) past temporal deixis helps construct the positive Hong Kong history in the pre-transition PA but conversely constructs the negative Hong Kong colonized history in the post-transition PA; (2) future temporal deixis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ient and uncertain future for Hong Kong in the pre-transition PA and conversely a positive Hong Kong future and a positive China in the post-transition PA; (3) absolute temporal deixis “1997” in the pre-transition PA constructs a negative “1997 event” and conversely in the post-transition PA a positive “reunion with China”.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emporal deixis is a discursive strategy in the manipulativ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ie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emporal deixis and enriches the study of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and pragmatics.

Keywords: temporal deixis ; identity ; discourse construction ; Hong Kong Policy Address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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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加林, 陈建平. 时间指示语与身份话语建构——基于回归前后香港施政报告的研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4): 56-67. DOI:10.12002/j.bisu.292

Wang Jialin, Chen Jianping. Temporal Deixis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Identity.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42(4): 56-67. DOI:10.12002/j.bisu.292

引言

近年来,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均十分关注语言与身份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身份可以通过语言进行建构(de Fina,2006)。然而,明确地将时间指示语作为身份建构话语策略的研究依然鲜见。本文试图从话语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比分析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和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所发布的施政报告(1986—2008),考察时间指示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策略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时间指示语

指示语(deixis)是特定语境下语言的一种指向关系,是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话语与语境之间只有通过指示语才能发生联系(Levinson,1983)。时间指示语(temporal deixis)是指示语的一种,涉及交际或信息传递时的时间编码,表示人们实施言语行为时的时间关系,以话语发出者传递的信息中所涉及的时间或以说话人的话语时间为参照依据(冉永平,2009:32),用于描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它是达成交际的一种重要手段,广泛应用于日常交际。

时间指示语可以分为指示时间和绝对时间指示语(李军,2015)。指示时间具有易感知性和主观性,表明交际中人们所表达事件的顺序性,一般以说话人的话语时间为参照依据(冉永平,2009),也就是说,将说话发生的时间作为“现在时间”,将已经经历的时间作为“过去时间”,将要经历的时间作为“将来时间”,以说话发生的时间点作为现在,对过去和将来进行切分。由于指示时间是相对于说话时间而确定的,因此本文将之称作“相对时间指示语”。绝对时间则以某个固定时间为参照,不需借助任何外在的推算手段。何兆熊(2000)指出,绝对时间的使用与语体的正式程度相关,而且与该绝对时间的重要性相关,例如,“1997年”对香港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绝对时间。

由于时间指示语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对语境的高度依赖性(李军,2015),因而目前对时间指示语的研究非常少。仅有的几个研究大多集中在认知语用领域,这些研究将时间指示语作为一种语用现象进行讨论(李军,2015),或是对指示语的先用性及反先用性进行分析(张权,1994;吴婉湘,2007),或只是在理论层面进行探讨,而不涉及时间指示语在话语中的实际应用(黄正华,2006)。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时间指示语的应用模式反映了话语参与者的文化背景,体现了社会差异,是话语意义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出发,研究包括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的时间指示语,探讨其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二、批评话语分析与身份的话语建构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人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载体,话语则是意识形态的表征,话语实践就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1995:20)。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语言的基本特征、语言中的各种隐性和显性结构与整个社会语境联系起来,从而探究语言与权力、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所有话语都包含意识形态意义,而意识形态是抽象的思想或概念的集合,非常隐蔽地存在于话语之中,与常识性知识融为一体,经常被不加置疑地接受。而身份就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对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可以通过语篇实践或其他具体的协商过程建构出来(Berger & Luckmann,1966;Burr,2003)。此外,身份是“自我”与“他人”的对照,可以通过关系进行界定,建构身份是话语实践的重要功能(王加林、申智奇,2016)。通过对特定群体的认可或疏离,话语可以用于建构“正面的我们”和“负面的他们”(van Dijk,1993:254)。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动的、多面的(Martin,1995:7;Woodward,1997:303;Ainsworth & Hardy,2004:237)。建构身份的话语策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类(王加林,2017),其中宏观策略包括话语内容和话语主题等,微观策略则涉及语用修辞等方面,包括人称指示语(如田海龙,2001;王加林、贺显斌,2012)、语用预设(如王加林、申智奇,2016)及互文性(如陈建平、王加林,2014)等。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互为建构关系,当社会实践出现变迁时,话语实践就会随之变化,话语所建构的身份也会随之改变(王加林,2017)。

本文关注香港回归这一社会实践给话语实践带来的变化,重点考察话语建构的身份的变化及其所涉及的话语策略。选取的语料时间跨度长达23年(1986—2008),为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和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所发布的政府施政报告,其中2002年没有发布施政报告,因此回归前、后施政报告各11篇。本研究拟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分析讨论其中的时间指示语与正/负面形象的共现现象,建立时间指示语与身份建构(“正面的我们”与“负面的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将其作为一种话语策略进行阐释。

三、时间指示语与香港人身份的建构

时间构成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是人们认识经验现象的条件,时间指示语是人对外部经验现象的度量,带有浓厚的主观特性(黄正华,2006)。时间指示语指向的过去和将来都是对说话此刻“现在”的参照,指示语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说话者所处的语境,反映了说话者的主观性。时间指示语还是可操控的、可变的,具有不确定性。在语言使用上,这一特点表现为不同语言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示过去、现在及将来等时间指示语,例如,在英语中可以用动词时态、介词短语及时间副词等指示时间,而在汉语中则可以用“前”“后”“上”“下”等空间副词指示时间。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这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97年”属于话语中的绝对时间,不会因说话人的主观意志而发生变化。依据这个绝对时间,我们建立了回归前港英政府施政报告和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两个子语料库,探讨其中包含的过去和将来两类相对时间指示语如何与“正面的我们”和“负面的他们”形成相关,进而参与到香港人身份建构的过程中。

1. 过去时间指示语

过去时间指示语是动态的。在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过去时间指示语既可以用于指向香港处于英国管辖下的时期,也可以指向英国管辖之前的历史时期;而在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过去时间指示语除了可以指向上述两个阶段的时间外,还可以指向香港主权回归之后的时期。虽然过去时间指示语可以以多种语言形式出现,如动词时态、时间副词或介词短语等,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其指向的时间都是具体的、明确的、不存在疑义的,都指向过去的历史。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的11年间(1986—1996),在港英政府发布的施政报告中,过去时间指示语都指向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由英国管辖的这段历史,如例(1)~(2)。

例(1)

- GDP has grown by 18% in real terms to US$23 800 per head.

- New investment has grown by 31% in real terms.

- Total visible exports have grown by 43% in real terms, and total exports of services have grown by 31%.

- Our fiscal reserves have grown by 57% to total $151 billion.

- And, of course, the share of public spending has remained firmly below 20% of GDP. (选自1995PA(① PA指Policy Address,施政报告,下同。), p.8(② p.表示paragraph,段落,下同。))

例(2)

The first half of 1986 was marked by a strong recovery in Hong Kong’s domestic exports which have grown by 8% in real terms since the same period last. Domestic exports and re-exports to China continued to be affected by the tighter control on imports which were adopted by China in early 1985.(选自1986PA,p.14)

例(1)通过动词的现在完成时“has grown”“have grown”和“has remained”指向过去,叙述了香港在英国管辖下的这段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GDP、投资额、出口额、财政储备及公共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大幅增长,对这段时间内港英政府和香港市民作了正面表征,建构了“正面的我们”。而例(2)首先通过动词的一般过去时“was marked”、动词的现在完成时“have grown”和介词短语“since the same period last”,表达了“在内地收紧进口的不利影响下,香港出口依然保持了增长”,同样建构了“正面的我们”。此外,例(2)中动词的一般过去时“continued”和“were adopted”,强调彼时“中国内地的做法对香港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暗示“中国(内地)”属于“他们”,而且是“负面的他们”。在港英政府(1986—1996)的施政报告中,未见有过去时间指示语用于指向被英国殖民之前的历史阶段,因为无论港英政府将那段历史建构成正面抑或负面的形象,对其都是不利的。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完全回避或不涉及港英政府“负面”的形象,报告中的过去时间指示语着力建构了“正面的港英政府”和“负面的中国政府”形象,这正负两种形象共现于彼时的施政报告中。

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在1997—2008年间的施政报告中,同样使用了多种形式的过去时间指示语,包括动词时态、形容词和介词短语等,指向的时段既包括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也包括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时期。例如:

例(3)

Hong Kong has finally broken free from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brought about by the colonial era. We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set aside past modes of thought and plan Hong Kong’s long term future with new vision.(选自1997PA,p.3)

例(4)

The rapid growth of our econom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has been due mainly to our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opening up of the Mainland.(选自2003PA,p.6)

例(3)中的过去时间指示语包括动词时态“has broken”、形容词“past”和介词短语“by the colonial era”,均指向回归前的那段历史。话语中出现了与过去时间相联系的“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心理束缚)、“the colonial era”(殖民时代)和“past modes of thought”(旧思维模式)等负面表述,与说话当时的“free”(摆脱)和“new vision”(新视野)的正面表述形成对照。可见,例(3)中的过去时间指示语与“负面的香港殖民地时期”紧密相连。在例(4)中,虽然过去时间指示语“in the past two decades”跨越香港回归前后,但话语中与过去时间指示语相联系的却是“正面的香港”——“rapid growth of our economy”(香港经济高速发展)和“正面的中国”——“opportunities”(机会)以及“the opening up of the Mainland”(内地的开放)。可见,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与过去时间指示语密切相连的是“负面的香港殖民地时期”和“正面的香港和内地”,其中的时间指示语与特定的形象同样存在共现现象。

综上所述,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过去时间指示语指向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阶段,着力建构“正面的香港”和“负面的中国”。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过去时间指示语指向回归前和回归初期两个阶段,着力建构的是“正面的中国和回归后的香港”以及“负面的回归前的香港”。过去时间指示语与话语所建构的形象紧密相连,具有共现现象。

2. 将来时间指示语

将来时间指示语一般以动词时态及介词短语的形式出现在话语中,用于指向未来时间、未来阶段和未发生的事件。它们从话语者的立场出发,以话语发出的时间为参照,对语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同样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向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的不同时期,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历年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向的是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未来。

香港回归前,在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示语的形式包括动词时态和介词短语。例如:

例(5)

Plans are in han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will increase by no less than 50% in the coming decade.(选自1987PA,p.90)

例(6)

We will do everything that is honorable and sensibl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for the remaining thousand days of British rule.(选自1994PA,p.94)

例(5)中的时间指示语是动词的将来时态“will increase”和介词短语“in the coming decade”,而话语的发出时间(即施政报告时间)为1987年,将来时间指示语的有效覆盖期是从1987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与将来时间指示语所相连的是“医院床位增加”这个港英政府的成就,属于“正面形象”。而例(6)中的将来时间指示语是“will do”和“for the remaining thousand days of British rule”(英国统治的最后千日),与此相连的是港英政府拟做“honorable”(光荣)和“sensible”(理智)之事,建构的是“正面的港英时期的香港”。这两个例句中的将来时间指示语除了与“正面的香港”相关,还明确表明了这些表述的适用期,如“未来十年”和“剩余千日”,所涉及的未来是有限的。在超出这一时段之后,港英政府与香港人不再同属一个群体,不再拥有共同的未来,因此对更远的未来的情景,港英政府选择话语回避,隐含未来无法确定之意。

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示语同样采用动词时态和介词短语等形式,但与之相连的香港形象却与回归前迥异。例如:

例(7)

In the coming years, we will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the reforms we have already put in place and focus our attention on education and the changes we need to make to health care.(选自2000PA,p.26)

例(8)

... we firmly believe that we and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create a more vibrant and prosperous Hong Kong. We will make a succes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accomplish the mission that history has entrusted to us in the course of the revival of our great nation.(选自2004PA,p.83)

例(7)中,“in the coming years”(未来数年)这个短语并未表明时限,与之相连的“consolidate the reforms”(巩固改革)是正面的香港特区政府形象。例(8)中“will make”和“next generation”(下一代)也代表将来,与“vibrant and prosperous”(充满活力的、繁荣的)香港相连。同时,该例中将来时态还与“success”(成功)、“accomplish the mission”(完成使命)、“the revival”(复苏)和“great”(伟大)等表述相关联。这里的将来时间指示语总是与“正面的未来香港”和“正面的中国”共现。由此可见,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示语往往与正面的未来香港和正面的中国相关。根据van Dijk(1993)认知二分法的理论,话语正面建构的往往是内群体,是话语者所属的群体。因此,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表达了对未来的香港和中国以及对“One Country,Two Systems”(一国两制)政策的高度认同。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示语所指向的将来是不设时限的。

总之,虽然将来时间指示语在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同样都以动词时态和介词短语出现,但却在表述中建构了不同的未来香港。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示语与具有时效性的、不确定的香港的未来以及正面的港英政府的成就密切相关;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将来时间指示语与香港未来积极正面的形象以及香港所认同的中国形象紧密相连,对内地的认同也成为香港正面形象的基础。

3. 绝对时间指示语“1997”

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从英国殖民地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在香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探究“1997”这一绝对时间指示语在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历次施政报告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它在身份话语建构中的作用,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利用AntConc软件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后,笔者发现“1997”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共出现了211次,但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却仅出现了36次。之所以存在这样巨大的差异,是因为1997年对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前者而言,1997年标志着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终结;而对后者而言,1997年则标志着重归祖国怀抱的美好时代的开端。在回归前港英政府施政报告子语料库中,“1997”这一绝对时间指示语往往出现在以下这样的例句中:

例(9)

And we must develop and consolidate our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so that they can tackle effectively our immediate problems, be ready for the changes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1997. (选自1988PA,p.185)

例(10)

When the name of Hong Kong is mentioned nowadays, far too many people probably think either of 1997 or of Vietnamese boat people. We must do what we can to project a more balanced and more positive image of this exciting city.(选自1989PA,p.37)

例(11)

Nevertheless, I recognise that civil servants ar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payment of their pensions after 1997.(选自1993PA,p.123)

例(9)中的绝对时间“1997”与“changes”(变化)、“immediate problems”(眼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共同“暗示”只有发展和巩固港英政府已有的政府机构才能面对1997年的变化。例(10)则将“1997”与越南偷渡客问题相提并论,进而与负面的香港联系在一起,强调要努力建立“a more balanced and more positive image”(一个更均衡更正面的形象)”。例(11)中,与“1997”共现的是“worried about”(担忧),指公务员担忧回归后养老金的问题,意指“1997”这个绝对时间给人带来的是担忧,暗含未来的不确定性。这3个例句表明,在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1997”这个绝对时间指示语往往与“负面”的事物和贬义的表述相联系。

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1997”多用于如下的句子中:

例(12)

On 1 July 1997, Hong Kong was reunited with China.(选自1997PA,p.2)

例(13)

The percentage of primary students enjoying whole-day schooling has risen from 19% in 1997 to 32% this year.(选自1999PA,p.64)

例(14)

That said, our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is more robust than it was in 1997.(选自2008PA,p.18)

例(12)用了“reunite”(回归)一词,表明香港原本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作为中国的“内群体”,在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话语必然会与正面的香港及正面的中国形象联系在一起。例(13)用褒义词“enjoy”(享有)一词表达了积极的意义,强调“1997”年香港小学全日制入学率低,此施政报告发布时较回归前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建构了回归后香港和特区政府的正面形象。例(14)中使用“more robust”(更加强劲)表达香港回归后的经济优于回归前,“1997”作为分水岭,同样建构了“回归后香港特区及中国的正面形象”,并与“负面的回归前的香港”形成对照。

基于对例(13)和例(14)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1997”这一绝对时间指示语与“变化”“问题”“不平衡”“不正面”等表述共现,意在引起读者对“1997”所带来变化的担忧。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1997”则用于表明历史已经翻篇,常与“回归”“享有”“强劲”等褒义表述相联系,建构了香港特区及内地的正面形象,并与港英殖民政府和英国作为殖民者的负面形象形成对照。

结语

本文对比分析了港英政府(1986—1996)和香港特区政府(1997—2008)施政报告中时间指示语的用法。研究发现,该语料中的时间指示语分为相对时间指示语和绝对时间指示语两个大类。

首先,相对时间指示语通常以动词时态、介词短语及形容词的形式出现。其中,相对时间指示语中的过去时间指示语,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指向港英政府时期,与“正面的港英政府”和“负面的中国”密切相连,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则指向港英政府时期或回归后、报告发表前的时期,参与建构“负面的港英时期”“正面的中国”和“正面的香港特区”。此外,相对时间指示语中的将来时间指示语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参与建构的是具有时效性的、正面的港英政府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但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建构的是对内地的认同和对香港未来的自豪感。

同时,绝对时间指示语“1997”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与负面形象相关,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而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则更多用于将回归前后的香港进行对比——当指向回归前时与贬义表述共现,当指向回归后则与褒义表述共现,参与建构回归前“他们”的负面形象和回归后“我们”的正面的有成就的形象。此前研究(王加林、贺显斌,2012;王加林、申智奇,2016;王加林,2017)显示,在回归前港英政府的施政报告中建构了正面的香港身份和负面的中国形象,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建构了正面的香港身份和正面的内地形象。本研究对于“香港身份”和“中国(内地)形象”的建构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

本文对时间指示语的分析可为话语的生成和话语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笔者研究发现,在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历年的施政报告中,时间指示语的使用都符合话语身份建构的二分法,即“正面的我们”和“负面的他们”。话语的身份建构是一种社会历史实践,受制于所处的共时的社会语境,也受制于历时的时代更迭,因此身份是可变的、动态的、多面的(Woodward,1997:303;Martin,1995:7;Ainsworth & Hardy,2004:237)。我们采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将话语实践还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可揭示身份与时间的共变,表明身份具有“时效性”和“延续性”(Wodak et al.,1999:37;Wodak,2007)。港英政府话语建构的香港身份是短暂的和有时限的,而特区政府话语建构的香港身份是无限的和延续性的,因此,时间指示语可以建构因时间改变而演化的身份异同,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策略。

话语实践是一个认知过程。话语只有通过影响话语参与者的社会思维才能影响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认知才能影响话语结构(van Dijk,1993)。任何话语都必须全部或部分符合人们原有的认知框架才能被读者接受,才能产生对社会现实的塑造作用(尤泽顺、陈建平,2010)。作为香港受众面最广的政治话语,政府施政报告所建构的身份只有符合香港人的认知框架,才有可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

对时间指示语在话语中建构身份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迄今学界对时间指示语更细致的分类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其在身份建构方面的作用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更为细致、系统的考察,对更多语料进行更为深入的对比研究。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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