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Lakoff提出运用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分析美国国内政治话语实践（Lakoff,2004/2006/2008）以来,该理论被各国学者广泛运用于政治话语研究（如汪少华,2014;Husar,2016;汪少华、袁红梅,2016;袁红梅、汪少华,2016等）。研究表明,在国内政治话语实践中,国家和政党必须用符合本国或本党派自身世界观的架构（framing）阐述其政治观点和社会政策,并与国内普通民众或本党派追随者的架构相一致,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对外政策话语实践中,对外政治话语不仅要符合国内民众观念的架构,还要符合国际民众观念的架构,因此政府必须策略性地使用不同的架构方式,才能使话语运用达到预期效果。以往的研究大多从认知视角揭示某些具体的对内或对外政治话语的架构/再架构（reframing）方式,以及该方式如何被不同说话人策略性地用于说服民众,较少有研究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探究政治话语架构方式选择的深层历史和社会原因。少数研究探讨了架构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可能性（如林敏,2011;Stibbe,2015等）,但它们往往只触及两者在元理论层面上可能存在的联系,没有具体指出两者应如何结合,鲜见运用话语实例加以论证的例子。直到近期才开始有研究重视两者相结合的逻辑及其实践分析（如汪少华、张薇,2017;梁婧玉、汪少华,2018;纪燕、汪少华,2019;汪少华、纪燕,2019等）。本研究拟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对美国“新丝路战略”（New Slik Road Strategy）话语进行架构分析,一方面揭示美国外交文化架构与对外政策构建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为将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与架构理论相结合用于探索政治话语实践提供范例。

要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对美国对外政策话语进行架构分析就必须先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批评话语分析为何可以用于分析对外政策话语?对外政策话语与架构有何关系?如何将架构与架构分析用于美国对外政策话语分析?

简单地说,对外政策话语就是一个国家采用的话语,用于宣讲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常规关系的一般化方式,或解释己方将要采取的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事件或地区事务的特定处理方式。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看,它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国际话语层面上进行权力争夺的实践活动,（部分）反映了社会现实,参与了对外政策的构建,促进其实施并最终改变了社会现实（尤泽顺,2010）。对外政策话语的行为人既不是政治家个人,也不是某个政党或组织,而是一个国家。不过,在对外话语实践中,国家的行为往往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的,因为不管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说都认为,政治就像社会,国家行为与人类行为相似,国家间关系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相同（亚历山大•温特,2000;Morgenthau,2004）,或者说,社会人际关系往往通过隐喻被投射于对国家间关系的描述之中。在实践中,只要是某国国内相关政治行为人/行为体就该国针对国际上某一问题或事件拟采取的政策而正式发表的话语,都可以构成对外政策话语语料（如美国“新丝路战略”话语）,可供人们研究。分析对外政策话语可以采取与分析其他话语一样的方法,但必须找到合适的视角和分析手段,并在分析中注意突出国家作为行为人的地位。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看,话语可以运用各种策略进行理念构建,对外政策话语也不例外,架构就是其中一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在政治领域,架构“塑造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及我们建立起来的、用于实施政策的机构”（Lakoff,2004：XV）。对外政策领域是“国家最优先选择使用架构策略（frame strategies）的地方”（Husar,2016：59）,国家可能“授权斡旋者优先采用某些叙事方式,摒弃另外一些叙事方式（因为后者可能被某一具体身份叙事所制约）,以此对话语进行干预,获得那些可用于增强或缓和不同话语之间竞争的工具”（Kassianova,2001：825）,然后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使某些话语的支配地位得以确立。这种“对外政策架构”（foreign policy frame）是一种修辞实体（rhetorical entity）,体现了该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特征。国家经常运用不同论辩概念（如资料、效果、评价、原则、目标和行为等）对其对外政策进行论证,这些概念恰恰是政治话语典型模式的构成要素。对外政策是一种架构,论辩概念是架构槽（frame slot）,“对对外政策进行某种架构”（a framing of foreign policy）就是“在某一既定话语中,相对频繁地使用某些对外政策架构”（Husar,2016：60）。Husar（2016：59）指出,国家对外政策话语使用架构策略的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向公众证明对外政策的合法性,因为主流民意对于该国在国际政治中应采取何种立场与政府即将采取的政策可能不完全吻合,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影响个人对其他行为人的感知分类（categorization）来对他人预期的政策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在对外政策话语中选择使用某些架构,目的是为了影响本国国内公众的认知,促使其支持即将采取的政策,同时表明本国政府对其他行为者的立场,敦促其他行为者调整政策预期,使后者的政策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在此,政策和话语架构互为共谋：通过策略性地选择架构方式,国家有效地构建起一套支配性话语策略,后者“通过创建一系列指称术语、并对其他术语进行禁止或边缘化等方式来发挥作用;政策促进了上述环节的顺利实施,因为它可以对某一政治议程进行设置,或将机构权力授予一个或几个相互之间有交叉的话语”（Shore & Wright,1997：18）。对对外政策话语进行架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话语的架构特征及其使用规律,还可以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政策走向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架构是人类社会组织事物的方式之一,也是人类语言的组织方式和认知思维方式之一。Goffman（1974）认为,人类社会所有的习俗或制度（institution）都是按照一定的架构组织起来的,架构就是人们用来感知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Fillmore（1982）认为语言的词汇语义中包含着架构,任何词汇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深处于架构中的某一个地方,一个词汇的使用会触发整个架构及架构中的其他组成要素。Lakoff（2004/2006/2008）认为,架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结构,存在于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回路中,以神经电路图的形式出现,是一种有关世界运作的根深蒂固的认知结构,是人类“无意识认知”的一部分,决定着人们的常识和思维方式,并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人类是以架构方式进行思考的”,每个人每天都有一大堆事实呈现在眼前,但“只有那些与大脑中的神经元突触（架构）相吻合的事实才能够被理解”,“要想被接受,真理（truth）必须与架构相吻合。如果事实（facts）与架构不相吻合,架构还是架构,事实则被一脚踢开”（Lakoff,2004：17）。改变架构就意味着改变一切,重新进行架构就意味着社会变化。由此可知,通过分析语言或话语中的架构及其变化,可以揭示蕴含于其中的人的认知结构特点及社会结构特征与变化。

架构（Lakoff,2004/2008）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架构包括角色（role）、角色关系（relations between roles）和场景（scenarios）;（2）相互之间有关联的词语是根据同一架构来进行定义的;（3）架构具有层级关系,简单（simple）架构组合成复合（complex）架构,复合架构可以进一步构成上一级的架构,相同或不同层级的不同架构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4）架构包括表层架构和深层架构两种,表层架构与具体词汇、短语和交际语式（mode）相关,由具体话语激活,深层架构设定人的道德体系和世界观,由表层架构激活;（5）架构还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显性就是明显的、能够看到的,隐性则是比较隐蔽的,两者可以同时出现,但后者往往被前者遮蔽,或者说,话语中呈现的显性架构往往隐含着相反的隐性架构,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正义的”这一显性架构就隐含着“伊拉克是不正义的甚至是非法的”隐性架构。这意味着,对外政策话语架构实际上是“由许多不同的下一层级架构组成的一整套特定架构,每个架构都支撑着一个特定的对外政策角色概念,并为其提供相应的论据”（Husar,2016：58）。它是话语过程的产物,该过程涉及许多行为者,后者“对整个过程进行理性的策略性操控,从而实现对涉及其中的各种偏好、身份乃至社会语境的重新构建”（Finnemore & Sikkink,1998：888）,整个过程都涉及架构策略的使用。从批评视角来看,对具体对外政策话语进行架构就是对上述各个因素进行组合,以形成符合人们认知的架构方式;开展架构分析就是逐一厘清上述特征,重点揭示话语中的复合架构、深层架构、隐性架构特征及其变化。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本研究在探究美国“新丝路战略”话语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架构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采取了以下的分析步骤（如图1所示）：首先,对话语语料进行分析以揭示话语的表层架构（包括显性和隐性架构）;其次,结合话语社会文化语境进一步揭示表层架构与深层架构的关系;最后,阐述它们是如何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的。

本研究语料来自美国国务院网站。笔者以“silk road strategy”为关键词,检索了自2011年7月20日美国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新丝路战略”到2017年3月期间美国国务院各级官员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演讲,根据内容相关性对其进行排序并逐一确认,最终得到63篇演讲（共138 163个单词）。之所以选取官方演讲作为语料,是因为“它们对国家政策的基本设想和目标政策的论述比较精简、结构相对合理、内容连贯、焦点突出”（Kassianova,2001：826）,并且由国家授权传递信息,其目标听众既包括本国民众,也包括国外民众。研究主要借助AntConc词频软件对相关内容进行提取,首先对语料进行词频分析,找出其中的高频词,然后分析“New Silk Road”“United States”“Afghanistan”等语段的动词及其相关架构元件。

对语料进行词频分析并对高频词进行归类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话语架构方式及说话者的意图。如前文所述,词汇语义包含架构,即使脱离语境,词汇也不是单独的存在,它们与另一些词汇存在天然的语义关联,其意义根据同一架构获得界定。例如,“sell”和“goods”之间有联系,“sell”和“money”或“market”之间也有联系,它们属于同一架构,只不过可能分别属于不同次级架构或处于同一架构的不同层级（下文会具体分析）。将这一思路拓展到话语层面可以发现,同一类话语中出现频次高的实义词实际上属于同一架构的不同次级架构或处于同一架构的不同层级。具体而言,高频词之间虽然不完全属于“同义词或类同义词”（Halliday,1976：571）,却是一种词汇的“过度聚集”（overlexicalization）,表明特定话语关注的基本问题（Fowler & Kress,1979）,是言说者通过语言改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政治家用于表明自己的关注点以及由此构成的话语模式的一种最系统性的方式（Flowerdew,2004）。因此,对高频词进行分析可以揭示该话语的架构方式以及生产群体的经验和价值取向。

据此,研究首先运用AntConc软件对语料进行词频分析,得到频次最高的前200词^①(① 之所以选择使用频次最高的前200词,一则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词汇能够直观地呈现其中的架构关系,二则本文篇幅有限,无法容纳更多词汇。),去除其中的功能词及部分用处不大的实义词（如all、this、more等）后,共得到82个实义词,可归为13个大类：“新丝路”概念、国家与人民、经济、交通、地理、政治、安全、能源、时间、发展、合作、行动和中性词等（见表1）。

从架构角度看,表1中不同类别的词汇（除中性词以外）,实际上代表着美国“新丝路战略”话语中不同的次级架构,表明了美国“新丝路战略”涉及的主要方面和关注的焦点所在。

这些词汇呈现的是话语中的表层架构,是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政策话语架构和“丝绸之路”话语架构等深层架构基础上进行重新架构而形成的。王晓德（2000）对美国外交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次级架构中的国家与人民、经济、地缘位置、国际政治、安全、能源、发展、行动、合作等一直都是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经常涉及的主题,并非在“新丝路战略”政策话语中第一次提出。它们属于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系统的深层架构,“新丝路战略”话语中呈现的此类话语的次级架构是美国外交话语深层架构在具体议题上的表层化体现。同样,正如Christian（2000）所指出的,国家与人民、经济交往、互联互通、中亚地区、行动、合作、发展等正是“丝绸之路”话语的历史意义之所在,是“丝绸之路”话语系统的深层架构,“新丝路战略”政策话语中的此类话语次级架构是“丝绸之路”话语深层架构在具体议题上的表层化体现。因此,美国“新丝路战略”话语的表层架构及深层架构总体可以概括如下（图2）。

从图2可以看出,“新丝路战略”话语总体架构竭力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与“丝绸之路”话语中架构相重叠的次级架构,同时加入了美国全力关注的国际政治、安全、能源等次级架构以及与所涉地区之间互联互通的次级架构。整体来看,在“新丝路战略”话语中高频词所属的比较敏感的词语类别（如“安全”“能源”等）中,均包含积极或中性意义,不含负面意义。Flowerdew（2004：1 565）提出：“词汇重复和模式化是构建语料主题最明显的方式”。根据这一观点,该话语总体架构力图体现美国中亚地区政策是积极促进和平、安全、稳定、发展、合作和互联互通等。

美国自“9 • 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一直在中亚奉行进攻性的军事和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与上文我们所分析的架构明显不符,不由让人对此话语总体架构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出现的原因,同时也为了再次论证不同类别高频词代表不同的次级架构,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次级架构进行进一步分析,特别是要对每一个具体次级架构中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lexical unit）和架构元件（frame element）进行分析,并结合其他语言分析理论进行解读。这样做的基本理据是“总体架构一般不具有特定视角,次级架构才会呈现某种特定视角”（Ruppenhofer et al.,2010：7）,总体架构表面看来并不体现任何意识形态立场,只有对次级架构的分析才能够全面地揭示其中隐含的立场。本研究针对语料中包含的“New Silk Road”“United States”和“Afghanistan”^① (① 语料中“United States”和“We/we/our/us”的所指基本是一致的,而“Afghanistan”和“Afghan”的所指是一样的,由于包含“United States”和“Afghanistan”的语段足以表明架构特征,此处省去对包含其他几个高频词的语段分析。)等词的次级架构进行了分析。选择“New Silk Road”是因为它是“新丝路战略”话语最核心的主题词和次级架构,选择“United States”“Afghanistan”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该话语的生产者和最主要的实践对象,是“国家和人民”次级架构中最重要的构成成分。本研究重点考察了语料中包含上述各词组的句段中动词及其与相关架构元件之间的关系,因为句子中能够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主要是动词,主语、宾语、状语、定语等是语法上依附于该动词的单位,属于架构元件（Ruppenhofer et al.,2010：5）。此外,研究还结合Halliday（2000）对功能语法中有关句子过程的描述,对分析结果进行了解读。研究将上述各词组作为主题词进行提取,最终获得包含“New Silk Road”“United States”“Afghanistan”的句段分别为218、420和952条次。

（1）对包含“New Silk Road”语段的分析

对包含“New Silk Road”的218条语段进行分析后发现,“New Silk Road”有时是动作执行的对象,有时是动作执行者,两者的出现频次分别为107次和77次（其余语段不能明确区分）,具体情况如表2、表3所示。

作为执行对象时,“New Silk Road”的执行者多数为“United States”,由动词这一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引发的动作主要有3类：第一类（也是最经常出现的）是提出、解释、阐述“新丝路战略”概念;第二类是建设、支持、促进、实现“新丝路战略”;第三类则是比较抽象的动作,出现的次数较少。

例（1）... in Chennai, India in July of this year, Secretary Clinton laid out her vision of the New Silk Road.（选自：Remarks at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例（2）Almost two years ago Secretary Clinton articulated the New Silk Road vision of increase...（选自：The New Silk Road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例（3）We want to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a common New Silk Road project.（选自：Remarks at the Opening of the C5+1 Ministerial Meeting）

例（4）The U.S. government is working so hard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o translate the New Silk Road vision into concrete results.（选自：The U.S. and the New Silk Road）

例（5）... and many have welcomed the Secretary’s New Silk Road vision.（选自：Remarks at 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显然,上述例子都属于Halliday（1976：110）所说的物质过程,它们表明了“某一实体”（美国）正对“另一实体”（“新丝路”）实施某个动作,其中前4例的动作比较具体,最后1例的动作较为抽象。这5个例句都突出了“新丝路”的被动地位,凸显了美国行为的主动性,使用的是“美国是‘新丝路战略’的倡导者、支持者和推动者”的显性架构方式,意在塑造美国“开拓创新”和“无私利他”的形象,与此对应的隐性架构则是“‘新丝路战略’处于培育阶段、尚未充分实施”。

作为执行者时,“New Silk Road”执行的动作也包括3类：第一类出现次数最多,主要是表示支持、促进、实现具体执行对象（“Central Asia”,特别是“Afghanistan”）的互联互通、发展、经济、能源、安全等;第二类则没有执行对象,只是表示自身的变化,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也比较多;第三类出现次数不多,意义比较笼统、泛化。

例（6）In the essence, this New Silk Road vision seek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选自：Remarks at 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例（7）The New Silk Road will also promote women entrepreneurs...（选自：Remarks at a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on Afghanistan）

例（8）As the New Silk Road vision advances, I can easily imagine...（选自：Remarks at the OSC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Asia Border Security Initiative）

例（9）...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New Silk Road is taking shape...（选自：Delivering on the New Silk Road）

例（10）... This New Silk Road vision recognizes that a secure, stable, and prosperous Afghanistan can only exist...（选自：Remarks at the OSC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ral Asia Border Security Initiative）

在以上几个例句中,例（6）~（9）同样属于物质过程,不过,“新丝路”由执行对象变成了执行者。其中,例（6）~（7）是有执行对象的及物过程,其动作“对他者产生影响”;例（8）~（9）是没有对象的不及物过程,只表明“本身发生了某种变化”,没有对他者产生影响（Halliday,1976：110）;例（10）是一种感知类的思维过程,它往往与“事实”联系在一起,即通过运用这一过程,使非人事物像人类那样认识周围存在的“事实”（Halliday,1976：114）,但所谓的“事实”并不一定真的存在。可以说,“新丝路”作为执行者时,第一类动作突出了“新丝路”行为的主动性,使用的是“‘新丝路’战略促进了中亚地区（阿富汗）的交通、经济、发展、合作、安全等”这一显性架构,后两类则包含了“‘新丝路战略’正处于成型阶段”的隐性架构。

（2）对包含“United States”语段的分析

对包含“United States”的420条语段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作为动作执行对象出现,它通常都是动作的执行者,两者出现的频次分别为41次和292次（其余语段不能明确区分）,具体情况如表4、表5所示。

“United States”作为执行对象时,动词这一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引发的动作有两类：第一类动作意义较为具体,如例（11）~（12）分别明确指出美国在投资和安全方面所获得的利益;第二类动作则较为抽象,如例（13）~（14）只是笼统地说“可能对……有利”和“使……非常重要”。上述语段都属于及物过程,突出了美国被动接受的情形。显然,它们的显性架构方式都是“……对美国可能很重要”。但是,“United States”作为执行对象的语段在全部420条语段中占比很小,这表明美国竭力淡化自己也会从“新丝路战略”中获益这一事实,并且力图将“美国没有从中获得利益”的隐性架构植入文中。

例（11）The Tata Group has invested more than $3 b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选自：Remarks at the Busines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例（12）...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 safer and more secure and, by extension, make the United States safer and more secure.（选自：Remarks at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例（13）Greater connectivity can potentially benefit everyone,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选自：The Potential of the Trans-Caspian Trade Route）

例（14）If nothing else, geography makes Central Asia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United States.（选自：Central Asia, What’s Next）

而“United States”作为执行者时,动词这一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引发的动作同样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为实施“新丝路战略”在中亚（阿富汗）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建设、支持、促进、实现该地区的和平、安全、经济、交通、发展、投资、稳定等;另一类是美国将从实施“新丝路战略”中获益。

例（15）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iding Central Asia in playing its role, through security, economy...（选自：Central Asia’s Role in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例（16）The United States has supported some 200 road projects, which included building new roads...（选自：Keynote Remarks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例（17）... the United States has what it takes to keep leading in the 21st century.（选自：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conomic Statecraft）

例（18）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been a Pacific power because of our very great blessing of geography...（选自：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例（15）~（16）突出了美国行为的主动性,属于及物物质过程,意在强调美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帮助该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此类语句力求塑造美国能够对“其他实体”产生重大影响的形象,在以“United States”作为执行者的语段中占据绝对多数。同时,例（17）~（18）属于关系过程,旨在重申美国在世界及有关地区的地位和权力。关系过程设定两个独立实体之间存在“实质性”（being）关系,且位置可以互换,但是后一个实体被归属（attributed）或识别（identified）为前一个实体的属性或特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例（17）用“x has a”形式呈现“a is an attribute of x”,将“美国有能力在21世纪继续保持领先”归为美国特有的属性;而例（18）则用“x is a”的形式呈现“a is the identity of x”,将“太平洋地区主要力量”识别为美国的内在特征。虽然类似的关系过程在本研究的语料中出现的总次数并不多,但它们把此类特征“归属/确认”为美国“天然具备的东西”,有利于淡化美国“从中获益”的形象。概括而言,上述语段主要使用了“美国对中亚（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及其他方面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显性架构,同时又将美国外交文化中一直隐含的“美国天然具有……地位和权力”这一隐性架构植入到话语之中。

（3）对包含“Afghanistan”语段的分析

对包含“Afghanistan”的952条语段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大部分语段中它都是动作的执行对象,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充当动作执行者,两者出现的频次分别为622次和176次（其余语段不能明确区分）,具体情况如表6、表7所示。

“Afghanistan”作为执行对象时,执行者主要是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动词这一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引发的动作大多比较相似,主要是他国如何提升、促进、帮助阿富汗国内的交通、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等,意义较为具体和明显。

例（19）We explored more ideas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regional invest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选自：Keynote Remarks：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例（20）It would also bring very important transit revenues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选自：Looking Ahead U.S.-India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Transpacific Century）

此类语段基本属于及物物质过程,突出了美国及其他国家对阿富汗的帮助和贡献,其显性架构方式为“各国为阿富汗提供帮助”;阿富汗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其隐性架构为“阿富汗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国家”。

当“Afghanistan”作为执行者时,其执行的动作可分为3类：第一类没有执行对象;第二类通过介词与对象相连接;第三类有直接的执行对象。

例（21）... eventually and inevitably Afghanistan will have to stand on its own two feet...（选自：Central Asia,What’s Next）

例（22）A secure, stable, and prosperous Afghanistan can only exist in a secure, stable, and prosperous region.（选自：Opening Remarks at Nazarbayev University）

例（23）I mean, it seems like Afghanistan is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donors at least...（选自：Bonn Conference on Afghanistan and Meeting with European Partners）

例（24）... Afghanistan’s fortunes are tied to its neighborhood...（选自：Remarks at the Heart of Asia Ministerial）

例（25）... Afghanistan will assume lead responsibility for its own security...（选自：The United States’ New Silk Road Strategy,What is it? Where is it Headed?）

例（26）And the World Bank recently projected that Afghanistan will face continuing hardships and budget deficit...（选自：Remarks at the Bonn Conference Center）

尽管涉及的执行对象有差异,由动词这一激活架构的词汇单位引发的动作却具有相似性。例（21）~（22）属于不及物物质过程,原本似乎意在表明“Afghanistan”正在朝着自身能够独立生存的方向发展,但是例（21）中的“have to”和例（22）中的“only”等词却说明了动作的被动性。类似地,例（23）~（24）属于关系过程,表明“Afghanistan”作为执行者具有“dependent”“tied”等特征,处于受制约的状态。同样,例（25）~（26）的执行动作虽带有对象,但其动作意味并不强烈：例（25）指出阿富汗要“为自己的安全承担主要责任”,例（26）指出阿富汗要“面对持续不断的困难和预算赤字”,不管是“承担”还是“面对”都突出了阿富汗“不得不”的被动局面。可以说,上述语段的显性架构是“阿富汗不得不努力克服面临的困难”,其中的隐性架构是“阿富汗是一个执行能力欠缺的国家”。

（4）包含“New Silk Road”“United States”“Afghanistan”的语段次级架构的显性和隐性特征

以上对包含“New Silk Road”“United States”“Afghanistan”的语段的分析表明,3个次级架构中的动词及其相关架构绝大部分是高频词或其近义词,这些高频词在语料的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都存在密切联系,其呈现方式高度一致,符合前文中“同一类话语中出现频次高的实义词实际上属于同一架构中的不同次级架构或处于同一架构中不同层级”的推断,即不同类别的高频词的确代表着不同的次级架构。其次,“New Silk Road”“United States”和“Afghanistan”次级架构分别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视角,将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题（王晓德,2000;Lakoff,2004：10~11）及“丝绸之路”的相关描述（Jeong,2016：808~814）进行对照后发现,它们在深层架构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容（见表8）。分析表明,“新丝路战略”话语表层架构是美国对外政策话语和“丝绸之路”话语两个深层架构在话语层面的体现,它们不是完全脱离深层架构而新诞生的架构,而是深层架构在话语层面的重新组合。这一表层架构反过来会激活整个深层架构,促使人们运用原有的深层架构来理解话语的“重新架构”。最后,虽然这3个次级架构的视角略有不同,但其基本特征趋于一致。就其显性特征而言,它们都意图强调美国是“新丝路战略”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该战略会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带来巨大利益,美国也可以从中获利;而就其隐性特征而言,美国宣扬的是自己天然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义务,阿富汗则是一个需要帮助和拯救的国家,虽然该战略对美国很重要,但美国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利益。

美国对外政策话语之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架构方式,原因在于话语与社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话语既（部分）反映社会现实,又参与构建和改变社会现实,但互动的实现必须以人的认知为中介。从架构角度看,话语架构必须符合人固有的认知架构才能被接受并改变人的认知,最终促成社会现实的改变。就美国而言,一方面,“国家利益”是美国（也是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Lakoff,2004/2008;王晓德,2000;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2003）,即“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王晓德,2000：48）,其主要方式为合作和竞争（包括战争）;另一方面,美国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宗教信仰促使美国民众及政府在其对外政策中形成了独特的“天赋使命”理念,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是“山巅之城”“希望之乡”,他们有义务领导世界,拯救处于“黑暗”和“野蛮”中的世界其他“落后”之地。然而,在具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往往与“天赋使命”存在矛盾和冲突,此时,“天赋使命”不仅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而且可能成为美国追求其国家利益的行动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即决策者如果“想唤起公众对其国外冒险的支持,就必须把这种国家体系下事关实力和自身安全的斗争想方设法说成是为了实现最高理想和价值观念的斗争”（约翰•斯帕尼尔,1992：206）。基于这一深层架构,美国“新丝路战略”表层架构的显性侧面将其对美国的重要性轻描淡写,而着重讨论美国对该战略的重要贡献,明里暗里指出阿富汗是个需要帮助的落后野蛮的地方,不断强调该战略将对中亚（阿富汗）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在隐性侧面,该架构也不忘反复重申美国在世界上“天然的”领导地位以及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事实上表达了美国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做出“贡献”和提供“帮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从国际语境来看,在“新丝路战略”提出的10年前,美国对阿富汗发动了反恐战争,在中亚地区租用了多个军事基地。在此后的10年间,它一直试图以战争为抓手,一方面打击恐怖分子,一方面借机将自己的力量渗入到原属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从而对俄罗斯形成威胁并意图从西面包抄中国。但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的结果,相反,美国深陷其中,无法抽身。于是,美国提出了所谓的“新丝路战略”,希望以此代替战争手段,在得以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维持其在中亚的影响力。然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把阿富汗变成了一个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贫穷困苦的国家,饱受战争苦难的阿富汗人民对美国在当地的任何行动都充满质疑和敌视。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在构筑其“新丝路”话语时必须投阿富汗人民之“所好”,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些许认可。所以,在表层架构的显性层面,美国将阿富汗描述为“一个需要帮助的国家”,竭力突出它对后者的同情心,在此基础上大肆宣扬美国对“新丝路战略”的贡献,并借助古代“丝绸之路”话语（阿富汗曾经是其重要节点）固有的交通交流、经济、贸易、合作等深层架构来表明该战略十分符合阿富汗国情,很可能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当不得不在显性侧面提到该战略“对美国很重要”的时候,它又马上通过隐性方式说明“美国没有从中获得太多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在其“对外政策”和“丝绸之路”话语深层架构基础上,通过显性和隐性交替运用的方式试图构建出符合阿富汗人民认知的“新丝路话语”架构。总之,通过不断宣扬“对阿富汗人民的同情心”及“‘新丝路战略’对阿富汗有重要作用”等积极因素,美国政府竭力淡化自己的战略目的和利益追求,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调动阿富汗人民的积极情绪,逐渐弱化其负面情绪,最终使他们从疑虑转向接受甚至支持美国的行动。

对美国“新丝路战略”话语进行架构分析表明,该话语是以美国对外政策话语和“丝绸之路”话语的深层架构为基础,在表层架构对其显性和隐性侧面进行操控性交替运用而形成的。其表层架构主要由国家与人民、经济、地理、政治、安全、能源、发展、行动、合作等次级架构构成,且总体架构体现了美国积极促进中亚和平、安全、稳定、发展、合作、互联互通等对外政策走向。在次级架构方面,其显性侧面突出了“美国对该战略的巨大贡献”和“该战略对阿富汗的重要作用”,隐性侧面则暗示了美国在世界上“天然的”领导地位和对“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这种架构方式在表达美国战略意图的同时,一方面迎合了美国人固有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有助于消除阿富汗人民对美国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