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载于“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微信公众号。感谢王铭玉教授的大力支持。

主持人（刘宏）按语：中外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在新时代中国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理解不同国家的理念和价值观,寻求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实现“和而不同”和“美美与共”是中国智慧和中国声音的体现,也是互鉴互译的目标。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建设与发展正是实现文明互鉴和文明互译的重要保障,是对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的研精毕智,是对人才培养需要“大胸怀”“大视野”这一要求的有效解答。有鉴于此,我们邀请外语院校的校长、外语学院的院长及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共同讨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这一主题,共同聚焦外国语言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期促使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赋予崭新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生活在不同制度中拥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们如何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美美与共?只有不断保持对话和沟通,不断阐释和讲道理,才能最终获得彼此的尊重和理解,破解误解和不解的藩篱。对话、沟通、阐释、讲道理,无疑都离不开语言与文化。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与世界保持对话与沟通。人们渴望学习外语,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获得空前发展,迎来“白银时代”：学科基础进一步夯实,学科内涵得到丰富,各领域国外学者的作品被大量译成中文,研究人员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成功加入WTO,并保持经济连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开始关注中国,世界需要读懂中国,中国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东方智慧成为世界解读中国绕不开的问题。中国也需要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完成对自己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保持开放,需要参与国际事务,需要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不断发现和完善自己,更需要由规则的接受者变成规则的修改者和参与制定者。由此,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无疑将承载更加重要的崭新使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已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完善学科内涵,加强学科融合,提高学科质量,服务国家战略。

要通过扩大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对话,提高我们对外语和文学研究的能力,以此来加强中外文明的互学互鉴。外国语言和文学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主体内容,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语言和文学国别范围,从语言和文学中汲取各民族的精神源泉和文化力量,更加深入地开展外国语言和文化与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对比研究,丰富值得互学互鉴的具体文化事实,这将是我们开展民心相通的基础。

要加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翻译方向建设,提升现代中国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中译外能力。认识到翻译学科方向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提升实力的基础。学习外语的过程,就是对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和认知世界过程的学习,外语水平高、翻译能力强,能够促进我们更好地掌握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对世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我们要努力应用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导外语教学,编写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翻译教材,探索高校、行业及研究机构多路径联合培养高水平多语种翻译人才,形成新时代中国翻译人才培养的系列创新方法,这将是我们实现互鉴互译和文明对话的有力保证。

要加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区域与国别方向建设,认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连接其他学科的功能。区域与国别方向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内涵,使语言的教学过程承载的具体内容不仅包含文学,更涵盖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及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这将是单一的“经院式”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彻底转型,特别是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领域,要率先实现这一变革。这个变革挑战难度大、任务重,在拓展外语专业教师队伍知识结构的同时,应吸收更多能用外语讲授和研究区域与国别的教师资源。我们还要看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巨大张力和包容力,发挥其连接其他学科的功能,促进其与国际政治、国际传播及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刘宏/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都为外语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外语教育承担着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跨文化理解、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使命。但是,在全国2 688所普通高等学校中,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仅有55所。这意味着,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责任在肩、使命光荣。当前,构建学科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由之路。

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各高校之间的合作。独行快,众行远。应该树立“大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理念,构建全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命运共同体,加强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与交流,扛起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跨文化理解、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使命,立足中国大地,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培养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积极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积极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关键语种人才。

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相关学科之间的融合。目前,语言学相关学科分属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不利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语言学是国家需求迫切、交叉特征鲜明、创新空间宽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科门类。应该加快推进学科体系调整建设,调整现有的学科组织,构建交叉学科的研究组织,将细分的院系进行整合,在较大的学院下设多个系,包含广泛的学科,消解狭窄学科组织间的壁垒,加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融合。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增设语言学系,条件不成熟的应维持现状;不能简单拆分现在的文学院（中文系）、外语学院等,但是要适当调整相关政策和规定,确保语言学在文学院（系）、外语学院（系）中的一级学科地位。

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到“输入”与“输出”并重。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外语学科在翻译国外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各学术领域前沿理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外语学科作为“人文交流主力军”,要做到“输入”与“输出”并重,服务于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讲好中国故事,重塑我国国际形象,将我国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发展必须与新时代同向同行。也只有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才能担起时代使命,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发展。

（王军哲/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

外语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一般认为,外语起于东汉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对梵文的研究,涉及其所承载的古印度文化、宗教、哲学、社会等方面。从古至今,中国外语学科的内涵是丰富的,从未局限于语言和文学,正如胡壮麟先生所说,“‘外语学科’的提法虽然少了四个字,但概念是开阔多了”。在新版学科目录修订时,如能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简化为“外语学科”,将是对该学科的一次解放,会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泛,也符合当下发展“新文科”、鼓励学科交叉融通的要义。

胡壮麟认为,“对外语学科的分专业设置可考虑以下几类,文学、语言、翻译、文化（与外语有关国家的文化和国情）”。这与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将外语学科下设的13个二级学科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的导向是一致的。此处的文化应当为广义的文化,国情应当为国别和区域研究,以上4项内容均为外语学科固有内涵,即外语学科的人文性之体现。

20世纪80年代至今,外语学科一直陷于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争论之中。外语学科的工具性是指能够满足各层次领域对外交往需求的属性。工具性决定了外语学科具备很强的与其他学科的兼容性。但外语学科的工具性不等于将外语学科工具化,受西方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的影响,国内外语专业开始与相关应用型学科交叉,短期内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外语人才,形成了应用导向的交叉专业。在探索外语学科转型的过程中,ESP发展思路逐步扩大化,将外语学科工具化推广到所有相关学科,进而追求学科化形态。这样的发展思路势必导致外语学科的空心化和边缘化。空心化表现为外语作为专业模块的一部分从属于核心专业技能,主要目的是服务专门用途的对外交际功能。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若外语工具化发展到任何阶段都只是停留在“术”的领域,那么距离学理要求的概念化、体系化就还非常遥远。

首先,外语学科建设应该与市场化、资本化保持距离。提供专业细分领域内的翻译服务应该是专业翻译公司的主要职能。在翻译服务行业发展尚不成熟、仍处于低价竞争的阶段,作为知识密集和人才密集的科研单位,高校参与市场化竞争将与学科建设的初衷相悖。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迫使外语学科转向数字人文的“新文科”方向。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外语学科的冲击首先表现在机器翻译速度和质量的显著提升上。翻译服务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应用机器翻译,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已经开始,外语工具化发展的路径必须考虑产业升级对劳动者技能提升的要求,产业模式应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对于外语学科来说,必须将新技术应用到人文性研究方面,积极拓展数字人文领域,增强人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后,外语学科的转型要借鉴其他学科的“他山之石”,而不是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工具化的发展思路必将导致外语学科的附庸化,外语师资和人才的市场化、资本化短期内在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条件下可能获得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些行为对外语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

外语的“新文科”建设应当采取守正创新、错位发展的思路,以国别和区域研究方向为例,围绕具体的国别或区域,构建以研究对象为整体的知识组合方式,立足于外语学科的人文性,同时发挥其工具性的优势,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使外语学科的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不断拓展,构建形成中国话语、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的外部世界认知体系。

（罗林/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文科”建设和“双一流”建设是外语学科当下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在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承担新使命、发挥新作用、体现新担当,彰显外语学科的新内涵、新名片、新形象,已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吴岩司长在“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的报告中指出,高等外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全、规模大、责任重,应当从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的角度出发,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教授认为,建设“新文科”的核心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

在新的历史节点,外语学科被赋予了新使命和新担当,新的发展机遇近在眼前,外语学科如何突破,如何融合,如何融入?这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外语学科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消除自我边缘感,增强主体意识,参与构建并助力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形成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打破传统的“守城”理念,主动融入,积极作为。

面对全球新格局对文科发展的新要求,外语学科亟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通晓规则的高素质国际组织人才,加快培养适应全球新格局的高素质国际化专业人才,包括外交人才、国际经贸人才、涉外法治人才、国际新闻人才、国际专利人才等,着力提高学生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跨文化能力和国际化领导力。

面对“双一流”建设目标,外语学科应走集团军式建设之路,打破语种界限,突破专业壁垒,以学科建设为抓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平台搭建为手段,以团队建设为重点,聚焦“大人才、大团队、大平台、大成果”,切实提高学科层次、教师科研水平和学科核心竞争力。

就路径而言,可以走升级发展、交叉发展、捆绑发展之路。升级发展是指巩固传统优势,盘活存量,整体推进外国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领域的建设水平,改变零散化发展状况,用大外语思维推进跨语种协同发展。交叉发展就是要增扩学科内涵,做优增量,加强“文文交叉”“文理交叉”“文医交叉”,增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临床语言学、人文医学等学位点或学科方向,形成新的发展增长点。捆绑发展是指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一体化,提高质量,立足学校规划,服务地方发展,在学科建设中充分体现育人育才的目标,落实立德树人之根本,守住初心。

为此,外语学科应坚持以人为本,突出跨界融合,强化实践导向,探索范式创新。应把握好学科内涵与交叉融合的关系、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学术研究与育人育才的关系,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和教研深度融合,打造教学科研双优型教师队伍建设,建立高水平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作出外语学科的积极贡献。

（王俊菊/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转型升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的中流砥柱,必须站位高远,放眼世界,聚焦学科内涵发展之路,坚持培养优质人才之路,打造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内驱活跃、外推强劲、影响广泛的“新文科”特色之路,主动承担时代赋予的新角色、新使命。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必须明确目标,找准定位,方能不错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外语学科要以此为引领,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事业发展的大方向,发挥学科天然优势,着力培养“一带一路”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及以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人才。

解决发展定位问题,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局部看,推进学科动态调整,抛弃终身制观念,是外语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对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的积极响应。原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13个二级学科现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这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五大学科方向应注重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特色,以学科交叉融合为路径,优势互补,生成新的学科增长点,不断适应和满足“学科交叉时代”的新要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整体看,外语学科本身呼唤国际视野,其发展既要立足于自身需求和能力,又要坚持下好全国一盘棋,还要分析好国际发展趋势,完成从服务学校定位、服务区域发展进而服务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转变。这要求我们在外语学科建设中必须紧盯学科前沿,树立学科标杆,深化与国内外一流大学、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推动更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融入甚至赶超世界。

保证外语学科内部各要素有序发展,有机组合,方能不断路。

高质量发展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标,人才是根本,而质量是关键,质量提升是核心,质量关决定人才关。

（1）专家要前沿——打造一支以学科领军人物为核心的国家一流教学科研团队,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决定着学科教育的水平。

（2）团队要鲜活——青年教师是今后教学科研的主力军,帮扶青年教师是保证现有人才队伍质量、提升团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是打造竞争新优势、保证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过程要立体——以“新文科”建设为背景,以“建金科、建金课”为总要求,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构建新型国际化课程体系,开设跨学科交叉课程,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强化培养过程管理,提升育人质量。

（4）培养要个性——注重分类培养,保证人才培养的个性化,既有学术型又有应用型,更加注重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保证人才金字塔塔基和塔尖共同发展、各显其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对人才的新要求。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坚持纵向深入、横向管理的评价体系,方能不堵路。

外语学科的高水平建设,应当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努力实现学科研究方向上的纵深发展,即把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同时,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应打破量化考核的藩篱,从根本上破除将“唯数量论”作为评价依据的做法,细化评价机制。另外,鼓励师生研究“同频共振”,切实发挥导师“导学导研”的重要作用,推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二者互为支撑、深度融合。

坚持横向管理,这就要求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开展多主体的良性互动,营造工作协同开展、责任落实到位的学科管理生态。建立专家咨询常态机制,通过学科自评、校内外专家互评、第三方机构评估三管齐下的主客观评价方式,加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自我评估和过程管理,动态监测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具有内生活力的评价治理体系。

（李迎迎/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018年开始,我国提出了发展“新文科”的理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新时代,“新文科”的理念如何在外语学科中得以体现?什么叫“新外语”?“新外语”有何特征?“新”从何而起,“新”在何处?如何建设“新外语”?这些问题是当下外语界,特别是外语学科需要深入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是笔者对“新外语”建设的两点思考。

第一,“新外语”的建设首先应以基础研究守正,特别是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自身特征的外语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在世界外语教育的舞台上发出中国之声。对于“新文科”建设,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指出,“新文科”建设的要义在于引领学科方向,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以解决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旨归,重点工作在于新专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因此,“新外语”建设首先要正确地引领未来外语学科的发展方向,避免功利化倾向,扎扎实实做好本学科的基础研究,构建基于我国外语学科主要事实的新理论和新体系,这是下一步我国外语学科发展的立命之本。对于“新外语”的基础研究,我们认为有两点需引起重视。一是突出原创性研究,这是外语学科的根本价值所在。西南财经大学马骄教授指出,“新文科”的建设首先要坚持从1到N（指传承绵延与递进）与从0到1（指原创）的高度统一,突出原创性。就语言研究而言,外语学科的原创性研究还远远不足。2007年,在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成立仪式的致辞中,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先生在谈到外语界和汉语界的结合时指出,外语界的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1）外语界有时分不清研究和介绍,往往误以为介绍国外的理论就是研究,因此总是在介绍人家的理论,而实际上介绍是介绍,研究是研究;（2）对研究对象不太明确,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语言理论,外语界往往误以为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理论。就翻译学科来说,目前我国急需的中译外基础研究远远不足,在理论上尚不能对中国译者从事中译外工作的合理性做出充分的论证,在实践上中译外的成效也不够理想。就外语学科近年来新兴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来说,基础研究同样远远不足,表现之一是无论是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还是外语界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对重要国际事件的预测很多时候失准,原因就在于轻视基础研究,缺少有质量的深入研究,喜欢高谈所谓的战略,却对战略形成的基础即扎实的国别研究投入不够。二是当前外语界还存在对方法论的忽视,没有科学的方法论,就难以保证研究的质量和学科的水平,因此外语学科还应进一步加强方法论的建设。

第二,“新外语”的建设要通过学科交叉融合进行创新,以满足新时代对外语学科的社会需求。传统的外语学科建设往往以学科为主导,忽视了外语学科建设中的社会问题,如外语学习的费时低效、语言环境中外语表述的不规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迷茫与困惑等问题,从而导致外语学科对社会的回应能力不足。外语学科建设中的这些社会问题往往不是单纯的语言学、文学或翻译学等可以解决的,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方案。学科分立是工业革命时代初期的产物,目的是以分工来提高效率,但这种分立现在已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期刊主编王学典指出：新旧文科之间,除了内容上有无中国特色之外,还有一点差异,即“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和科际融合,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这是学科发展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我们认为,外语学科的学科交叉融合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外语与人文学科内部学科的融合,如外语+历史、外语+哲学等;二是外语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如外语+政治、外语+经济、外语+法学等;三是外语与理工科学的融合,如外语+大数据、外语+人工智能等。这应是新时代外语学科的交叉融合创新之处,创新的重点工作在于新专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这四个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但无论是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还是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外语学科都要保持自身鲜明的底色。

因此,“新外语”的建设,要以基础研究守正,以交叉融合创新。

（武光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