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重要人物。小说有两条爱情主线,尤金和哈蒙分别为男主角,而且尤金和海德斯东的对抗是小说最扣人心弦的部分（Bradbury,2001：164）。尤金带有鲜明的纨绔气质,他懒散厌世、话语俏皮,奇怪的是,尤金的纨绔子身份鲜少得到承认,常被忽视或一语带过。本文认为尤金兼具绅士和纨绔子的特质：纨绔作风让他不同于严肃正直的绅士,重要时刻表现出的慷慨善良又令其有别于堕落的纨绔子。而且,在小说中纨绔精神被赋予了积极意义,是进行社会批判的一个倚靠点,与小说主旨一致。承认尤金的纨绔性有利于重新认识狄更斯与纨绔精神的关系,揭示人物设定上的复杂性和内在统一性,摆脱对尤金难以进行道德判定的困境。

下文将结合狄更斯与布尔沃•利顿其人其文的联系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的文本,分析尤金作为狄更斯笔下纨绔子—绅士这一看似悖谬形象的合理性。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尤金有着机智的言辞、镇定自若的举止、懒散的生活方式和浅表化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了鲜明的纨绔子气质。西方批评者对尤金是否为纨绔子迟疑不决,即便承认其纨绔子身份,评价也多负面。在少数提及狄更斯笔下的纨绔子的评论中,麦克马斯特虽然讨论了纨绔子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尤金（McMaster,1969：133~146）;科斯特认为尤金缺少严肃的价值观念,“自私地游离于社群之外”（Coste,2009：119）。更多批评绕开了纨绔子问题对尤金进行道德评价：布拉德伯里将尤金与海德斯东、赖德胡德等恶人并置,认为三人皆受欲望驱使（Bradbury,2001：152~166）;钱德尔使用“残忍”（brutal）等字眼描述尤金与丽齐的河边相会（Cheadle,2001：78~91）。尤金有时被视作绅士,保罗•戴维斯、罗伯特•斯蒂文森等皆持此观点。斯蒂文森认为,狄更斯笔下的绅士形象多不成功,唯有《双城记》中的卡顿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特威姆娄和尤金是例外（Bloom,2008：64）。

可以看出,学者对尤金的道德评价趋于两极化,反感尤金者将他视作引诱者,“欲望”“残忍”等字眼与这一认识有关;同情尤金者强调其绅士性而无视、淡化他的纨绔子气质。

众多批评有意无意回避了尤金的纨绔性：一方面,纨绔子与绅士的定位难以调和,纨绔子自带负面标签;另一方面,狄更斯的创作似有断裂,难以将尤金归于他以往塑造的纨绔子群像之中。

卡莱尔在其名著《旧衣新裁》中提出：“纨绔子的整个心灵、钱包和整个人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衣服穿得好、穿得巧妙”（Carlyle,1927：221）。纨绔子奉时髦小说为《圣经》,对衣服的领子、颜色、褶皱等穿衣细节十分挑剔,凡此种种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寻找存在感,哪怕仅是视觉上的存在感。在卡莱尔看来,他们有自恋、自我崇拜倾向,是宗教式微、思想混乱的产物（Carlyle,1927：221~231）。说起时髦小说,便不能不提到布尔沃•利顿。利顿出身贵族,是有名的纨绔子,麦考利曾在信中揶揄道：“利顿的衣服耗资不菲,抵得上其他五个人”（Sadleir,1931：358）。利顿因《佩莱姆》名噪一时,这部小说注重服饰、室内装饰上的细节渲染,被暴发户们奉为“礼仪指南”,开启了时髦小说或银调羹小说的先河。

狄更斯对卡莱尔极为敬重,在纨绔子问题上受到了他的影响。哥德尔伯格认为,狄更斯对纨绔子书写有较强的自觉意识,早在《奥利弗•特维斯特》（1837）中便对服饰进行了刻意描述（Goldberg,1972：20）。狄更斯在19世纪50年代创造了一系列纨绔子形象,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斯提福斯、《荒凉山庄》中的特维德洛甫和斯金波、《艰难时世》中的赫德豪士、《双城记》中的卡顿等。这些人物都具有纨绔子的常见特点：特维德洛甫对穿衣修饰十分讲究,赫德豪士常发悖谬之语,斯金波爱谈艺术、多浪漫幻想。狄更斯的纨绔子们大多徒有其表,赫德豪士意图引诱良家妇女,特维德洛甫无视妻儿死活,斯金波自私贪婪、冷酷无情,他们外表浮华、内在堕落,在形象上与卡莱尔对纨绔子的定位一致。

狄更斯笔下的纨绔子在道德上多为人不齿,对狄更斯纨绔子群像的固化印象影响了批评界对尤金的评价。

尤金玩世不恭、放任自流的情感态度令其有玩弄下层女子之嫌。但纨绔子—引诱者与道德性并非绝难相容。引诱者是英国文学的经典形象,他们放荡不羁、能言善道,对此类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引诱者意味着道德败坏,如《克莱丽莎》中的洛夫莱斯、《奥特朗托城堡》中的曼弗雷德。在《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中,费德勒认为,洛夫莱斯和曼弗雷德等引诱者—恶棍形象事关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文化争夺：引诱者多出身上流社会,其品质败坏反映了贵族阶层的堕落。另一方面,引诱者有道德瑕疵却无伤大雅,《如此世道》中的米拉伯尔、《造谣学校》中的查理•瑟菲斯、拜伦的唐璜皆是如此。尤金大致属于后者。在与丽齐这一贫苦女孩的来往中,尤金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对其自身潜在的引诱者身份尚无自觉意识;所谓的“引诱”更因他对丽齐的真情和求婚而被消解。钱德尔指出,狄更斯与女演员埃伦的感情经历让他对尤金同病相怜,因二人都爱上了下层女孩,陷入不能成婚又无法放手的困境（Cheadle,2001：88）。生活境遇的相似让尤金成为狄更斯自我形象的投射,对这样的人物作者大体上不会予以苛责。

道德瑕疵的淡化与最终被救赎的结局让尤金在狄更斯的纨绔子群像中显得别具一格,纽维和威尔逊都看出狄更斯对纨绔子的态度趋于复杂化。实际上,狄更斯在以往的创作中对纨绔子也并非都是一味否定的,纽维在《文化对立：狄更斯与拜伦式遗产》一文中意识到这一问题：斯提福斯追求艾米丽,不过是寻求瞬间的冒险刺激,但正直的大卫• 科伯菲尔将对他的回忆和爱珍藏心底。纨绔子作为浪漫的拜伦式英雄,成为珍藏的集体记忆引人回望（Newey,2008：71）。安格斯• 威尔逊认为,尤金“个性丰满”,延续了作者前期作品中的引诱者形象,但又被赋予了救赎的可能（Wilson,2006：87~89）,只是威尔逊默认了尤金纨绔子—引诱者的污名,却忽略了纨绔精神可能附带的积极意义。尤金的纨绔性并没受到道德责难,反倒成为小说批判中产阶级文化的参照点。由此可见,《我们共同的朋友》对纨绔精神是接纳的,狄更斯与纨绔精神有相容的一面。

纨绔子是贵族精神的残余物,狄更斯出身中下层,靠自学成才,其价值观与贵族精神有着天然距离;狄更斯所处时代也并非纨绔之风兴盛的时期。虽然如此,狄更斯与纨绔精神仍存在种种联系,这为尤金的塑造埋下了伏笔。

纨绔精神是时代变迁的产物,著名的纨绔子布鲁麦尔与拜伦的出现有时代原因。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带来的长年社会动荡令原有的世家贵族没落潦倒,一批“以金钱论英雄的社会新贵”取而代之（Sadleir,1931：108）,社会流动刺激了财富的角逐和社交场中的时髦习气。《我们共同的朋友》创作于1864—1865年,英国虽无大的战乱,却处于旧贵族到资产阶级、“中世纪到现代性社会的转型期”,承受着旧社会价值衰落、信仰遗失的阵痛,滋生着厌倦和玩世不恭的情绪（Pine,1988：44）。纨绔子本质上是贵族精神的残余,在狄更斯时代贵族势力仍有较大影响,为纨绔精神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上文提到的利顿在其名著《英国与英国人》中强调了贵族精神的强健势头,认为它影响了英国人的国民性,让社会各阶层皆奉“体面”为准则。与贵族的亲疏联系直接影响到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等级秩序松动让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因为社会阶层的流动造成了时尚可为大家共享的假象,以致社会各阶级皆热衷仿效贵族（Lytton,1970：33）。其时,上流社会对英国展现出诱人的魔力,奥尔马克社交舞会盛极一时,它对宾客的血统出身要求极为严格,受到报纸热议和公众追捧（Hayward,2013：21）。贵族和贵族精神促进了中世纪复兴之风。埃格林顿伯爵于1839年不惜耗巨资举行骑士大比武,意图再现中世纪比武的盛况,参赛人员被冠以龙骑士或格里芬骑士头衔。王尔德在日后进行服饰革新时,喜欢采用老派服装,“看起来更像一位骑士,而非一位严肃的维多利亚绅士”（Schaffer,2000：44）。

利顿深刻认识到贵族文化对英国人的强大塑造作用。阿诺德在《论民主》中承认贵族文化曾经的凝聚力量,卡莱尔和罗斯金称颂中世纪的封建贵族。贵族文化也影响了狄更斯。奥赛伯爵、布尔沃•利顿、本杰明•迪斯雷利等是狄更斯时代著名的纨绔子,也是布雷斯顿伯爵夫人沙龙的常客。狄更斯于1839年通过约翰•福斯特进入该圈子（Slater,2009：142）。很多人都注意到狄更斯重外表修饰,卡莱尔在1840年写给约翰•卡莱尔的一封信中说道,狄更斯不是穿得好,而是相当有纨绔之风（Bloom,2008：5）。威尔逊也注意到狄更斯的矛盾性：一方面,狄更斯作为中产阶级的激进分子,厌恶约翰•切斯特等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引诱者,视他们为过时的专制权力的源头;另一方面,安格斯说,“只要看看博兹的早年照片,很容易便可看到他戴着戒指和留着卷发的纨绔子形象”（Wilson,2006：88）。

在卡莱尔眼里,利顿是“讲究穿衣的琐屑之人”,《弗雷泽杂志》对《佩莱姆》进行过大力抨击（Thrall,1931：318）,但这并不妨碍狄更斯与利顿的友好往来。二人在文名上不相上下、彼此欣赏,保持了长期的友谊。1839年,针对一位新手作家的抱怨,狄更斯在信中回复,其戏剧未能上演是由于作品的品质问题：“此剧无法上演,哪怕是谢里丹•诺尔斯或爱德华•布尔沃写就也不成”（Hartley,2012：59）。这反映了利顿在狄更斯心中的分量。1851年,狄更斯与利顿一起成立了“文学艺术协会”,公开表示喜爱利顿还未命名的戏剧,即后来的《我们没那么坏》。1857年,狄更斯写信给约翰•福斯特时,提及利顿喜剧《金钱》演出时的情景,评价说这部喜剧“人物真实,幽默机智,写得讲究”（Storey & Tillotson,1995：44）。以上不难看出狄更斯对利顿的欣赏和尊重。

狄更斯还参与了《我们没那么坏》一剧,出演纨绔子威尔莫特。狄更斯殷切盼望扮演此角色,曾于1851年写信给利顿毛遂自荐。正如此剧的副标题“人的多面性”所示,威尔莫特在纨绔子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高贵的心。狄更斯深知这一点,他说威尔莫特“殷勤、慷慨、随性、善虚饰,骨子里是个男人”（Hartley,2012：232）。科赛尔提到,《我们没那么坏》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剧情上相似,二者都描绘了纨绔子与野心家因争夺某个穷苦女孩而产生的戏剧性对峙（Cotsell,1986：160）。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野心家指自学成才的海德斯东。狄更斯与利顿的亲善关系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们没那么坏》的潜在借鉴,为正视并积极解读尤金的纨绔子身份提供了可能。

纨绔精神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被赋予了积极意义。尤金与一般纨绔子不同,对穿衣并无特别兴致,因而少了几分浅薄和浮华。纨绔作风在尤金身上主要表现为机智的言辞、自制的举止、懒散的生活方式和游戏人生的态度。尤金表现的纨绔精神提供了反思维多利亚社会的另一维度,在小说中承载着积极的意义。

在言辞上,尤金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俏皮话、悖论、警句是18世纪流行的话语风格,也是纨绔子的常见特点（Houghton,1963：225）,据说布鲁麦尔以应答敏捷、话语幽默著称。威尔莫特在《我们没那么坏》中妙语连珠,例（1）是他与杰弗里爵士的对话：

例（1）

杰弗里：当身体不好时我会请医生。

威尔莫特：怎能有如此危险、鲁莽之举?

杰弗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威尔莫特：请的这个人恰恰关心（关系）你的病况。（Lytton,1860：226~227）

此处用词“interest”（关心）是双关语。医生治病救人,竟然会给病人带来危险,此中的悖谬逻辑因interest的另一个含义“利益”得以理顺。从“关心”病人的病情过渡到从病人身上获取利益,暴露了医生的重利倾向。同样的悖论、双关和讽刺被尤金娴熟地运用到谈话中,如例（2）所示：

例（2）

“我打算置一个布娃娃呢,珍妮小姐。”尤金对珍妮•莱恩说。

“您一定会把娃娃搞坏的。你们这些孩子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您生意就好呀,”[……]尤金回答说,“要是人们把各种各样的诺言啦,契约啦,生意啦都破坏些,我的生意也就好了呀。”（Dickens,1963：224）

双关语在“break”（破坏）一词之上,此时它兼有“破坏”“违背诺言”之意。批评的对象是尤金所从事的律师行业,律师与上文的医生一样,从人们的不幸中牟利,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胜过对人的关怀。狄更斯对维多利亚人逐利风气的辛辣批判凝聚在纨绔子玩笑、悖谬的谈吐之中。

尤金惯于自我解嘲,在言语上刻意偏离社会要求的道德性。自我解嘲是纨绔子的常用手法。在《艰难时世》中,赫德豪士常自我贬损,他说“我比他更无赖”“我是不道德透顶的人”（狄更斯,1978：211,284）。当尤金告诉丽齐自己会继续盯紧赖德胡德的一举一动时,丽齐说,“我毫不怀疑您会这样”,尤金回答说,“我是一个容易让人家怀疑的人”“我是一个又坏又懒的家伙”（Dickens,1963：221）。作者辛辣地指出,赫德豪士的自我解嘲是对“丑恶”的刻意掩饰,对尤金却无批评之意。《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充满道德伪善,海德斯东一面教书一面在脑海中回放不久前实施的谋杀,赖德胡德敲诈、诬告,做尽坏事,却总声称自己是靠血汗生活的老实人。与他们相比,尤金的自我贬低彰显了他可贵的内在品质——他并不以好人自居,但嫉恶如仇,对好人丽齐深怀同情。尤金跟威尔莫特一样,嘴上刻薄,在行为上却有绅士品性,这与虚伪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尤金举止懒散随意,态度傲慢冷静。在与海德斯东的对抗中,尤金极其冷静地嘲笑激怒对方,他沉稳自如地面对海德斯东的尴尬、愤怒、受伤、侮辱,似乎毫不为之所动。尤金的自制尤为海德斯东所嫉恨,海德斯东悲哀地说：“我是多么不幸啊！”“他居然能够这样镇静自若！可是我在他面前却没法控制住自己来表现得更坚强些！”（Dickens,1963：275~276）自制和激怒对方是纨绔子的必备艺术,被尤金运用得炉火纯青。与其相比,海德斯东则显得极为情绪化,无论是与尤金的首次对抗还是后来的猫鼠游戏,海德斯东的劣势被放大到极致。海德斯东的敏感加剧了他的羞辱与受挫感,也激起了他对尤金的恨意与杀心。小说对尤金冷静的举止极尽渲染,极富感染力。

自制被看作是男子气概的体现,是纨绔子的惯有做派。谢弗指出,纨绔子“信奉克制和纪律,通过穿衣塑造一种半军事化、半僧侣化的理想自我”（Schaffer,2000：46）。史密斯也认为,纨绔子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控制“自己行为的各个方面”以获得景观效果（Smith,1974：730）。在自制方面,布鲁麦尔是行家。伍尔夫说,布鲁麦尔破产时,仍能维持冷静和尊严——1816年5月,“他独自吃了一份冻鸡,喝了一瓶红葡萄酒,去了剧院,坐车去了多佛。他连夜驾车,第二天抵达加来,从此再未踏上英国半步”（弗吉尼亚•伍尔夫,2010：417）。年轻的黑斯廷斯侯爵在德比赛马会上赌尽身家,身心遭到重创并在来年夭亡,但在赛马会上此人却能泰然自若,未表露出心碎的迹象（Hayward,2013：29）。自制自律的文化被融入绅士文化之中,男性自制在维多利亚时代为人称道,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南方与北方》中也描绘了如下场面：实业家桑顿面对汹涌而来的罢工工人,双手环抱一动不动,如同希腊雕像一般岿然不动。情感的外露奔涌在法国大革命后被视作动乱之源,下层劳动者的激情是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加以控制和约束的“破坏性”能量。海德斯东是小说中的破坏性力量,他奔涌的狂乱感情具有极大的威胁性,如同火药桶一般。因求婚失败,他情绪失控,并因嫉恨日夜追踪尤金,是个令人心悸的危险分子。小说对尤金和海德斯东的爱憎显而易见,这与狄更斯对“反叛”“能量”的一贯不信任有关（Stone,1980：275）。

尤金的自制与海德斯东的情绪化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比,也是阶级差异的外在表现。二人的举止行为深受其所受教育的影响。海德斯东是个孤儿,无缘公学、大学等贵族式的人文教育,接受的是以机械记忆为主、以职业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教育。教育背景外化于举止,让二人高下立判,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和命运走向。正是二人的外在举止决定了丽齐的心之所向。海德斯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机械、阴沉、褊狭,珍妮说“我可知道他的鬼把戏跟作派”（Dickens,1963：328）,丽齐在头次见面时便打心底里厌恶海德斯东。相反,尤金的举止赢得了丽齐的好感。小说中有一段这样描述：丽齐注意到尤金“走在她身边,心情是那么愉快[……]他妙趣横生的谈吐和镇静自若的神态,与她那求婚者的阴郁、拘谨[……]相比,是那么优越”（385）。尤金因冷静自若的举止受到欣赏和敬重,对尤金的偏爱反映了小说对贵族精神文化的部分认同和对功利主义教育的批判。

闲散、闲聊、无所事事一直是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的特权,新兴资产阶级在与贵族文化的争夺中,鼓励节俭、节制等美德,谴责贵族悠闲和奢靡的生活方式,闲聊被看作没事干的富人才有的姑婆习气（约翰•斯梅尔,2006：233~234）。贵族们无所事事,他们的社交生活主要是俱乐部活动、舞会、歌剧等,时间花在交谈、闲聊、赌博和休闲活动上（Smith,1974：728）。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人权辩护》中认为,贵族们生活懒散、四肢不勤、无所用心,让英国的上层男性变得娘气。卡莱尔对纨绔子的穿衣和懒散的讽刺,强化了纨绔子的阴柔形象。虽然如此,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绅士与贵族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如出一辙,他们是俱乐部的常客,在吃饭、看报、散步中消磨时日。

尤金在小说中十分闲散,时间多花在闲逛或参加宴会活动上,很少投入工作,对此他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尤金这样评价勤劳的蜜蜂：“它们在工作,但是您不认为它们做得过分了吗?它们工作大大超过了它们的需要”“是否就因为蜜蜂的关系,人类的劳动者才不应该有休息的日子?是否就是因为蜜蜂不要求变换它的环境,而我就永远不能变换我的环境?”（Dickens,1963：88~89）尤金对过度劳作的批评反映了他对新教工作伦理的反思和抵制。悠闲的生活方式与狄更斯并非不相容。乔治•奥威尔指出,狄更斯的大部分小说在结尾处让人物享有“灿烂的悠闲”生活,获得彻底的悠闲放松。这是18、19世纪中产阶级的梦想,是对贵族式生活的追逐和靠拢,是中产阶级自我奋斗的最终目的。奥威尔说,在狄更斯的世界中,过上衣食无忧的悠闲生活是小说中人物的首选（Orwell,2006：44）。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鲍芬和约翰•哈蒙的好运印证了奥威尔的真知灼见——约翰可以靠工作过上自足而简朴的生活,但借助遗产让贝拉梦想成真。斯东教授将鲍芬对贝拉的考验和馈赠视作童话故事,这种情节安排是18世纪英国戏剧中多现的桥段（Stone,1980：279）。狄更斯舍弃了现实,营造了主人公终于过上王子公主般幸福生活的幻梦。

而且,小说中的工作并未给海德斯东和维纳斯带来幸福。前者因教育职业训练而内心压抑褊狭,维纳斯则抱怨说,“就这样,一个人爬到了树顶上,魏格先生,结果只发现,原来爬上来什么也望不见！晚上我坐在这儿,四边摆着我心爱的手艺成果,但是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呢?它们毁了我。”（Dickens,1963：79）与残肢碎片打交道是维纳斯所长,但这门手艺并没带给他爱情和体面。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良善之人得以悠闲地生活,劳作者如海德斯东和赖德胡德往往邪恶下贱,这显然不是在提倡工作伦理。尤金的悠闲和作者对主人公休闲生活结局的安排,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反思。

尤金的纨绔精神还体现在人生态度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贤们如纽曼、卡莱尔、阿诺德都讲求诚挚,要求人们严肃、高尚地生活,拒绝随意、浅薄或轻佻的态度（Houghton,1963：222）。按此标准,尤金显然缺少诚挚性,他拒绝慎重对待生死、道德等基本问题,对待道德和死亡抱有游戏心态。在布置厨房时,他戏谑地说,这些物品有助于塑造家庭美德,对我可能产生积极影响（Dickens,1963：268）。在尤金眼中,道德不但无力影响生活,反倒受物的影响,人丧失了道德上的自主性。在与海德斯东的猫鼠游戏中,尤金的死亡意识极其淡薄,他的整个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海德斯东的愤怒和屈辱上。对海德斯东追踪带来的死亡威胁,尤金显得毫不在意、满不在乎,生死在他那里失去了重量。这与阿诺德和丁尼生对生命脆弱的叹息、罗斯金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大相径庭。因为重视生命,罗斯金极其关注死亡,认为人像“老鼠一样”意外卑微的死亡结局有违人的尊严。尤金对死亡的漠视反映了生命价值的失落。

尤金看似轻浮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信仰、目标失却之后带来的现代性烦恼,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转型和思想危机的表征。尤金自称对世人的了解超过对自己的了解,厌倦了生活的谜团,隐隐透出世界和自我不再是“简单的、不变的、可靠的、一元的东西”的认识,但尤金没有王尔德那样借宣传大力塑造“多重自我”身份的自觉意识,而是充满了茫然和倦怠感（胡永华,2011：43）。纨绔作风暗示了不同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周小仪教授曾说,“唯美主义者在思想上对中产阶级的反抗,转化为实际生活中与传统道德格格不入的纨绔作风”（周小仪,2002：52）。或因如此,保守的维多利亚人对纨绔子难以容忍,认为“玩弄辞藻与玩弄思想一样可耻”（Houghton,1963：225）。尤金游戏人生的纨绔作风和百无聊赖的失重状态,是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叛,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躁动。

尤金的纨绔作风显示出的反思、反叛精神,与小说的社会批判主旨是一致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小说,作者对社会的认识趋于悲观。小说色调阴郁,垃圾山、打捞死者以获钱财的船夫、傲慢自大的波茨纳普、以他人不幸为谈资的饮宴者、利益婚姻等都证实了社会问题丛生。小说中,哈蒙和尤金遭遇他人处心积虑的追杀,真正的好人特威姆娄软弱而轻信,即使大团圆的结局也显得虚幻,因为狄更斯原本的构思是让尤金死去。斯东教授甚至将尤金、海德斯东、赖德胡德等与死亡的接触以及珍妮幻想中的“非存在”看作是小说中的死亡执念。在哈蒙—贝拉这条线索上,狄更斯不得不借助鲍芬这一童话中的“教父”角色,让贝拉追求的爱情和富裕生活得以两全。斯东教授对狄更斯童话手法的洞悉,道出了狄更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和无奈。虽然小说的团圆结局是狄更斯对家庭价值和秩序的再次回归,但家庭最终也只是成就了逃避的幻梦（Stone,1980：272~282）。

狄更斯不满维多利亚中期的功利主义教育,不满人们的道德虚伪和对财富的追逐以及工作至上的生活方式,纨绔精神恰好提供了批判中产阶级文化的参照点。正如威尔逊所说,纨绔子的傲慢曾是专制、旧制度的标志,现在成了反对波茨纳普的标识（Wilson,2006：90）。威纳也指出,不同于其早期作品,在处理来自中产阶级的尤金与来自社会下层的自我成才的典型——海德斯东的冲突时,狄更斯将全部的同情都倾注在尤金身上（马丁•威纳,2013：47）。

尤金这一形象让狄更斯与纨绔精神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巴贝（Barbey d’Aurevilly）指出,卡莱尔简化了纨绔子问题,“纨绔精神不仅是衣服问题,而是一套生活哲学……一种存在方式”（Pine,1988：17）。狄更斯通过尤金这一人物超越了卡莱尔式的偏见,未将纨绔子等同于衣饰光鲜、虚荣自负、道德败坏之徒。纨绔子们追求享乐,缺少社会担当和内在的严肃性,狄更斯认识到了他们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然而,纨绔精神作为贵族精神的残余和现有的文化资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伪善、工作伦理、功利主义提供了参照,指明了另一种生活和认识方式。哥德伯格指出,狄更斯对改革后的国会这一中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终至失望,但既不愿意恢复贵族政治,又不愿意考虑平民革命（Goldberg,1972：155）。纨绔精神兼具解放性和破坏性,其参照和启示意义对晚年的狄更斯不失为没有选择的选择。对尤金的肯定反映了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应对和思想变化,揭示了狄更斯与纨绔精神相容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