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2): 3-13 doi: 10.12002/j.bisu.271

名家访谈

人文学者的情怀与担当—— 许钧教授访谈录

冯全功,, 许钧,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310058

About the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Feng Quangong,, Xu 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收稿日期: 2020-03-3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4-15

Received: 2020-03-3   Online: 2020-04-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冯全功,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310058,研究方向:《红楼梦》翻译、翻译修辞学。电子邮箱: fengqg403@163.com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10058,研究方向:翻译研究与法国文学。电子邮箱: xujun@nju.edu.cn

摘要

人文学者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还要有情怀与担当。学者情怀,可以从学科情怀、人文情怀和人类情怀三个层面来体现,集中表现为一种勇于担当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本访谈就人文学者的精神追求、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学界关心的问题展开思考。许钧教授结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的建设,对中国翻译学科建设、中华翻译家研究、翻译与文化传承、青年学者学术发展、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的介入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人文学者 ; 情怀 ; 担当 ; 许钧 ; 翻译学

Abstract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 should have not only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but also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A scholar’s commitment - including to a specific discipline and to the benefits of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 is embodied in an intens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dication. Professor Xu Ju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s such a scholar with widespread influence and personal charisma. 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a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focuses on his commitment and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such as his emphasis on studie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ed works; his dedica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hi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enriching campus culture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Professor Xu’s own translation thoughts are briefly discussed in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The sense of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shown by scholars like Professor Xu should be inherited by young scholars who are pillars of future academic world. It is hoped that this interview might shed some light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young scholars.

Keywords: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 ; commitment ; responsibility ; Xu Jun ; transl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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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冯全功, 许钧. 人文学者的情怀与担当—— 许钧教授访谈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42(2): 3-13. DOI:10.12002/j.bisu.271

Feng Quangong, Xu Jun. About the Commi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of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42(2): 3-13. DOI:10.12002/j.bisu.271

编者按:许钧先生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同时还担任国际翻译学知名期刊MetaBabel的编委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等十余家国内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顾问。许钧教授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有重要建树,在国内外译界有重要影响,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15部,译著30余部,是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翻译和文化交流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棕榈教育勋章”和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许钧教授指导的学生先后两次获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评定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四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作为一位人文学者,许钧教授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有情怀、有担当,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图书出版、社会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之邀,冯全功博士就“人文学者的情怀与担当”访谈了许钧教授,希望他的观点和实际经验对青年学者的全面发展有所启发。

冯全功(以下简称“冯”):尊敬的许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还清楚地记得,您在2018年11月举办的“新时代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高峰论坛暨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成立大会”上,反复强调了学者的情怀与担当;您被前辈学者的情怀所感动,也期望新生代学者是有情怀的。请问您是如何理解一位学者的情怀与担当的?

许钧(以下简称“许”):谢谢你的采访,也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给我们这次交流的机会。关于学者情怀,我觉得不应该是一句空话。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理解。首先,作为一名翻译学者,要有对翻译的热爱,对翻译学科的认同,这就叫学科情怀吧。我们都是高校教师,有自己的学科定位,理应对自己的学科有所贡献。这种贡献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既可以从一个学科建设的整体而言,也可以从所在高校某一学科的建设而言。我们翻译学科从酝酿到诞生再到现在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大批学者的呼吁、推动与努力,如杨自俭、刘宓庆、谢天振、黄友义、谭载喜、仲伟合等,当然也包括我本人的一些努力。其次,要有人文情怀,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尊严、价值、精神、命运等方面的维护与关怀上,我们要学会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要积极帮助他人实现其自我价值,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需要处理好同和异的关系,对同异关系的处理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思考人文情怀的核心问题。再次,是人类情怀。人类情怀不妨说是人文情怀的升级版,以生态人文主义为理念,需要我们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并积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曾为我写的《翻译论》题写过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可以说翻译和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全球和平文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密切相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翻译学者要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情怀,在这些问题上要有一定的担当意识。总之,学者情怀需要勇于担当,需要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需要从我做起,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踏踏实实地为学科、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冯:2016年9月,在“浙大欢迎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受聘仪式上,您说:“我一直在思考,到了这个年龄为什么要换新的工作单位,我想除了家乡情之外,也是来寻根和‘创业’”。在浙江大学“创业”的几年中,有一项成果特别突出,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那就是您领衔成立并担任馆长的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以及近几年的举措与成就?

许:2017年年初我开始酝酿设立中华译学馆,经过精心准备与多轮论证,2017年年底学校正式发布文件成立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立馆宗旨为“以中华为根,译与学并重,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主要在译的层面、学的层面和中外文化交流层面开展工作,涉及文学、文化和思想三个重要维度。你在《中国翻译》2019年第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华译学馆有所介绍(冯全功,2019),大家不妨去看看。我觉得中华译学馆最重要的工作,是促进全社会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目前已全面展开,主要包括举办学术会议、策划翻译(研究)丛书、举办学术(文化)讲座、建设翻译科研团队、促进学术思想传播等,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这两年在推动翻译与翻译家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联合全国的翻译与翻译研究力量,陆续推出了不少翻译与翻译研究成果,如“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有36部,已出版17部)、“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计划出版80卷,已出版6卷,另30卷已在编撰中)、“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研究文库”(首辑计划出版10部)、“中华译学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已出版3部)、“中华译学馆•好书阅读工程”(已出版14部)、“中华译学馆•汉外翻译工具书系列”(已出版2部)、“中华译学馆•艺术家”(已出版3部)等。此外,还有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故译新编”文丛,已推出第一辑9部,第二辑11部也将很快问世。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举办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推进图书出版和思想传播,还会在翻译人才培养、科研团队建设、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创办译学期刊等方面加强工作力度或开拓新的领域,争取把中华译学馆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机构。

冯:我知道您对国内的翻译家研究特别重视,著有《傅雷翻译研究》一书,也曾系统采访了很多中国著名翻译家,如季羡林、萧乾、叶君健、屠岸、许渊冲等,2001年出版了《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被纳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现已在国外出版。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也介绍过多位翻译家,如傅雷、余光中、柳鸣九、郝运等。如今“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研究文库”和“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隆重推出,将为中国翻译家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请问您为什么如此重视翻译家研究,我们又该如何从事翻译家研究?

许:纵观各国的文明与文化发展史,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翻译家为延续民族文化血脉、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翻译这一桥梁,没有翻译家的努力,世界文明不可能如此绚丽多姿,各民族的文化也不会如此丰富多彩。中华翻译家在中华文化传承、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著名学者季羡林如是说。在古代的佛经翻译、明清时期的西学翻译、“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以及当代的文学、社科翻译等领域,一个个翻译家的名字熠熠闪光,如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严复、林纾、鲁迅、朱生豪、傅雷、杨宪益等。这些翻译家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树立了一座座精神丰碑。同时,翻译家在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以及世界文学的形成、不同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人类精神、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部中国翻译史,可以说是一代代优秀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史,但从根本而言,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外文化的交流史。翻译家研究不仅是向他们致敬的一种方式,也是继承与发扬翻译家精神的一种方式;不仅是对翻译学科发展的推动,也是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之路的拓展。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研究外译中方面的翻译家,更要研究中译外方面的翻译家,如辜鸿铭、林语堂、杨宪益、许渊冲等国内翻译家,也包括古今著名的汉学家,如理雅各、韦利、翟理思、霍克思、宇文所安、葛浩文、杜特莱、顾彬、陈安娜等。但翻译家研究不能止于对其翻译方法、翻译艺术的讨论,而应根据相关一手和权威资料,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把握翻译家的历史贡献,并从翻译立场、选择与追求等层面对其精神世界进行深入探索。唯有如此,才能把翻译家研究做得更为扎实,才能真正树立起翻译家的精神坐标。

冯:浙江大学虽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传统上比较注重工科,相对而言,文学与文化氛围并不是特别浓厚。您加盟浙江大学之后,邀请了众多国内以及国际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来浙江大学讲学,每次讲座都吸引了很多听众,反应也非常好,为校园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体现了一位人文学者的情怀担当。请问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许:校园文化建设很重要,学生的成长离不开人文的熏陶,也离不开精神的指引。作为一名教师,人才培养是首位的工作。在来浙江大学工作之前,也就是2016年5月,我协助浙江大学邀请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的勒克莱齐奥先生和中国的莫言先生,为师生做了一场“文学与教育”的对话,作为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学术大师大讲堂”的第二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我又邀请了众多知名作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来浙江大学讲学,作家如勒克莱齐奥、阿多尼斯(阿拉伯著名诗人)、余华、苏童、毕飞宇、韩少功等,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如顾彬、林少华、杨武能、郭宏安、谢天振、王克非、王宁、黄源深、曹明伦、朱振武、马爱农、袁筱一等。他(她)们或单独作讲座,或两人(多人)进行对谈,或在相关学术会议上作主旨发言等,我自己也会参与进去,如与诗人阿多尼斯、作家苏童等人的对谈,反响都很好。其中毕飞宇还受聘为“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场文学与翻译文学讲座。我之所以请他们来浙江大学交流,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为校园文化建设增添活力,增强浙江大学的人文氛围;二是邀请作家和翻译家共同讨论外国文学译介以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加强文学创作界与文学翻译界的交流与合作,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三是提高广大师生和社会人士对翻译、翻译家以及翻译研究的认知;四是为浙江大学“双一流”建设服务,提升翻译学以及整个外国语言文学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其实,关于校园文化建设,并不限于把这些人“请进来”,我自己也会积极投身其中,如多次为师生作讲座、接受学校相关部门采访、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必要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为学生的职业追求引路导航。

冯:在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成立大会上,您曾说青年学者是您“想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资深学者,您对青年学者一直非常支持,多有鼓励,也寄予厚望。请问您主要采取哪些形式来支持青年学者的学术发展?

许:青年学者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所以培养青年学者要从学生抓起,也包括一些优秀的本科生。我之前在南京大学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一定程度上就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当然对于青年学者的培养与发展,我还是更注重博士生,也包括一些博士后。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已成为所在高校的科研与教学骨干。我觉得一位真正的人文学者,是有义务、有责任去引导、支持年轻人的,这首先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只有把学生培养好了,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我觉得学风很重要,学术研究要纯粹一些,态度要严谨。学术发表也很重要,这是青年学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交流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看到青年学者的好课题、读到青年学者的好文章,我会努力给他们一些建议,向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外国语》《中国翻译》《小说评论》《当代外国文学》等——推荐青年学者的优秀文章,助力其学术成长。翻译研究学者不仅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较强的翻译实践能力。我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年学者的翻译实践能力,多年来经我引荐出版或指导参与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学生)的译作不下100部,这些翻译实践对其翻译研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感性素材。在我近年主编的一些丛书中,也特别注重青年学者的书稿,如新推出的“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以及更早和张柏然教授一起主编的“译学新论丛书”等。可以说没有青年学者的参与,中国翻译学就看不到发展的希望。支持青年学者学术发展的形式还有很多,比如我会特意安排一些优秀青年学者在重要学术会议上作主旨发言,通过讲座的形式和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的青年学者谈学术研究与学术发展,也曾接受过你的访谈,题目就叫《青年学者如何做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冯全功、许钧,2018)。中华译学馆本来要在今年五月中旬举办一次“中华翻译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由于受突发疫情的影响,会议推迟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举办。这次会议的主体也是青年学者,并且还会邀请多家外语类期刊的主编莅临会议,一起探讨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问题。总之,我认为没有青年学者积极参与的学术是没有活力的,没有青年学者积极参与的学科是没有希望的。

冯:作为著名翻译家,您本人非常注重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然而,在高校外语学科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中,翻译成果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您多次呼吁学校和国家重视翻译成果,建议把翻译成果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到职称考评体系。您还在《中国翻译》2017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您能否再简要论述一下把翻译成果纳入职称考评体系的必要性以及一些可行的方法?

许:我很喜欢翻译,所以一直注重文学翻译实践,正如前面所讲,也会刻意培养学生多做一些文学翻译实践,我的个别学生,已经成长为非常优秀的翻译家,如袁筱一等。我来到浙江大学之后,发现我们很多老师具有大量的翻译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郭国良翻译了几十部英美文学作品,并且都是名著首译,也据此被破格评上了教授,他的情况在你刚才所说的《中国翻译》那篇文章上作为个案也有所介绍;王之光独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简明读本(英文版)》(A Concise History Rea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及参译的《毛泽东传》英译版本(Mao Zedong—A Biography)双双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图书”的101种图书榜单,还有他英译班固的《汉书选》(Chronicles of the Han Dynasty)入选了“大中华文库”,翻译的《小妇人》《发条橙》等文学名著也多次出版,获得好评;何文忠、卢巧丹、张慧玉最近几年带领硕士生和本科生翻译了二三十部英语社科著作,这对硕士生培养,尤其是MTI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必要的;朱晓宇带领团队,最近几年为良渚申遗翻译了大量资料,助力其申遗成功,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工作;徐雪英也翻译了多部社科类著作,为浙江大学、浙江省各级博物馆提供了大量翻译服务,成为博物馆翻译领域的权威专家;她还在做智库方面的研究课题,为学校对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老师的翻译工作值得鼓励,也值得肯定,对翻译人才的培养非常有利,理应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到职称等相关评聘体系之中。我在《中国翻译》那篇文章中提出了翻译成果的学术资源价值、知识创新价值、人文关怀价值等,并认为“经由译者研究、阐释、再创造而生的翻译作品具有引入异质思想、丰富译入语思想、构建文化的重要价值。翻译成果的学术价值与思想价值不应该被忽视或轻视”(许钧,2017a:9)。再者,翻译成果在学科建设、学科评估、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至于如何将翻译成果纳入考评体系,的确是比较棘手的,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建议高校和有关部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我想以下建议也不妨作为参考:(1)区别对待译作的权重,如中华学术外译的成果、文学名著首译、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等应与专著同等对待,充分肯定其价值;(2)针对核心翻译师资,尤其是MTI师资,在相关考评体系中应强制要求其具有一定的翻译实践,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对之也有所规定,对于实践丰富、翻译能力强、翻译质量高的教师,应予以区别对待;(3)对于教师的重要口笔译服务,只要有可信的证明,也要予以承认,在相关考评中给予一定的权重。

冯:据我所知,您特别注重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您可以介绍一下自己这方面的经验吗?

许:在国际学术发表方面,理工学科似乎比我们人文学科做得更好,这可能和人文学科的特殊性有关。人文学者要有国际视野,争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我们外语学科的学者,有“先天”的语言优势。我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17年第1期上发表了《试论国际发表的动机、价值与路径》一文,“就国际发表的动机、价值与具体路径展开思考,提出中国学者应该克服功利性、盲目性和浮躁的心理,根据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内在诉求,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在学术探索上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国际学术交流与成果发表路径,为学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许钧,2017b:1)。国际发表当然很重要,但作为一个人文学者,还应该不断拓展交流途径,扩大影响力,比如参加国际重要的文学或研究奖项的评审工作。2018年我应邀赴巴黎参加国际法语国家组织设立的第十七届“五洲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就获奖作品的选择标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最终获奖作品的评定起到了导向作用(详见许钧,2019b)。对人文学者而言,国际交流不仅意味着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对话,还包括更为宽泛的内容,如联合培养博士生、与国外机构与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在国外机构举办个人学术讲座、邀请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国外学术团体担任相关学术职务、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活动等。在我和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长达四十余年的交往中,我发现学术交流与文化交往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其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勒克莱齐奥成为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连续7年为南京大学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在南京大学指导了他的第一名博士生,在人才培养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多次与莫言对话,与余华、毕飞宇、方方等重要作家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在学术方面,也有成果问世,2018年,我和他合作,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文学,是诗意的历险: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2019年,又在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的《诗意历险与文学交流——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十五次演讲》,该书由我主编并作序,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影响。这些不仅是个人的交往,更是中法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受益的也不仅是我们两个人,而是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其实,在我的工作中,我花了不少精力协助组织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促进工作,如我应邀与勒克莱齐奥、莫言、毕飞宇一起担任南京申办世界文学之都顾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主持“城市的开放与文化的多元”论坛(2018年10月于巴黎),并作为主要嘉宾参与研讨。这些工作虽然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很值得。

冯:在前面您提到过学科情怀,您对翻译学科建设的推动是有目共睹的,从孕育到目前的繁荣发展,都有您的积极参与。您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路历程?对目前的翻译学科建设您有什么建议?

许:翻译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内经历过激烈的探讨,尤其是学理层面,虽然提倡者很多,如谭载喜、杨自俭、谢天振等,但也有学者称之为“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在学科体制层面,翻译学曾被视为语言学的一个三级学科,归在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对翻译学的发展的确有一定的限制。然而,经过众多翻译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用实力争取到了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迎来了翻译学的繁荣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五个主干学科领域之一。在2000年左右,我是坚信翻译学能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1999年我在《上海科技翻译》发表了《关于加强翻译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一文,2001年在《中国翻译》发表了《切实加强译学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一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提出了翻译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并用一些切实行动来促进翻译学科建设。2007年,我国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我也参与了建设,并在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看法。针对中国翻译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我做过系统的总结与思考,如由我担任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以及和穆雷一起主编的《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等。发展翻译学科,必须加强翻译理论建设,有四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克服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与翻译研究的本体性回归”;二是“挖掘翻译研究的理论性资源与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三是“拓展翻译研究的本质内涵,加强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互动性”;四是“增强翻译研究的探索性与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许钧,2018:443~453)。这些方面也都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关于挖掘翻译研究的理论性资源的问题,我们不妨在中国传统译论、传统文论、古典哲学上多下功夫,挖掘出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上,不妨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上多下功夫,体现出翻译对重大现实需求的回应。在体制方面,目前翻译学已得到高度认可,被视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五个主干学科领域之一。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内涵建设上,对之进行调整与完善,包括学科整体布局、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家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教育研究、翻译技术研究、全球语言服务行业研究,等等。总之,翻译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冯: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您的学科情怀和人文情怀是以您深邃的学术思想为坚实基础的,包括您的翻译思想。最后能否请您简要概括一下您的主要翻译思想?

许:其实我对翻译的思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说是随着阅历的增加而不断深入的,尤其是前几年“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进一步促发了我的思考。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翻译有什么作用,如何评价翻译,新时期我们该如何进行翻译研究?这些话题我都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在我的《翻译论》等专著中也有所论述。我曾尝试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许钧,2003:75)。这个定义涉及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以及历史性。最近受刘云虹启发,我觉得翻译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生成性。前些日子,我收到方梦之先生的信,他邀请我为《中华译学大辞典》修订版撰写“翻译”这一词条,我在写作中也融入了有关思考。基于翻译的这些特征,我们就可以把握翻译的基本价值,即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不过,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这五种主要价值,如在全球语言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翻译的经济价值也值得我们关注。我最近几年对翻译的精神也多有思考,尤其是翻译与思想的关系。2019年,我在《中国翻译》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我提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也许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认识:(1)以开放精神,“敞开自身”,开辟思想解放之路;(2)以自觉的选择,为思想导向;(3)以持续系统的译介,拓展思想的疆域,促进思想的创造(详见许钧,2019a)。我想这三点也正是翻译精神的内核,是翻译之于自我与文化的重要价值,是“同”向“异”的呼唤与趋近,也是提升自我与丰富文化的一种表现。在最近和刘云虹的一次对谈中,我们强调翻译家研究要“重新认识翻译家的在场,并在这一基础上深刻把握翻译本质与翻译价值、积极评价翻译家的历史贡献、深入探索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刘云虹、许钧,2020:75)。只有走进了翻译家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翻译的精神,从诸多优秀翻译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熠熠闪光的翻译精神。从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价值、翻译的使命到翻译的精神,这些都是我着重探索的话题,也是我翻译思想的一些体现。我衷心希望你们青年学者对翻译多思考、多研究,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微观到宏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翻译,投身于翻译与翻译研究,为我们的翻译事业以及翻译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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