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日留痕》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三部小说,也是展示其“伟大的情感力量” ^①(① 瑞典文学院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参见：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7/ishiguro-facts.html)、含蓄与典雅风格的代表作。小说透过男管家史蒂文斯的视角,描绘了他在六天旅途中的所思所见,既有对女管家肯顿小姐逝去爱情的追忆,也有围绕前雇主达林顿先生往事的追溯。石黑一雄通过编织回忆的手法和对时局冷峻的描绘,展示了家事与国事、个人命运和时代历史的密切关系。同时,书中也不乏作家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大历史政治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石黑一雄一直以其细致和矜持的风格著称。这一风格沿袭了日本文化独具的含蓄内敛意蕴,也不乏英伦小说传统。尽管石黑一雄的目标是摆脱国别作家的标签束缚、做一名“国际化”的小说家,但他的很多作品显然受到英、日文化的双重影响。石黑一雄生于二战后的长崎,5岁便离开故土去往英国,父母也很少向他提及战争往事,然而他在访谈中坦言,“二战的阴影很大”,他的很多作品（包括《长日留痕》）都在思考二战历史对个人乃至国家的影响（石黑千贺子,2017：107）。在两种文学传统与文化的熏陶下,他游刃有余地在“挽歌与反讽之间,日本与英国之间,维持着巧妙的平衡”（瞿世镜,1998：569）。这种风格亦在《长日留痕》这部小说中得到很好的呈现。小说家村上春树称这部小说“在主体精神、品味和色彩方面,颇似日本小说”（同上）。作者将日本文学中独具特色的“物哀”“感伤”等传统主题与男管家身上具有的传统“英国性”的“隐忍”“矜持”巧妙融合,从而使读者在这位“纯粹英国贵族庄园管家”的身上,看到了典型的“日本人固有的高度自律和刻板外表”（王守仁、方杰,2006：276）。

写作该书时,作家刚过而立之年,但他却能将同为故事主人公和叙述者的老管家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除了作家对人性敏锐的洞察之外,不乏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史蒂文斯而言,杰出男管家的重要品质主要有三点：职业性尊严、忠诚和克制。而这三点,又恰与日本人的含蓄以及对尊严和忠诚的宣扬不谋而合。可以说,正是在双重文化熏陶下,作家成功地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布克奖评委们所褒扬的那种“伟大的永恒”。因而有学者在评价石黑一雄的小说时赞誉道：“和许多浅薄的青年作家相比,石黑一雄卓尔不群,显示出一种严肃而深沉的睿智的大师的风度……作品中固然带有日本风味,然而柔和舒缓的节奏和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构成了一种人生悲喜剧,此种格调和英国小说的传统正相吻合”（瞿世镜,1998：572）。石黑一雄以其特有的幽默和简约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了记忆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以及小说叙述者如何在回忆过往中重塑自我认知,从而找到现实之途并积极拥抱生活。

1. 零散的回忆编织与不可靠叙述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叙述在史蒂文斯的旅途回忆中悄然展开。石黑一雄通过运用零散回忆的手法,将一幕幕过往片段穿插在老管家史蒂文斯为期六天的旅程中,呈现给读者。然而,所有对往昔的回忆都是通过史蒂文斯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读者很快从其闪烁其词的措辞和力争为前雇主辩白的态度中了解到小说叙述者的叙述不可靠性。

从叙事学角度看,叙事文本中第一人称的叙述本身就赋予叙述主人公叙述不可靠的特点。正如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述：“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称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韦恩• C •布斯,1987：178）。更确切地说,自始至终,史蒂文斯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叙述者,他似乎刻意向读者隐瞒部分事实。与此同时,“（隐含）作者^②(② 在布斯看来,隐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文本的认知规范由隐含作者所决定,而这里的隐含作者与作者石黑一雄的认知规范一致、与叙述主人公史蒂文斯相背离,故此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可等同于实际作者。)创造出不可靠的叙述者,制造了作者规范与叙述者规范之间的差异,从而产生反讽等效果”（申丹,2006：138）。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用读者的规范来代替隐含作者的规范,即从读者认知与叙述者认知之间的距离反差及其造成的戏剧性反讽来解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

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史蒂文斯,在叙述中未能客观再现历史事件, 其回忆带有主观性和个人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这种反讽,从而使读者解读出叙述者叙述的不可靠性和未被叙述者所觉察的虚幻式自我欺骗。同时,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也有利于文本产生移情作用,使读者对史蒂文斯的个人悲剧产生共鸣,并为其选择感到惋惜。史蒂文斯一再声称,驱车旅行只是工作之需,他与肯顿小姐的关系纯属工作上的伙伴关系,但读者从他对肯顿小姐的回忆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现雇主法拉戴先生曾一语道破史蒂文斯与肯顿的关系：“我的,我的,史蒂文斯啊！一个女性朋友,还和你同样年纪！”（石黑一雄,2011：12）^③(③ 小说相关引文皆出自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出版。下文引用只标注页码。)史蒂文斯平静的外表下其实蕴藏着深沉的感情潜流。史蒂文斯视为最高荣誉的尊严、克制与对雇主的忠诚让他难以言表心中情愫,也正是这些工作标准抹杀了他作为普通人在生活中的人性与温情。

围绕回忆的矛盾和冲突来展开故事,一直是石黑一雄青睐的技法,他认为“记忆本身就是一个看待事物的透镜”（石黑千贺子,2017：109）,《长日留痕》也概莫能外。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二战后1956年的英国,主人公曾围绕1923年和1936年两次重大会议来展开回忆性叙述。1923年的那次会议正值其父病危、离世,但史蒂文斯仍坚守岗位,不曾渎职,其高度的工作自律与对亲情的冷漠体现在他与肯顿小姐的对话中：“肯顿小姐,请你不要将我父亲就在此刻离开人世而我却没上楼去看望他视为非常不近人情的行径。你应该清楚,我知道父亲肯定希望我能在此刻继续履行职责”（99）。这种有违人伦的举动让人唏嘘。同样,史蒂文斯对1936年在达林顿家举行的非官方国际会议的回忆也夹杂着对肯顿小姐矛盾的感情。那时,肯顿小姐曾间接向他表露心曲,在遭到史蒂文斯一如既往的冷漠对待后,她痛哭流涕,不久便辞去女管家一职,远嫁他乡。面对肯顿小姐的黯然离去,史蒂文斯仍旧极力克制个人情感,安守管家本职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追溯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老管家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主要的满足是源于我在那些岁月里所取得的成功,对如此殊荣,我今天唯有自豪和感激之心”（119）。

显而易见,正是对尊严的虚妄追求、对个人情感的过度克制和对达林顿的一味愚忠导致了史蒂文斯对亲情和爱情的冷漠与枉顾。但叙述者本人却不自知,反而将那个父亲离世和肯顿小姐痛哭的夜晚视为自己“油然产生极大成就感”的自豪时刻,这不能不令读者扼腕叹息。主人公受制于认知局限,而小说读者对叙述者史蒂文斯的现实生活和过往经历始终明晰透彻,拉大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认知距离,并进一步让读者了解到主人公作为叙述者的叙述不可靠性。

2. 错置的回忆片段

主人公对肯顿小姐哭泣场景的回忆,体现了记忆在对历史进行过滤时产生的偏差和扭曲。起初,他把肯顿小姐哭泣的这一幕错置在她姑妈离世那天^④(④ 叙述者首先回忆的是一幕场景,而后又在叙述中不断进行修正,认为自己记错了时间和事件。故这里说错置的回忆片段是主人公对历史事件的带有主观色彩的扭曲。),认为肯顿小姐哭泣是由于失去了像母亲般疼爱她的姑妈,这表露了主人公希望通过记忆片段的错置来寻求对现在有改造潜能的转折点事件^⑤(⑤ 主人公一直在强调这些有可能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事件,这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诸多往事的追悔态度。)。比如,史蒂文斯当时对丧亲的肯顿不仅没有表示精神安慰,甚至还以高标准要求敦促她在悲伤中完成分内工作,他表面的无情也许比姑妈的离世更让肯顿心碎。叙述者接着又对自己的回忆表示怀疑,觉得肯顿小姐哭泣的场景不是在其姑妈离世那天,而是在她接受贝恩先生求婚之夜。由于回忆中介的模糊和不确定,史蒂文斯对往昔的重叙充满矛盾之处,这表明他仍在逃避自己的感情,不愿忆起肯顿小姐将要他嫁时自己内心的失落。如今的史蒂文斯开始在回忆中不断自问,倘若当时自己的举动稍稍改变,是否会对现在的生活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读者可以感受到主人公表面的平静和内心奔涌的情绪流之间的反差。史蒂文斯主观性的叙述带有自身的情感选择性,事实经记忆的过滤,已非原原本本的真实,而是叙述者主观臆想与历史事件之间的重叠交错,“夸大或缩小,省略或添加,扭曲或简化……因此历史是被加工过的记忆”（李公昭,2001：185）。史蒂文斯对过去历史的记忆是被加工过的记忆,而读者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人公不愿回首或无法看清的一面。

叙述者根据自身的主观需要来挑选和剪裁回忆片段。史蒂文斯的叙述主要穿梭于几个不同时期的达林顿府,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达林顿勋爵的影响力如日中天时的热闹和气派;三十年代战争前的紧张和不安以及五十年代的冷清与凄凉”（李公昭,2001：186）,而对于二战期间和四十年代后期的达林顿府以及达林顿勋爵的去世,史蒂文斯则完全未提及。读者不禁暗思,史蒂文斯为何要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

与错置肯顿小姐的哭泣场景一样,主人公再次选择性遗忘,绝口不提那段令达林顿和自己尴尬的历史,因为他不愿面对二战后全世界对“绥靖政策”进行讨伐的现实。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中用一系列例子具体阐明了遗忘（forgetfulness）运作的精神机制。他认为,那些人们有意掩盖而想不起来的回忆（concealing memory）或是暂时的遗忘症（temporary amnesia）是受压抑驱动的（Freud,1990：13）。不同于婴儿时期前两三年的遗忘现象,这种回忆中的真空地带是经过主观选择的,往往是由于说话者不愿想起痛苦之事或避免引起不快情绪从而诉诸遗忘机制的一种自我心理防御（同上：35,57）。史蒂文斯对历史过往的记忆是选择性记忆,因为他明显遗忘了其中的某些片段,而被漏忆之事显然是被他压抑的（repressed）想法。弗洛伊德在对梦的解析中也提到,人的心灵中存在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而它们的满足会遭到继发系统的反对”（弗洛伊德,2010：180）。管家史蒂文斯控制自己不去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为二战后的现实确已证明达林顿犯了可怕的政治错误。

作为管家,史蒂文斯人生的最大愿望是为达林顿提供完美的服务,他的这些愿望同样也在二战后显得不名一文,并遭到现实无情的驳斥。如果要承认这段历史现实,“就必须承认达林顿勋爵在‘世界事务’中的失败,而承认达林顿的失败,对史蒂文斯来说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李公昭,2001：186）。史蒂文斯一直坚信,自己的全部尊严和人生价值就在于为热衷世界事务的达林顿奉献。这也符合他自己对杰出男管家的定义,“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宣称他曾施展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力过——通过后者,他也曾服务于全人类”（110）。由此可见,通过置换回忆的场景,史蒂文斯对往事蓄意涂抹,不愿触碰那些已留痕的过往和让他无法直面的历史真相。史蒂文斯通过选择性记忆来安慰和麻痹自我,我们从中看到,记忆对历史的过滤造成了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扭曲、偏离、忽略和压制。

1. 多角度叙述中展现的回忆冲突

史蒂文斯对达林顿勋爵的进一步回忆拉大了叙述者认知与读者认知或隐含作者认知规范之间的差距,从而造成了极大的反讽效果。在充满怀旧之情且奉行忠诚为管家职业最高标准的史蒂文斯眼中,达林顿“本质上是个真正的好人,是位完完全全的绅士,亦是我今天深感自豪曾将我服务的最佳年华为之奉献的人”（56）,“达林顿勋爵是位具有伟大思想情操的绅士——这种情操使那些你会碰见的对他大放厥词的人相形见绌——而且我可以担保,他将这种情操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19）。而从文本中的多角度他人叙述中,不难发现被史蒂文斯罔顾的历史事实,以及他在评价达林顿时的诸多盲视与漏洞。

二战前夕,达林顿府邸经常“聚集着英国首相、外交大臣以及德国大使”（209）。在某次盛大的聚会上,一位来自美国的政治家刘易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达林顿是“笨拙的业余政治活动家”（211）,而史蒂文斯则认为刘易斯是一个滑稽的美国佬,对其言论不予理睬。当肯顿小姐对达林顿勋爵的反犹^⑥(⑥ 达林顿勋爵曾在战争前夕交代史蒂文斯解雇两名能干而出色的女雇员,只因她们是犹太人。解雇目的在于不引起德国反犹分子的注意,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思想进行反思和质疑时,史蒂文斯却不曾对此有过半分怀疑。相比之下,达林顿勋爵的教子卡迪纳尔对达林顿的认识与评价似乎更为客观合理。他曾公开告诉史蒂文斯,美国人刘易斯的观点是对的,达林顿勋爵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教子,他深为达林顿勋爵担心,认识到他已深陷可怕的泥潭,成了希特勒通过外交大使等人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纳粹爪牙（210）。卡迪纳尔是某知名报刊的国际事务专栏评论员,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要比史蒂文斯更透彻,一直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就是他战斗的秘密武器——用笔杆子来讨伐国际事务中业余政客的绥靖政策。根据史蒂文斯的回忆,卡迪纳尔曾几番与其教父达林顿发生口头争执,因为他不同意达林顿错误的政治观点。卡迪纳尔最终弃笔从戎,为捍卫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倒在了二战血腥的战场上。他无疑才是小说中史密斯提到的那种为正义、民主与和平而奋斗抗争的勇士。

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多角度叙述一方面可以补充史蒂文斯第一人称视角视阈的不足,让细心的读者了悟叙述罅隙中被忽略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文本的戏剧性反讽张力。诚然,多角度叙述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会让读者一时间难辨真假,但经过审慎的回顾、思辨和分析,读者会认识到与史蒂文斯的描述大相径庭的历史真相。例如,在小说中,诸多细节已指明达林顿是二战时纳粹在英国的马前卒,而史蒂文斯却不得不依靠自我欺骗来维护个人的价值,因为他一切唯达林顿马首是瞻,对达林顿的彻底批判意味着他将沦为二战中纳粹分子的帮凶,他不仅不能实现其所预想的让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神圣个人使命,而且也会丧失个人尊严和管家生涯的价值。正如乡村饭店旅馆里的热血青年哈里•史密斯所言,“如果你是奴隶,当然就不可能有尊严。对此,每一位关注于此的英国人都可以深切领会到,因为我们曾为那种权力奋斗过”（175）。很显然,史蒂文斯并没有为此种权力奋斗过,他甚至曾走上与之相悖的道路。

在史蒂文斯叙述中被蓄意抹去的二战历史随着文本的多角度叙述得以重现。伴随着多视角回忆的冲突,史蒂文斯对前雇主的错误认知和评价也不证自明。邓颖玲在论及《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碎片化和选择性回忆的叙述策略时指出,“回忆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和情感体验方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不仅是叙事方式和主题呈现手段,而且具有了丰厚的文学内涵和审美意义”（邓颖玲,2016：69）。史蒂文斯的自主性回忆使《长日留痕》具有了一种“片段美学”的内蕴,同时也与其对二战的文化记忆相勾连,使得文本中的记忆（史蒂文斯的回忆）与历史的关系得到前景化呈现。

2. 历史与记忆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记忆可以过滤、扭曲和偏离历史,史蒂文斯通过个人的自主性记忆回顾了自己的男管家职业身份,同时也重构了与管家身份紧密相关的英国民族身份（王飞、邓颖玲,2017：121）;另一方面,“记忆……对历史的扭曲的反映有时会从另一个角度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李公昭,2001：186）。历史与记忆的辩证关系赋予了主人公看清当下现实的可能性。史蒂文斯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性的旧时代遗老,他身着前雇主达林顿的西服,开着现雇主法拉戴的豪车,读着二十多年前的英国地图册,从象征着英国古老传统的豪宅府邸出发,开启了自己的英国西南乡村之旅。对史蒂文斯而言,此番历程也是一次精神洗礼,能帮助他摆脱对往昔岁月无法自拔的沉湎,同时让他在对历史的追忆中重构消逝的过往,重建正确的认知。

庄园易主,从侧面标志着一个时代格局的转变。这些猝然间的转变,让这位“英国老牌管家”措手不及,他发觉自己已将三十五年之久的年华奉献给了达林顿勋爵,而现在的他终于力不从心了。在他以前的职业生涯中从未犯过的一些小错误现在却频繁发生,这让他耿耿于怀。在石黑一雄幽默的笔触下,读者可以看到史蒂文斯和现雇主法拉戴之间的一段生活小插曲：史蒂文斯在侍候主人用餐时因发现餐具不洁而小题大做、懊恼不已,他严谨刻板的职业态度与新雇主法拉戴对此事的轻描淡写及其美国式幽默形成了强烈对比。读者不难从中看出已至暮年的管家内心的失落与寂寥。此时,肯顿小姐（即贝恩夫人）的来信促使新雇主的提议——驱车旅行——变得顺理成章。

在驱车前往肯顿小姐新住所的途中,史蒂文斯发现,越远离现在的达林顿府,对往事的记忆就越清晰,对现实生活的了解也越透彻。自旅行伊始,史蒂文斯就意识到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中,社会生活能在短短数年间将人改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驾车离开这府邸越来越远,我却不断地发现我不过是一个处于瞬息变化的环境中的匆匆过客而已”（21）。带着这至关重要的对人生的转折性思考,史蒂文斯不断陷入对个人人生中重要时刻的回忆,并试图寻觅那些具有改变现在生活潜能的转折点事件。例如,他回忆起肯顿小姐多次走进自己的膳食房送花的小插曲、被肯顿小姐看到正在阅读浪漫小说的尴尬场面、肯顿小姐痛哭的夜晚、自己决意打断和肯顿每晚会面的例行公事等。就这样,史蒂文斯在短短的旅行中回顾了三十多年的管家生涯。

史蒂文斯意识到自己正陷入对往事的无尽追忆中,他坦言,“我明白我正变得过分的内省,而且是以那种非常忧郁的方式”（168）,因而,他急需这次旅行来缓冲和调节自己严肃而紧张的例行生活。通过不断与路途中的人们交流沟通,史蒂文斯逐渐走出过往的狭隘偏执与乖戾克制,从而清醒地认识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现实世界。正是通过旅途中不断的回忆与修正,他才得以从沉湎往事中走出来,以积极心态迎接当下和未来的生活。这次与肯顿小姐的会面让史蒂文斯对这份遮遮掩掩的爱情唏嘘不已,同时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情感压抑与自我欺骗给当下造成了诸多追悔。回府之前,史蒂文斯在众多旅途所遇之人的感召下,深刻领悟到人生的情感真谛和人间细小而微妙的温情,他决心积极拥抱现实生活,改善和现雇主的关系,充分享受生命的日暮时分。

1. 旅途中的思与悟

如果说在旅行开始时,史蒂文斯心中充满了矛盾情绪,往事让他有幻灭和虚空感,那么他在旅途中两次否认与达林顿相识,表明他的自我认知开始重建。虽然起初他在叙述中极力辩解,说自己否认相识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维护前雇主的尊严,即使在现雇主法拉戴面前也同样绝口不提达林顿,甚至将易主的自己比作再嫁女,竭力对法拉戴说明“雇员议论其前任主人是不符合英格兰传统习惯的”,然而在旅途的思索中史蒂文斯开始承认自己对法拉戴作出的解释“尽管并不全是假的,却是那么令人遗憾地不充分”（118）,这是他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正面回应和重新思考的首次努力。

旅途中,当一个勤务兵询问史蒂文斯是否与达林顿相识时,他的回答和几个月前对来府参观的威克菲尔德夫人的回答如出一辙,否认自己认识达林顿、曾为其服务,同时又辩白此举是善意的谎言。然而细心的读者会从他前后矛盾的叙述中得知他的真实想法：“在那一刻一种莫名其妙的怪念头突然控制了我……尽管我对其本质还不十分清楚”（115）。这种奇怪的念头与史蒂文斯在之前叙述中以服务达林顿为荣的观念有所背离,也跟后文中他在莫斯库姆地区的举止背道而驰。

在莫斯库姆,史蒂文斯曾默许当地人称他为真正的绅士,并暗示他不但与丘吉尔先生、艾登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等人熟识,而且还曾插手国际外交事务,对二战前的外交政策颇有影响。他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当我回首这一切时,我确实感到某种恩惠。在世界大事舞台上曾扮演过角色,尽管这角色那么微不足道,但也是一种很大的荣幸”（176）。对结识达林顿的多次否认恰恰背离了史蒂文斯视之为最高职业标准的忠诚,这种否认也暗含了他对历史事件一般看法的默认,从而使他得以重新审视达林顿其人其事,并开始颠覆和重构自己的认知。如其所言,“尽管时间的流逝已表明达林顿勋爵的艰辛努力是被误导的,甚至是愚蠢的……如果勋爵阁下的生命和辛劳在今天看起来不过是可悲的浪费,那不太可能是我的错——要我自己去感到懊悔或是羞愧,也是非常不合乎逻辑的”（189）。他一方面为自己开脱,另一方面也开始斟酌自己曾经的盲从是否可取。对于自己和达林顿的交往,史蒂文斯终于感到窘迫和惭愧,他也终于明白,自己附庸在达林顿身上的所谓人生价值不过是充满自欺的谎言。

2. 返程前的顿悟与归家

史蒂文斯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在管家的严格职业标准下显得尤为疏离与漠然,然而史蒂文斯旅途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却对他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小说开篇伊始,史蒂文斯在路途中偶遇白发老者,后者建议他趁着年轻多享受沿途美景和旅行带来的惬意生活,领悟生命真谛与人生意义。然而此时的史蒂文斯已不复年轻,父亲离世,爱情错失,但老者的出现给了主人公、给了读者一份宽慰,白首老翁尚登高望远,余生漫长又何惧暮年?

乡间小路上,车前赶鸡的妇人让他看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微妙关怀;而泰勒夫妇在小酒馆为其提供食宿以及其他莫斯库姆人在旅途中对史蒂文斯的帮助让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与哈里•史密斯及卡莱尔大夫的交谈也动摇了史蒂文斯之前有关“尊严”“民主”“自由”的狭隘观念。卡莱尔大夫对史蒂文斯的评价“让人印象深刻的怪人”（196）可谓形象贴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旅途中的人和事都促成了史蒂文斯人生态度的转变。

与肯顿小姐会面的场景被作者刻画得催人断肠,让读者不禁对史蒂文斯饱含同情。肯顿小姐含蓄地谈起曾有意与主人公结为连理,这在史蒂文斯心中“激起一定程度的悲伤”,他终于承认,“在那一刻,我的心行将破碎”（227）。从最初有意遮掩对肯顿小姐的感情,到此时承认心碎,史蒂文斯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转变,这暗示了他将会以何种姿态面对生活。

别过肯顿小姐,史蒂文斯独坐海滩码头,默默欣赏华灯初上。在与码头上另一位陌生老者交谈自身际遇时,他不禁潸然泪下,这表明他开始洞悉自己犯下的无可弥补的过错,并对此进行不断的自省。蒋怡在《风景与帝国的记忆》中揭示了《长日留痕》中风景与英国性、二战后的国民身份（史蒂文斯的男管家身份）和大英帝国身份重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她认为全书的主题是探寻英国性（蒋怡,2013：125）,而这种探寻在史蒂文斯西南行的旅途终点——韦茅斯海边——得到升华,因为海滨码头是一个人头攒动的交汇所,是一个“自我与他者碰撞的阈限空间”（同上：129）。流光溢彩、灯火辉煌的码头边,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交谈甚欢,这种画面深深打动和感染了日益清醒的史蒂文斯。在打趣逗乐这件事上,他扭转了先前鄙夷不屑的态度,开始顿悟到调侃本身或许也是温情存在的关键和人际交往的纽带。于是,他决定在今后的管家工作中作出改变。不管这是为了迎合雇主的职责需求,还是意欲弥补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总之,这种转变的决心是积极向上和值得称许的。逝者已远去,往事不可追,父亲的凄惨离世以及肯顿小姐去往他乡给史蒂文斯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庆幸的是,在这次英国乡村之行和精神之旅中,史蒂文斯最终意识到了自己对尊严、忠诚与克制的执迷以及由此给他造成的难以弥补的人生缺憾。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学作品中,“归家”始终是一个永恒的母题。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奥德赛》讲述了希腊策士奥德修斯历经海上十年漂流、终于归家团聚的故事;西汉时出使匈奴的大臣苏武,北海边牧羊历经艰辛,流放十九年方归长安。正如白居易《吾土》诗中所言,“身心安处为吾土”,因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人们便把“归家”作为隐喻。同样,史蒂文斯的“旅行”与“归家”正是其精神困顿之始与通达慧畅之终的隐喻。如果说驱车离开达林顿府的是那个保守、内敛、固执又毫无温情的老管家,那么归来途中的史蒂文斯便是一个自我意识业已觉醒、充满情感和温暖,并对未来抱持期待的智者。如蒋怡（2013）所分析,个人的“旅行”与“归家”隐喻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想困顿与反思出路的历程。

史蒂文斯在对往昔的回忆与反省中,逐渐看清了历史,重构了自我。他的这一重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反思也得来不易。从最初力荐其旅行散心的法拉戴雇主,到旅行中邂逅的陌生人,为了却遗憾去看望的肯顿小姐,到最后码头逗趣的欢乐青年和与其攀谈的智慧老者,这些人有效地参与并微妙地影响了史蒂文斯的反思与转变。史蒂文斯在陌生老者面前流下悔恨的泪水,此种难能可贵的真情流露表明,主人公已经摆脱了职业管家不能有丝毫情感的刻板思维,能够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并决意作出改变。平凡的生活,看似普通又易忽视,然而正是这份微小与素朴构成了厚重的当下。每一刻的现在都将成为未来的过往,为了不留遗憾与追悔,人们应该全力以赴地热爱生活和关注当下,这大概是史蒂文斯归家前体悟到的最宝贵的旅途经验。

旅途中的史蒂文斯一方面追忆历史过往,另一方面也与旅途中遇到的人产生交集和思想碰撞。与他人的交流让他重新审视了对尊严、价值、历史事件等的理解,同时也使他对过往与当下的生活进行了反思性与重构性的总结。

有论者认为,史蒂文斯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是过去世界的幸存者。他的悲剧性在于他所依附的世界已经消失,给予他生命意义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但他还活着”（王守仁、方杰,2006：276）。这虽不无道理,却过于悲观,我们不能简单将史蒂文斯视为可怜的悲剧人物,尽管他失去了弥足珍贵的亲情和爱情,但史蒂文斯心中仍有对未来的希冀,正是这份积极的态度赋予其生命新的憧憬与意义。

如果说史蒂文斯是旧世界的遗老,那么在黄昏时分顿悟往事对当下和未来的意义也并非没有价值,正所谓“朝闻道,夕死足矣”。史蒂文斯的人生依然夕阳无限,因为他能细思并承认过往之虞,鼓足勇气迈向新的生活,这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体悟。如小说标题所寓,长日已留痕,逝者不可追,而史蒂文斯要做的,便是从记忆的吉光片羽中（the remains of the day）汲取经验、重塑自我和体悟生命,从而可以不带悔恨地迎接来日方长（the remaining d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