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周领顺（2008）在《学术翻译研究与批评论纲》一文中区分了语言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翻译和交际意义上的学术翻译,提出对于这两类不同的学术翻译,译者的态度和翻译追求亦有所不同,前者求真,后者求效果。文中体现了他对译者行为的关注,蕴含了求真务实的思想。2010年,他发表了《译者行为与“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译者行为研究（其一）》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此后短短三年（2010—2012）,他连续发表十篇译者行为研究的论文,初步形成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2014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两本专著同时问世,标志着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两本专著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国内译者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岳中生,2019：17）,自出版以来,有多位学者撰写书评,对该理论进行评介并一致给予肯定。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以译者行为批评为理论工具,开展学术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体现出强烈的学科意识和浓厚的中国学派意识,它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各级社科课题的陆续立项和“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2019）在北京的成功召开,就是有力的证明。继《当代外语研究》在2016年第5期开设“译者行为批评”专栏之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在2019年第2期开设“译者行为研究”专栏,《语言教育》在2020年第1期开设“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专栏,推介相关文章。这些学术期刊的肯定和支持,成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译界诸多学者也都对译者行为批评研究赞誉有加,许钧（2014：112）认为其首倡者“有足够的学派意识”,该理论“自成一格”,其研究成果“为翻译研究开展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资深化的主题”。王克非（2019：823）指出译者行为批评与变译论等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科的构建与完善。冯全功（2019a：38）、韩子满（2019：23）等认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新时期中国本土较有影响的原创性理论,周长银明确表示“愿和广大学者一道,为推动我国原创新翻译理论的发展而共同努力”^①(① 此为周长银教授2019年6月14日在“译者行为研究”微信群中所写。)。孙吉娟（2019：9~11）认为译者行为批评“走向了国际视野,拓展了翻译批评的研究空间”,是“汇集古今中外学术思想而新创的研究路径,代表着学术探索的新思维……现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的中坚力量”之一。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提出十周年之际,笔者有幸采访了首倡者周领顺教授,就翻译研究及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以下是笔者根据访谈整理的文字内容。

马冬梅（以下简称“马”）：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您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翻译批评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将翻译内外相结合,考察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行为同译文的关系,把翻译批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也就是您说的“翻译批评第三季”（周领顺,2015：122~128）吧。2019年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提出的第十个年头,能否借此机会,请您阐述一下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缘起?或者说一般来讲,理论的建构都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观照,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周领顺（以下简称“周”）：谢谢你。我这是第一次就这个主题接受访谈,之所以接受访谈是因为我经常会收到研究者提出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在“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之后和一些讲学之余,问题更是接踵而至,我想借此机会作个较为集中的回答。有的问题我已经在“译者行为研究”微信群里作了答复,还有部分问题我在文章《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中进行了答复。这些问题包括“连续统”思想与“求真”“务实”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和“社会化”与“务实”的内外层次化、“度”（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操作性问题等,目的在于提升理论的运用效果,帮助获得可信的结论。另外,我在《译者行为批评关键词集释》一文中,集中对该理论的主要术语作了新的梳理。但愿我把问题讲清楚了一些,请有兴趣的研究者结合起来阅读。

说起研究缘起,这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谈。从理论层面来讲,我们都知道翻译研究可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关注从文本到文本之间的文字转换,外部研究则关注制约译者行为的政治、历史、文化、审美、时代、性别、市场、意识形态、读者群等客观性因素和目的、意志、心理活动、情绪等主观性因素。通常认为“文化转向”之前的翻译研究多是内部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多是外部研究,这一点反映在翻译批评上,形成了翻译批评的两大范式,一是翻译内的翻译学研究范式,二是翻译外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两种范式在其各自的历史语境中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探索翻译活动的规律,但是如果从单一范式来开展翻译批评,往往会顾此失彼。要全面客观地开展翻译批评,必须将翻译内和翻译外结合起来。再者,传统的翻译批评多是以文本为批评对象,关注译文与原文的相似度,这就很难对一些合理性高、接受度广却偏离原文的译本作出公正的评价。因此,只有从译者行为入手,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毕竟“只有译者才能回答翻译的社会起因和历史作用”（方梦之、庄智象,2016：1~2）。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我尝试将翻译内和翻译外结合起来、将文本批评和行为批评结合起来开展翻译批评研究。正如我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中所写的,我的研究“以译者行为的评价为入口,以译文质量的评价为出口,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在翻译社会学和描写译学的框架内,走翻译批评—译者批评—译者行为批评之路”（周领顺,2014：1）。

从实践层面来讲,我的翻译实践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应用文体,还有一些是半文学半应用型文体,这些特征我通过实例作了说明（周领顺,2005：59~64）,这个划分呈现的是文体的渐变性特征。实际上,当说记叙文具有“夹叙夹议”的特征时,就体现了记叙文和议论文之间的渐变性特征。我发现面对不同的文体时,译者或以求得与原文相似为目标,或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为目标。而从译评者的角度来看,译者行为或偏于“求真”,或偏于“务实”,也呈现为渐变性特征。因此,不宜采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来评价译文的优劣,而译者行为也始终处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此外,还应该考虑译者行为的合理性这一参数。翻译批评一般都是事后（译后）行为,因而应该是描写性的,有关参数和整个理论框架能为条分缕析的描写提供参照。长期以来,翻译批评始终围绕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而展开,导致“忠实”派和解构“忠实”派争论不休,从“求真—务实”连续统的角度开展翻译批评,或许能突破这种评价路径,希望如黄勤和刘晓黎（2019：140）所验证的,它“摆脱了‘忠实’之争和规约某一‘最佳译法’的理想情况……这为我们深入了解方言翻译乃至于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本身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也希望如冯全功（2019b：117）所说的,译者行为批评“很大程度上融合并超越了翻译批评的忠实观,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从而形成“描写—解释—（重构）—应用”的完整研究链。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构建,是以突破传统上和国际范围内翻译批评求全、求大直至最终不了了之的瓶颈为旨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理论的提出肯定是以观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

马：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自提出以来,在您的引领和启发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您在最新发表的《译者行为研究十周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这十年来的发展与应用情况作了梳理,请您再谈谈您是如何看待这十年中的发展与应用的。

周：译者行为研究是我所关注的研究领域,而我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只是个研究的工具。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自诞生以来,得到了一些译界前辈及同仁的肯定,如方梦之、许钧、王克非、顾明栋、傅敬民、王宏、刘云虹、黄勤、任东升、陈伟、冯全功、周长银、霍跃红、张保红等。他们的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希望将译者行为批评的研究现状及译者行为批评的运用情况与译界同行分享。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2019年4月,我们举办了“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来自全国90余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200多位师生齐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围绕“译者行为和翻译研究的新趋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讨论的盛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因为会议主办方接待能力所限,未能完全满足报名参会者的要求。与会学者们的研究或是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进行验证,或是进行新的拓展,或是反思,或是完善,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译者行为研究的内容,拓宽了研究的疆域。

此外,在这十年中,译者行为批评也受到了很多青年学子的关注。他们或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用作审视问题的视角,或直接用作分析的工具,充分展现了其工具性。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工具开展的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既有期刊论文,也有学位论文,还有各级各类的科研项目,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有一定的普适性和解释力。十年来,从术语的厘定到“连续统”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构建等,理论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尽管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希望有志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青年学子在应用中深化译者行为批评,在反思中推进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马：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我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一个代表性成果,您是中国学派翻译理论的构建者之一。您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吗?您怎么看待“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这两个概念,二者能等同吗?您认为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其他的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存在共同点?

周：关于“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这两个概念,我在2013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时谈过。构建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这确实非常有必要,因为学派意识不强就意味着理论意识不强,理论意识不强,我国译界的理论成果就如散落的珍珠,无法凝聚成价值连城的“珍珠项链” ^②(② 张柏然就“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构建”问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时所言,参见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余论中所附的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发表稿。)。但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不能混为一谈,“国际‘公器’不需具备地域特色,尽管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地域特色的素材和实践。中国学派应该是中国人创设的、能够运用于实践并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之林,甚至能够引导国际学术研究走向的理论旗帜。理论不分国界,区分国界的只有提出理论的人”（周领顺,2014：287）。

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原创问题。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西方译论的追随者、阐释者。尽管阐释是学问,但犹如训诂一样,欠缺原创性和宏大的体系。理论要有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要原创,才能使研究成果有更大的创新。构建理论需要站在国际学术前沿,抓住有可能引领国际学术的理论创生机会。比如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诞生适逢国际翻译批评在继“文本观”“文化观”批评范式之后即将全面进入“以人为本”的“行为观”范式这一机遇。此外,中国学者还要有强化国际视野的意识,努力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

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我们所面临的社会语境与理论语境是相同的,那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其他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肯定是有共同之处的。例如,观照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这可以说是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传统,也是新时期中国学派翻译研究的一个共性。我在2014年出版了两本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和《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前者阐述理论系统,后者以实践为支撑,互相印证,构成了译者行为批评从实践到理论并复归于实践的完整研究路径”（赵国月,2015：109）。

说到中国特色,有必要提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年度和2020年度课题指南“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研究”这一选题的论证。

一是从人的角度论证。“中国翻译理论”是中国人创造的翻译理论吗?着重创造者,是人的层次。二是从滋养源的角度论证。“中国翻译理论”是吸收中国文化滋养而创造的翻译理论吗?着重内容和源泉,创造者可以不是中国人。三是从工具性的角度论证。“中国翻译理论”是要解决中国问题的翻译理论吗?因为理论是要解决问题的。常说的“信达雅”“神似”等等是不是理论?如果说不成体系,那么罗新璋总结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算不算体系?“理论”是什么样貌?当然,“‘构建’不是恢复重建,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繁荣发展的已有成就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谢伏瞻,2019：7）。

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回答。简单地说,滋养源只是出发点,工具性才是解决问题的落脚点。强调中国特色,有一些学者强调的主要是滋养源,但也有学者强调翻译在我国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过,从研究的意义上讲,即使翻译在某个国家发挥的作用很小,也是值得研究的现象。在研究者的面前,大象和蚂蚁一样重要。

马：如您刚才所说,本土翻译理论的构建,要具有国际视野。我注意到您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中,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中的主要术语提供了英语译文,这为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国际化以及国外学者研究译者行为批评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对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未来发展,比如在加强国际传播、进军国际译学界方面您有何想法?或者说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对于增强中国话语权、去除翻译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有何意义?

周：首先,中国现在不仅是一个翻译大国,还是一个翻译研究大国,但我们却不是翻译研究强国,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其次,面对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国家提倡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鼓励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既立足本土、又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因此,加强中国学术话语权,助力我国译学研究争取国际舞台话语权,从翻译大国走向翻译强国,是每一个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提供术语的英译文,也是为了规范术语。毕竟,规范的术语是一个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理论要走向国际舞台,得到国际同仁认识的前提。如何向国际译学界拓展,我认为其路径是多元的。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在国际译坛中存在,也长期盘踞在我国译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思想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要改变我国翻译研究的失语状态,走出或去除西方中心主义,产出原创性翻译理论是关键。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自己的理论有足够的原创性和足够的解释力,就一定有足够的普适性,西方中心主义就会不攻自破,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将与其他中国学派翻译理论一道,为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添砖加瓦。杨晓荣（2004）说,“若果真连‘理论’二字都避之唯恐不及,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就只能持续地‘模糊’下去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国翻译学者的理论意识显著增强,但原创是需要积淀的,不是为标新而立异的,要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需要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马：我国翻译研究界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要么崇洋,要么厚古,对于新时期本土学者提出的理论,总是质疑不断,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待?

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有通过学术批评才能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理论都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视角出发的,都会是“门户之见”,在全面性上都会有所欠缺,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理论的创生。任何企图构建“大一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理论的努力,都将会是无功的,因为它有违理论构建的规律。再者,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遇到质疑是很正常的。相反,如果没有疑问,理论的提出就只是其倡导者的“讲话”以及其追随者的附和,很难与他人形成“对话”,也就很难有认识的升华。因此,面对质疑,我们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对待,以科学的态度正视,这样才能推动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到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现在也有人向我提出他们的问题和疑惑,这些问题有些是他们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误读所致,有些是由于我没能在著作中阐发清楚或者论述不够充分所致,这些都有待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澄清和完善。不过我认为,任何理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在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完善,在反思中进步,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才能指导和启发后续的研究。

马：说到启发,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当下的翻译活动在翻译对象、翻译工具、翻译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对中国翻译实践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翻译方向的变化,中译外已经超越外译中^③(③ 此处所说的中译外,不局限于文学翻译。),相关讨论中,译介效果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对当前的中译外翻译研究有哪些启发呢?

周：我强调对待翻译,需要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视角分别予以关注。对于译者来说,“翻译内”和“翻译外”指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在本能上考虑并受制于翻译内的语言翻译因素,也会在潜意识中考虑并受制于翻译外的社会因素”（周领顺,2014：13）,而对于译评者来说,“翻译内”和“翻译外”又有不同的含义,“翻译内”指的是内部研究,即对译文和原文关系的研究;“翻译外”指的是外部研究,即对文本之外的文本生成环境和社会务实度的研究等。同样,对待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应该辩证地从“翻译内”和“翻译外”来思考。“翻译外”的问题包括西方读者对待我们外译作品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宣传是否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也会随之得到解决,比如随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多,他们可能会改变对中国文化的偏见。翻译内的问题就是翻译本身的问题,就是我们翻译的东西符合不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的问题。而对于译者来说,不该坐等国家改变一切,应该主动担负起解决“翻译内”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与国家层面里外配合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对于对外翻译的研究者或者译评者来讲,既要考虑“翻译内”的因素,也要考虑“翻译外”的因素,不能单纯地从当下的市场接受角度来评价对外译介工作的得失。

马：以上几个问题是基于我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宏观层面的思考而提出的,对于该译论体系中的一些具体论述,我还有些困惑。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与翻译史中的译家研究以及文化转向之后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似有重合之处,您如何看待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与传统的译家研究及译者主体性研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周：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与译家研究和译者主体性研究等内容有交叉之处,这是正常的,“生物”和“化学”之间还有个“生物化学”嘛,交叉更容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作为一个领域,又有其独立性。传统的译家研究集中于译者生平、成就、翻译思想等静态内容,而译者主体性研究则主要是围绕译文产生的环境因素之一的译者而进行的翻译外部的、社会学上的研究。无论是译家研究,还是译者主体性研究,它们虽然关注了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但对译者的批评只是附带的,如通过指出译作的错误来评判译者的翻译能力和翻译态度等,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译者为中心展开的批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以译者行为为切入口,关注的是人,是作为意志体的人,“专注于译者意志性、译者的身份和角色行为之于译文质量的影响,属于翻译内外相结合的、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评价相结合的、规定和描写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周领顺,2014：49）。当然,译者行为批评不是要排斥文本批评,而是将译者的意志性和译者行为的合理度纳入考量,试图构建一种多维的、动态的批评框架,是“文本批评”的有效补充。

马：说到“翻译社会学”,还有一种提法叫“社会翻译学”,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另外,您多次强调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属于翻译社会学的范畴,但我注意到在您绘制的翻译理论体系树形图（周领顺,2014：60）中,将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划分到翻译理论体系中。在学科上将您的研究归属到社会学中,在理论体系上,又归属到翻译理论中,这样的定位是否有矛盾之处?

周：就翻译社会学和社会翻译学,武光军（2008）、王晓元（2010）、胡牧（2011）、户思社（2011）、王洪涛（2017）等学者都发表过见解。在我看来,翻译社会学就是“用社会需要、社会效果等各个方面解释翻译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周领顺,2014：50）,译者行为批评研究首先把翻译看作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从语言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来认识译者的属性,围绕译者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角色、译者行为规律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对译者行为的合理度作出解释。它归根结底是对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因此属于翻译社会学的范畴。另外,译者行为批评研究总体上属于外部（Context）研究,“兼顾”文本的研究,符合翻译社会学的特征。但不管是“翻译社会学”还是“社会翻译学”,目前都没有自己完整的体系甚至具体的内容,对它们的建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两个名称之间继续争论下去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二者都指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都是在借用社会学的一些概念做一些翻译上的研究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根本所在。做的是翻译研究,但验证的是社会学的概念,缺乏自己的灵魂。对于具体的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研究主张和偏向,但如果使之独立,就要名正言顺,而现阶段,名之所以难正,就是因为缺乏灵魂。我之所以称为“翻译社会学”,是从“尾重”的语义焦点上看问题的。

把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划归翻译社会学的范畴,与讨论译者行为批评在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矛盾。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译者行为是翻译学和社会学的一个交叉研究课题,相关的具体研究属于翻译学还是属于社会学,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立场、研究路径和研究目的。虽然我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属于社会学范畴,但它仍然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而且最终也是要落实到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的评价上的,它肯定会在翻译理论体系中占有相应的位置。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展开不同路径的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之一,也或者说是“翻译学”和“社会学”的“中间状态”,正如“生物化学”一样,且有所偏重,一如称为“半导体”而不是“半绝缘体”一样。总之,我这里说的不是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的自然属性,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时应有的研究态度和视野。

马：您刚提到了译者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角色”,“身份”和“角色”是两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在翻译研究中,也有人将二者等同。那么您说的“语言人身份”和“社会角色”具体指什么?我还注意到在您的专著中,您常常使用“社会性”和“社会化”这一组术语,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周：“身份”和“角色”这两个概念有交叉重合之处,但如果你翻一翻《现代汉语词典》,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区别。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身份是相对固定的,而他扮演的角色却是多元的。具体到翻译上,“‘身份’是指译者以‘译者身份’所呈现的语言性语码转换行为特征;‘角色’主要表现为‘译者的社会性表演特征’。比较而言,‘身份’是显性的,‘角色’是隐性的;‘身份’是稳定的,‘角色’是可变的;‘身份’是有限的,‘角色’是无限的”（周领顺,2014：215）。也就是说,译者在“译者身份”下可以扮演多种角色,既包括最基本的语言性语码转换角色,即“译者角色”,也包括编辑、交际专家、商人等社会性角色。扮演的角色不同,译者的行为特征也就不同,那么译文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或偏向于“求真”,或偏向于“务实”。译者扮演不同的角色,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我把译者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调整自己角色的过程,称为译者的“角色化”过程。译者要扮演何种角色,是由他/她的意志性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取决于译者是要紧扣原文意义而求真,还是要顾及应用效果而务实。译者的“角色化”程度越低,“译”的成分就越高,就越偏向于“求真”;译者的“角色化”程度越高,“译”的成分就越低,就越偏向于“务实”。但不管怎样,译者的“角色”始终在“译者身份”之下,这样产出的译文才能始终在“翻译”的范畴之内。

至于“社会性”和“社会化”,这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要区别这一组概念,要从“性”和“化”的区别说起。“性”是内在的、天然的,而“化”是外在的、后天的。“社会性”是译者的属性之一,是译者在“译者身份”下进行翻译活动这一社会活动时的自然行为表现。与此相对,“社会化”是译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从事翻译活动时的表现,这时译者是一个社会人,他/她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翻译”的范畴,其行为只是一个普通社会人的行为。也就是说,“社会性”反映的是“翻译内”的问题,“社会化”反映的是“翻译外”的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内外”有别,但这两个概念也并非水火不容,如同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一样,“社会性”和“社会化”也是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如果“社会化”的程度不足以影响到译者行为的“翻译”性质和译者的“译者”身份,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社会化”纳入译者“社会性”来考量,把“社会性”视为“社会化”的结果。

马：您提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是译者行为批评的核心理论架构之一,而三要素（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是对前者的细化和补充,度的衡量有没有一个参照标准?如何量化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有效?

周：“度”是很难量化的,我们以往讨论忠实度、对等度等,也就是一个大致的情形。杨自俭（2008：4~5）说过,“译文靠近原作靠到什么程度,很难用百分比（99.99%,99.95%,99%,98%等）来表述,不过可以建立包括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评价指标来评定译文和原文的靠近度,从而可按靠近度的大小排出顺序来。”同样,译者行为批评也不可能做到精确的量化,只是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的一个倾向性描写。为了描写得更全面、客观,我提出了三个参数,也即三个度：文本求真度、效果务实度和译者行为合理度。三者是互相制约的,一般情况下,文本求真度高、效果务实度高,说明译者行为合理度也高。根据这三个参数,可以对译者行为及译文质量作出一个综合的评定。为了对行为倾向进行可能的量化描写,我也曾制作了一个量级图（周领顺,2015）,但那个图中部分标识有误,导致研究者出现一些困惑,我已经在《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一文中作了调整。总之,这个“度”能精确到什么程度,要靠事实说话,要通过对翻译事实的渐变性特征的描写加以佐证。

马：对于我们今后开展译者行为批评的相关研究,您有什么建议?可以围绕哪些课题展开?

周：今后的研究可以涉及“译者行为”本体研究、“评价模式应用效果研究”、文本视域和译者行为视域的对比研究等,我相信相关研究范围一定会不断扩大。后续研究可参照以下论题展开,如不同文本类型的译者行为研究,笔译、口译环境下的译者行为研究,译出与译入的译者行为对比研究,针对不同文本类型评价模式的适用性研究,读者类型、社会需求分类等与译者行为的关系研究,文化身份、译者模式与译者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同文本类型下译者角色化研究等等。

马：最后,您在《翻译批评新趋势》一文中,除了谈到客观化、体系化外,您还提到了具体的批评方法,如语料库方法。就我所知,语料库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怎么证明它是翻译批评研究“新趋势”的标志之一呢?

周：正如你所说,语料库方法在翻译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对于不够成熟的翻译批评来说还算是新的,这是朝着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大目标努力的有效路径之一,也是为遏制传统上“随感式”“印象式”翻译批评惯性的新手段之一。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不仅是翻译批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我国本土译论构建的典范。经过其构建者矻矻不倦的努力,现已形成严整的理论框架,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视域和翻译批评研究视域,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作为翻译批评研究的细化,它以“人”为本,将翻译批评推进到了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阶段;作为本土译论的代表之一,它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可持续性和学术个性,在研究材料、研究方法及核心理念上都体现出了相当的原创性,有助于我国翻译研究走出仰视西方译论的学徒期。然而,任何一个理论都不可能是终极真理,如周领顺教授在访谈中所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研究者们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而答疑解惑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不断得以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比如他在《译者行为批评关键词集释——代专栏导言》一文中所作的新的梳理。周教授在此次访谈中的释疑解惑,深化了我们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认识,但要保持其生命力,仍需研究者在实际的运用中不断将其完善,在理论的反思中不断将其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