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由莫言创作于1984年（发表于1986年）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随后写就的《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共五部中篇小说连缀而成,是莫言创作的九部长篇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静静的顿河》被称作顿河哥萨克地区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该作品中译本自1931年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便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和当代文学批评界,《红高粱家族》的创作受到《静静的顿河》影响这一事实已基本达成共识（汪介之、陈建华,2002;李建刚、刘娜,2014;刘祥文,2014）。但是关于该作品的创作如何受到《静静的顿河》影响,二者在民间性方面有何相似之处,至今尚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

莫言创作《红高粱家族》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文学以雷鸣闪电般袭击征服着中国广泛的文学饥饿” （谢冕,2009：224）,“回首八十年代的时候,任何一个坦率的作家都不能否认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莫言,2010c：319）。因此,各类外国文学对这部小说的影响成为论者研究的方向之一,尤其是针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与莫言创作关系的研究备受关注,而针对俄苏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却稍显寂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某些批评家或研究者试图摆脱俄苏文学影响、过度偏爱欧美和拉美文学的倾向。

莫言自己的阐释就澄清了一些事实：“《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马尔克斯影响的说法是想当然的猜测”（莫言,2012c）,1985年春天他才看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汉译本,而《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莫言多次坦露自己对俄苏文学的钟爱,童年时读到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便是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高尔基的优秀作品让他觉悟到“小说应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莫言,2012a：29）,于是便有了《红高粱家族》等热血澎湃的小说。在各种质疑声中,莫言极力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并表达了对俄罗斯文学的敬意,认为“只有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更配得上长篇小说”（莫言,2006b）。他在俄罗斯大草原上漫游（1993年）时,还想到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割草的夜晚（莫言,2010a：108）,似乎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最喜欢的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自己未来创作影响很大”（Селиванова,2012）。

没有“肖洛霍夫的影响以及《静静的顿河》的经验支持”（李建军,2018：918）,很难想象,作为中国当代一流小说家,莫言的写作会达到如此高度;没有“苏联战争文学佳作丰盛”（莫言,2010a：201）所撩拨出的创作冲动,或许莫言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创作出《红高粱家族》这样杰出的战争文学作品。以《静静的顿河》为代表的俄苏文学传统无疑参与到莫言文学世界的艰苦建设中。自“五四”以来,俄苏文学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已百年之久,在“五四”时期、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二者的互动达到了三次高潮。俄苏文学经典作品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有过公认的影响与贡献。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门向西方敞开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日渐深刻,但俄苏文学毕竟是莫言那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阅读的对象和学习的样板,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仍不容小觑。对此,莫言坦诚地表示,“这种影响自然而然地产生,从而不知不觉地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莫言,2012c）。不过,莫言从一开始就对这种影响心存芥蒂,认为中国文学在借鉴外国文学优秀经验的同时,一定要“进入一个自主的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创新阶段”（莫言,2012a：313）。

以上,笔者结合莫言《红高粱家族》创作的历史背景,比较了“基于文化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影响与借用现象”（周启超,1997）;下文中,笔者将《红高粱家族》和《静静的顿河》并置于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并加以梳理,重点以类型学视界考察在民间性方面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探讨两部作品进行更深层次对话的可能性。文学的类型学研究要加以阐明的“不是文学现象的个别的独特性和相似性……而是要揭示在语言和历史命运相接近以及并不具有这些特点的一些民族的文学之共同的或相似的发展倾向”（赫拉普钦科,1982：301~302）。

“任何影响或借用必然伴随被借用模式的创造性改变,以适应所借用文学的传统,适应它的民族和社会历史的特点,适应借鉴者个人的创作特点。”（日尔蒙斯基,1981：145）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莫言,2013）。在风风火火的文化寻根浪潮冲击下,为了“从新的角度,从自我的角度,写出新的作品”（莫言,2018）,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莫言选择把《静静的顿河》中倍具民间特色的小说舞台创造性地“移植”到高密东北乡来。

倘若当今汉语写作最大的问题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莫言、王尧,2006：55）,那么,一种强调个性化的民间写作或许正是解决问题之道。肖洛霍夫和莫言的创作之所以个性鲜明,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把自己跟别人区别开来”（莫言、王尧,2006：52）,无论是故事的取材、创作的主体还是使用的语言,都与流行的东西有明显的区别,“在文学的边缘地带”（莫言,2006a：37）取得突破。

1. 创作素材的民间性

“一个作家想要成功,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收营养。”（莫言,2010c：73）两位热爱故土的作家,都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汲取了创作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小说的气味”。如果说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顿河哥萨克、草原马匹等构成了故乡维约申斯克镇的气味,莫言则在《红高粱家族》中塑造了以高粱地、高粱酒为背景的高密东北乡。

由于从小受到民俗文化的熏陶,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民间文学素材。童年的肖洛霍夫“乐感强,记忆力好,喜欢观看热闹的婚礼,爱听哥萨克古老民歌和老人们讲的征战故事,爱过各种节日”（孙美玲,2015：2）;莫言童年中很长一段时光是在文化贫瘠的乡村度过,在田间地头、牛棚马厩、集市说书处甚至是自家的炕上,“用耳朵阅读”。莫言不仅有诸多作家都有的会讲故事的老祖母,还有满肚子故事的爷爷、大爷爷以及村子里上岁数的老人。这些神秘恐怖却又迷人的故事为莫言的日后写作做好了准备。2012年,莫言在作诺贝尔奖演说辞《讲故事的人》的过程中,便声情并茂地回忆了童年时代故乡的说书人,强调了说书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不仅以哥萨克古歌《顿河悲歌》开篇,而且在作品中也时常插入诉说着“哥萨克生活的朴素故事的民歌对唱”以及“连队里的故事大王精心编讲离奇惊险的故事”（肖洛霍夫,2015：305~306）的场景。一位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的老头子让年轻哥萨克抄写“避枪咒、避战咒、冲锋陷阵咒”,并告诫他们“冲锋陷阵的咒文,并不是咱们现代人编出来的,这是我的爷爷从他的爷爷手里传下来的”（肖洛霍夫,2015：297）。不仅主人公格里高利是众人眼中“唱高音的好手”“一拉起长腔,声音简直就像根银丝线一样漂亮、悦耳”（肖洛霍夫,2015：37）,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对话也经常以民歌对唱的形式出现。作家通过 “自古以来”“几百年以前” 引出当下秩序形成的古老机制：“几百年以前,一只勤勉的手在哥萨克的土地上播下了等级差别的种子”（肖洛霍夫,2015：159）。这些都显示了肖洛霍夫极好的民间文化修养。

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都规定文学家应该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并视“中间状态”的“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芸芸众生为异端”（谢冕,2009：158）。一些“作家创作的战争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只从概念出发,没有把战争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体,写不出命运感”（莫言,2010c：374）,《红高粱家族》则“改变了大家对土匪、英雄和人性的看法”（莫言、王尧,2006：59）。莫言没有亲历过抗日战争,但是“老前辈提供的抗日战争的故事千千万”,让他有了“在素材上绝不发愁”（莫言、罗强烈,2006：11）的底气。小说中,“我们村里”直到今天还广泛流传着的李山人为“我”二奶奶驱邪的故事情节为小说增添了传奇色彩。二奶奶的死亡过程诡奇超拔,先是被日本兵轮奸含恨而死,而后被邪魔附体,身体虽死却仍可坐起、高声叫骂,最终请来山人为她驱邪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爷爷”往酒篓里撒泡尿后又反复试验、创造出用老尿罐上附着的尿碱来代替尿液的勾兑工艺,为小说增添了几分草莽性。在《狗道》一章中,野狗对人发动袭击,导致“我父亲”的卵子被狗撕开,狗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饱食人肉的狗打出一圈圈棕色的狗屁”（莫言,2017：204：）,“我爷爷”和“我父亲”由于食狗肉变得人性和狗性参半……类似的情节则使得小说充满了原始色彩。“草莽性、传奇性、原始性”（陈思和,2010：217）是莫言民间叙事的三大策略。莫言叙事的素材不仅来源于暗夜中引导他前进的明灯《聊斋志异》——其作者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离莫言的故乡高密仅数百里,还来源于他自己用耳朵阅读来的高密乡的民间故事和传奇人物、邻里乡亲间的日常对话,他把这一切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在中国文学叙事模式变迁的过程中,以《静静的顿河》为代表的俄苏家族史诗的影响不可否认：“8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与苏联当代文学汇流,而与欧美文化大相径庭的格局”（陈建华,2007：128）,或许是因为苏联文学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正是“一种潜力的解放”,而“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对别国来说,往往是外来的,又是土生土长的”（陈思和,2010：217）。

2. 创作主体的民间性

民间力量拥有“独立的艺术空间、独特的道德标准和审美原则”（陈思和,2010：47）,作家力图借助民间力量恢复历史的真实。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第一章中简要梳理了麦列霍夫家族的血统,从而勾勒出麦列霍夫家族的精神传承,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利;从家庭—家族—时代层层推进的过程中,格里高利就像麦列霍夫家族的蹩脚舵手,摇摆不定地驾驶着家族的航船驶向波澜壮阔的顿河历史的大海。在肖洛霍夫那里,民间力量指的是顿河哥萨克群体,好战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特点。第一卷开篇不久,作者就引出了主人公格里高利所属家族是“土耳其血统和哥萨克血统交融”,形成了“高鼻子、带点野性、漂亮的”（肖洛霍夫,2015：8）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莫言则在《红高粱家族》中从“我”爷爷奶奶的故事开始讲到“我”父亲再讲到“我”这一代,以传奇的土匪家族的浮沉串起了高密乡的历史。两位作家都把家族一代代人物的命运纳入到历史的进程中,历史的发展反过来又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在莫言这里,民间力量与处于权力中心的任副官和曹县长相对,指的是以我爷爷奶奶为代表的老百姓。作品开头即点名了“我父亲”的身份：“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莫言,2017：3）。

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发自人类灵魂深处并力图感召人类灵魂的庄严的祈祷”,而非功利的战争文学不仅仅要歌颂,还必然要暴露,要对战争的本质进行深入思考,敢于承认战争的悲剧性。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竭力揭示的正是“人类的灵魂如何偏离了轨道并力图矫正”（莫言,2010a：203）的过程。莫言选取的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体现者是余占熬这样的边缘群体,而以八路军江小脚和国民党冷麻子为代表的传统主人公及其所演绎的国共两党斗争成为《红高粱家族》中土匪余占鳌抗日的背景人物和历史环境。“过去作为反面人物的草莽英雄,土匪司令摇身一变成为小说中的传奇主人公,过去为英雄和正面人物的颂歌所淹没的另一片陆地,在特殊艺术方式的诱引下浮现出来。”（谢冕,2009：154）莫言在文中所采用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是真正的民间立场和视角,把土匪写得有血有肉,使得一切好似亲眼所见,区别于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立场。在被问及自己的创作立场时,莫言如此回答：“如果你认为自己比老百姓高出一头,你的创作就失去了民间的性质”（莫言、王尧,2006：5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莫言的俄语译者叶果夫对他的评价可谓精当之极：“莫言是人民作家,他无需走进人民去认识他们,更不需要从知识分子群体里走出来深入人民”（Егоров,2012）。

在土匪余占鳌的身上,民族性格中的精华和他作为土匪的劣根性一涌而出。莫言笔下“我的土匪爷爷”作为正义一方的代表,是抗日英雄,但也有残暴的一面,他做尽了“坏事”,比如他杀了他母亲的情夫和尚,作为轿夫诱奸了单家明媒正娶的媳妇“我奶奶”,杀了我奶奶的公公和患麻风病的丈夫却 “不后悔也不惊愕,只觉得难忍难挨的恶心”,征服了继承家业的女掌柜“我奶奶”后,又喜欢上家里的丫鬟我二奶奶,这一系列的行为似乎都与一个正面人物不相干,莫言对故乡“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2017：4）的“极端热爱”和“极端仇恨”的矛盾情感就是这样形象地体现在“我爷爷”这一形象身上。

莫言对作为非正义一方的代表——日本兵也有不同于以往战争文学作品的描写。作品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典型场景。当自己已被祸害但仍寄希望于女儿免遭伤害的二奶奶向日本人求饶时,尽管语言不通,但是他们（日本兵）的身体是有反应的,“颤抖了一下肩臂,腮上的小老鼠似的肌肉匆匆忙忙地转动着,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出现在他脸上,胆怯地瞄了一眼站在炕下的同伙”,在日本人“凶狠表情的硬壳下,正缓慢地翻滚着一种绿油油的柔软的流质”,当闪光的刺刀尖对准小姑姑张大的嘴时,“咬牙切齿地,好像在克制着某种感情”（莫言,2017：332）,这里所说的柔软的流质和某种感情指的大概就是对小女孩的可怜,因为对生命的敬畏而生的对杀人这一行为的恐惧——假如不是战争的原因,普通日本人“也许是善良的,也许是漂亮的”（莫言,2017：130）,他们大概不会以杀人为乐,战争才是使得“人类的正常情感”“发生扭曲”（莫言,2010a：203）的元凶。

莫言对中国的战争小说作出了很大的突破,但他坦言,“其实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发明”（莫言、王尧,2006：59）。的确,苏联作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认识到的问题,我们到八十年代才意识到（甚或八十年代才有可能这样写）,我们现在的许多新历史小说甚至没有超越他们。而影响莫言进行这一突破的恰恰是“大气中有丰富鲜活的个体”（莫言,2010c：374）的以《静静的顿河》为代表的俄苏战争小说。

在肖洛霍夫笔下,哥萨克的身份迫使格里高利参战,但他厌恶战争,对个体生命倍加珍视,从不故意伤害任何人。肖洛霍夫对他每次杀人后的内心挣扎和折磨都有细致的描写,从初上战场的新兵到成长为数千人马的首领,杀人带给他的并不是成就感,而是更多的折磨,从在战场上初次杀人的“脚步又乱又重,憎恶惶惑折磨他的心灵”（肖洛霍夫,2015：347）到“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直响”（肖洛霍夫,2015：1248）,他似乎没有任何自豪感,唯有惶恐和痛苦。肖洛霍夫的描写可以从深层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东正教救赎意识找到支撑。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恶人,尤其是民族大敌通常有“不得好死”“恶人有恶报”等类似描述,因此读者希望莫言笔下的罪恶之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当莫言试图将这些带有宗教性的精神因素带入自己创作的时候,曾遇到很大的困难。这种在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规律的写法,在八十年代初期曾被很多人质疑。许多国人认为莫言创作中对于国人的描写是把丑陋面揭露给全世界看,或许正是因为这些读者没有看懂以色列作家奥兹眼中莫言高明的创作手法：“即使在描写特别残酷,血淋淋的场景时,依然透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莫言,2010：299）。

3．创作语言的民间性

改革开放初期,在外国文学的全面席卷下,作家的语言风格很容易陷入“跟着别人的腔调瞎哼哼”（莫言,2010c：74）的误区,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很容易压倒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然而,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有自己的腔调和面孔、具有鲜明语言风格的作家。莫言从肖洛霍夫来自于俄罗斯文学传统和民间文学（顿河民歌等）的叙述语言中,看到了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之根、“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同上）的重要性。

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肖洛霍夫不仅直接引用顿河哥萨克古歌,还以主人公的口吻道出了富有原始力（孙美玲,2015：7）的语言。作品中,格里高利把娜塔莉亚比喻成“既不会叫人感到冷,也不会使人觉得热”的月亮,把自己内心空空的状态比作草原;相对应地,娜塔莉亚仰望天空,迟误了的仙鹤从高远的夜空送来的银铃似的叫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仿佛知心朋友。肖洛霍夫用精当的语言来描写村子里的婆娘们随时随地都在纷纷议论一件绯闻的情形：“每天早晨把牛群赶出去的时候,站在狭窄的、在灰色尘雾中闪晃着的水井架的阴影里把水从桶里向外倒的时候,或者在顿河岸边那些天然的石板上捶打洗涮破布片的时候……”（肖洛霍夫,2015：138）作者在凸显哥萨克村子中的风俗文化的同时,还展现了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和真实的日常起居状况。若非熟谙民间文化,不会有如此贴近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灵的描述。

莫言“把自己的语言扎根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壤,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陈思和,2006：338）。他的语言来自对山东高密老家土语并稍加改造,“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莫言,2012b：264）,这些民间文本恰恰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记忆的血脉传承。“我奶奶”临死前有一大段的内心独白,她时而和儿子豆官对话,时而和老天爷对话,她与后者的对话不仅体现了在莫言的创作语言中存在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展现出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崇拜天与天神的普遍存在和深入人心。“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莫言,2017：69）在这句话中,天就是老百姓平时所说的“老天爷”,“我奶奶”跟“老天爷”的对话就是中国老百姓与天神“老天爷”对话的缩影。.

作品中从“我爷爷”“我奶奶”那一代到“我”父亲那一代再到“我”这一代的家族进化其实是逆进化论的,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都退化成“不肖子孙”和“杂种高粱”。在描述高密东北乡的传统作物红高粱时,莫言使用的民间语言刚劲有力,恰到好处。对于“我向往着的,永远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莫言反复用美的语言讴歌和赞美它：“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2017：370）。“我”痛恨的杂种高粱与原本的野生红高粱相比,则不仅“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味道苦涩,造成无数人便秘”,还“缺少高粱的灵魂和风度”“污染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整个家族的亡灵都对“我”发出了不惜一切努力找到纯种红高粱的启示：“这株红高粱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你要找到它。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莫言,2017：369~370）

尽管《红高粱家族》讲述的是山东高密的故事,但是它的疆界绝不应局限于齐鲁大地的土特产,而应辐射到广阔的中华大地。

《红高粱家族》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殊历史境遇中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相遇的。在莫言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他对“影响的焦虑”和为挣脱外国文学影响的“搏斗”,但是他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凭借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带给他的启发,唤醒和激活了记忆深处那用耳朵阅读得来的民间乡土文化的宝库,在野性十足的高粱地里揭开了被遮蔽的另一种历史。诚然,我们在《红高粱家族》中,可以看到莫言对《静静的顿河》的创造性挪用,这是对更加符合中国文化的效果的追求,这种追求恰恰与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致力展现的顿河风情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精神不谋而合。不是任何一部外国作品都能为我所用,除非它迎合了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也不是任何一位中国作家都能恰如其分地借鉴外国文学作品,除非他熟谙该国文学的内在品格且致力于将本国文学推向世界文坛。

当然,我们要对莫言的文学道路和成就进行全面深入的考量,仅仅关注肖洛霍夫和他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五彩斑斓的莫言文学共和国的一个侧面,莫言还拥有马尔克斯般自由飞翔的想象力、卡夫卡般深邃的心理洞察力……写作《红高粱家族》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莫言还忌讳别人说自己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最晚到2008年,莫言已经不把受到外国文学影响当成不光彩的事情,甚至认为,“如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莫言,2010b：325）,大胆地“拿来”属于艺术共同性的东西,然后赋予艺术个性的东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后者即是由我们的“民族习惯、民族心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情感”构成的,一个不积极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汲取创作资源的作家当然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可见,“民间的东西”和“外来的东西”的确是一个高明的作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两件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