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6): 120-128 doi: 10.12002/j.bisu.254

书评

口译研究多棱新览——《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介评

胡娟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550001

Review of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Hu 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China

收稿日期: 2017-10-31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2-15

Received: 2017-10-31   Online: 2019-12-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胡娟,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550001,研究方向:口译研究,电子邮箱:hujuansd@163.com 。

摘要

近年来,全球语言服务背景下的口译研究势头迅猛。2015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了两部口译研究重磅之作:《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和《劳特里奇口译研究百科全书》。本文拟对《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一书进行内容简介,再从研究视角、研究前瞻、研究亮点三个方面作出评价。口译研究的史学视角及口译职业化的内外力因素分析是该书研究视角的两大创新。口译技术、口译职业化及口译伦理的回归是该书的研究前瞻。此外,鲜受关注的“转写与翻译”和“儿童语言掮客”问题堪称其研究亮点。该书对口译研究的各类问题提供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全景扫描,以期与口译研究学者共享口译研究多棱新景,并就口译研究的争议话题引发更加深入的讨论。

关键词: 口译研究 ; 核心话题 ; 口译争议问题 ; 口译史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preting studies have maintained great momentu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language services. In 2015, Routledge Publisher published two works influential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Firs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es presented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followed by some key insights drawn from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s, new frontiers and innovations. Specifically,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ing and the importa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players are issues unique to interpreting studies that are given voices here. New interpreting technologies, interpreting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return of interpreting ethics are also highlighted as current research frontiers; besides,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child language brokering, which have rarely drawn concern from academic circles, also receive scholarly attention in these works. Overall, this paper provides a panorama of the core issue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offers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promote discussion on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and to stimulate future researches..

Keywords: interpreting studies ; core topics ;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interpreting ; interpret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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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胡娟. 口译研究多棱新览——《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介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6): 120-128. DOI:10.12002/j.bisu.254

Hu Juan. Review of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6): 120-128. DOI:10.12002/j.bisu.254

引言

“中国的口译研究,20世纪 80年代才真正起步,90年代初步发展,进入21世纪,口译研究在中国进入比较繁盛的发展阶段。”(仲伟合,2012:4)近年来,口译研究成果丰硕,各类论文、专著频频出新;然而,自2001年和2004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和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之后,口译研究的综合大全之作十余年间几乎断层。2015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推出了《劳特里奇口译研究手册》,即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以下简称《手册》),虽名为手册,实则内容兼具广度与深度。《手册》由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口笔译系的两位副教授 Holly Mikkelson 和 Renée Jourdenais主编,其中Holly Mikkelson 是享誉国际的法庭口译专家,Renée Jourdenais 是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口笔译系主任。二人合力汇聚了32名口译研究顶尖专家,各自撰写一个话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勾勒了一幅口译研究的最新图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Mary Phelan称赞道:“该书立足全球视域,既覆盖了口译研究的方方面面,又洞悉了鲜有关注的学术话题,编者集口译界权威学者之力,描绘了口译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① 摘自Mary Phelan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手册》呈现了多棱研究视角,追踪了译界前沿,堪称口译研究必读之书。

鉴于此,本文拟对该书的内容及亮点作一介评,以飨读者。

一、内容介绍

全书共27章,编者根据研究主题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口译研究的史学视角;第二部分,不同模式下的口译;第三部分,不同场景下的口译;第四部分,口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争议。

第一部分“口译研究的史学视角”分为4章。

第1章对口译从发端至今的历史进行了溯源。Jesús Baigorri-Jalón 梳理了口译员的史学角色。古埃及和古中国时期,译员参与了史官撰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双语者被强征充当译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译员参与了殖民管理与海外贸易;20世纪中叶,同传译员强势助推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进程;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口译技术将口译职业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在第2章与第3章中,Julie Boéri和Sofía García-Beyaert 剖析了影响口译职业化的内力和外力。其中,影响口译职业化的内力因素(internal players)包含:职业协会、培训研究机构、口译实践从业者、口译研究人员和口译教师等;影响口译职业化的外力因素(external players)包含:委托人(grantors)、口译服务的终端用户(receivers)和口译服务提供商(providers)。

第4章由Franz Pöchhacker 教授执笔,回顾了口译研究的几个关键阶段和五大研究范式,并跟进了新技术驱动下机器口译的趋势与问题。

第二部分“不同模式下的口译”涵盖第5章至第10章。Kilian G. Seeber 在第5章中讨论了同传任务复杂度对工作记忆和口译能力的要求以及方向性和语速对同传过程的影响。Debra Russell 和 Kayoko Takeda 在第6章中首先介绍了Daniel Gile(1995)的认知负荷模型(effort model)和 Russel(2005)的基于意义的口译过程模型(meaning-based model of interpreting),然后讨论了同传与交传在笔记、质量评估、译前准备等方面的差别。“手语口译”是第7章的核心, Karen Bontempo 阐析了手语口译的典型特征:多种手语类别的切换,手语及口语的双模态切换以及服务对象(聋哑人)之间的切换。第8章探讨了手语口译和口语翻译的异同,Jemina Napier(2002)从模态、方向性角度辨析了两者的区别。在第9章中,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Wallace Chen界定了视译的概念并回顾了它的历史,建议将手写草稿、带图文本、用户手册、期刊论文及各种主题的文本等都纳入视译训练的文本选择范围。Carmenia Valero-Garcés将“转写”与“翻译”两个概念在第10章中并置讨论,明确了转写的定义并预见计算机辅助转写对电子化口译语料库建设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转写的价值还体现在为聋人社区公告服务提供字幕、为媒体或娱乐市场产品的字幕编译提供便利等方面。

第三部分“不同场景下的口译”涵盖第11章至第19章。在第11 章中,Ebru Diriker 探讨了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在口译职业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在第12章中,Jieun Lee 讨论了法庭口译的质量评估、法庭译员的职业准入、培训和伦理等问题;在第13章中,Sonja Pöllabauer给出了“难民口译”的定义,并指出难民口译中话轮转换的研究价值。在第14章中,Marjory A. Bancroft 探讨了社区口译兴起的驱动因素、社区口译的伦理问题以及社区口译的“元培训”等。医疗口译是第15章的主要内容,Cynthia E. Roat 和 Ineke H. M. Grezee 回顾并总结了医疗口译在美国的兴起与现状。 第16章探索了在辅助精神治疗的口译过程中,译员除了承担口译任务,同时还扮演合作治疗师的角色。Melissa B. Smith 在第17章中阐述了何为教育口译,并分析了教育口译员的多重角色。第18章所涉的媒体口译是口译与交际学、传播学的结合。Pedro Castillo 提炼了媒体口译的几大核心话题,如媒体口译质量评估、译员角色与伦理等,同时还抛出了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直播突发事件时采用媒体口译,如果报道再次被转播,其口译质量、内容、结构和语域如何得到保证或再现?媒体口译的外包对口译工作条件和质量是否会产生影响?在第19章中,Barbara Moser-Mercer 披露了军事冲突地区口译员法律身份的尴尬,呼吁各方保障冲突地区译员的人身安全。

第四部分题为“口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争议”。 Uldis Ozolins 在第20章中比较了几个国际口译组织的伦理规章,指出口译伦理是一个滑动的概念。在第21章中Justine Ndongo-Keller 洞察到社区口译员可能会遭遇到心理创伤,建议译员有必要去了解心理创伤的症状表现,以便求助于创伤后的修复机制。Sabine Braun 在第22章中讨论了基于网络或云端的远程口译。Angela Collados Aís 和 Olalla García Becerra 在第23章中展开了关于口译质量评估争议的讨论,建议口译质量评估需考虑各种相关变量,如译员、客户、发言人与翻译公司等。在第24章中,Jean Turner 介绍了几种口译资格认证模式,倡议对口译交际的主客体进行口译测试和评估的“元培训”。随后,Chuanyun Bao 在第25章中梳理了口译教育在过去10年间的发展变化,建议国际翻译高校联盟(CIUTI) 发挥对口译职业培训的推动作用。第26章与第27章一脉相承,Aída Martínez-Gómez 和 Mette Rudvin 调查了非职业译员的从业现状,尝试探索了一条口译职业化的实现路径。

二、学术评价

相较于十年前口译研究的两部奠基之作,《手册》的时效性、前瞻性和覆盖面更胜一筹,具体体现在研究视角、研究前瞻和研究亮点三个方面。

1. 研究视角

其一,本书收录了4篇口译史的文章,可见口译史研究的价值。虽然口译的史学研究可追溯到四千年前,但囿于语料的时效性和口译史研究的小众化,“口译史研究从数量和深度上,都落后于口译过程、口译产品等分支,原因是学界多受到口译史研究不能对学科理论发展做贡献的错误理念的影响”(唐芳,2012:36)。其实不然,口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译员能够以史为鉴,从口译史中反思借鉴经验教训,将其作为处理口译紧急情况的策略资源库。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看,无论是在《手册》或《口译研究方法论》,还是在《口译研究读本》中,口译史均被归置到口译职业化这一板块。可见,对口译史的梳理是口译研究的学科基础,也将成为口译职业化向何处去的指针。口译的史学研究之于口译学科,就似“源”之于“水”“本”之于“木”。然而,不容乐观的是,国内外研究口译史的学者屈指可数,国内仅有黎难秋(2002)姚斌(2012),国外也只有Hermann(2001)Bowen(1995)Roland(1999)Rachel(2011)等。从长远看,口译史与文献学、考古学、政治学和外交学等跨学科联姻后,研究潜力与价值不可小觑。

其二,“内外力因素分析”是本书洞见新颖的体现。Julie Boéri和Safía García-Beyaert 分析了影响口译职业化的内外力因素并建构了口译职业化的分析模式。内外力因素分析多见于物理学、叙事学、外交学与新闻传播学等,该书将内外力因素分析首次应用于口译研究中。周领顺(2014)教授在其专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也采用过内外力因素去分析译者行为,口笔译研究中的内外力因素分析在分析向度上是互相照应的,这一点对于分析口译市场、译员就业和职业化教育,颇有借鉴意义。

2. 研究前瞻

该书立足当下,跟进了口译研究的三个前沿趋势:口译与技术、口译职业化和口译伦理的回归。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给口译工作环境甚至行业生态带来了显著改变。同传译员对电子化设备驾轻就熟,已成为行业准入必备技能。因此,国内外学者如 Cronin(2010),张成智、王华树(2016)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technology turn)。技术的成熟为媒体口译全球直播和远程口译提供了便利,然而,新技术浪潮席卷下的口译行业该如何把握其脉象应是业界密切跟进的问题。《手册》指出了技术给口译行业带来的经济、便捷,如翻译公司承接笔译文稿,先请口译员视译,再借助语音识别技术将转录初稿迅速译后编辑。尽管如此,口译与技术的交叉界面也存在许多现实问题:远程口译中,在场因素与共享参与者框架缺失,是否会对多方交际造成影响?远程技术是否会给译员带来生理上的疲惫或降低心理上的自我效能感?译员能否快速适应并掌控远程技术?若将3D或Skype技术注入视频口译,能否再现口译交际的在场感?以上问题,尚待解答。

“职业化时代的口译研究、教学与发展” 是2016年第十一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口译研讨会的主题。中国翻译协会口译委员会主任仲伟合指出,“2016年中国翻译协会口译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口译职业化的路子愈发稳健,但依旧任重而道远”。 (② 此为仲伟合教授在2016年由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口译研讨会上针对口译职业化的主旨发言。)该书对口译职业化的路径探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届大会主题的一种回应。什么叫“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 Wilensky(1964)提出了职业化的五个进阶:(1)实现全职;(2)建立正规培训;(3)成立职业行会;(4)推进法律权益保护;(5)健全职业伦理规章。随着口译职业化的日渐推进,笔者认为,还需关注两个问题:其一,应警惕照搬欧美政府将公共服务口译外包的做法。虽然全球语言服务需求膨胀,口笔译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使用公共服务口译的需求剧增,但是公共服务口译外包会导致译员准入、口译质量、译员的诚信伦理等无法得到保障,更会拉低口译行业收入,导致口译行业乱象;其二,口译的职业化如何实现?如Mette Rudvin 在该书中所言,可参考社会学中 “职业” 的构念和 “职业发展模式”去反思译员的职业身份建构,从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来消除影响译员职业身份形成的障碍,循序渐进地摸索出一条非职业译员实现职业化的路径,如开展对非职业译员的职业翻译教育,鼓励非职业译员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发挥职业协会在译员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法律权利等方面的助推作用。其三,对口译交际的各方主客体进行口译职业化常识的“元培训”,如常态化的短期TOT计划(Training of Trainer)和全国MTI暑期师资培训等。

《手册》彰显了伦理的回归。伦理主线,贯穿全书,既是对 Pym(2012)提出的“回归翻译伦理”(the return to ethics)的一种回应,又是对未来口译研究的一种趋势引领。口译本质上是“在发言人、听众之间由译员构建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活动,是一种充斥着人伦关系与主体间性的对话交往”(李民,2016:106)。口译伦理牵涉译员角色的性质、行为边界和中立性等,探讨对口译伦理能加深对译员角色和口译职业化的思考。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贝尔曼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绝大多数翻译伦理的研究仅停留在笔译研究的层面,对口译伦理涉猎不足。而且,目前学界对口译伦理的理解说法不一。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国际翻译工作者协会(FIT)和美国手语翻译注册协会(RID)等国际口译组织提出了中立(impartiality)、准确(accuracy)和保密(confidentiality)的指导性框架,但未明文规约译员具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dos and don’ts)。当下,业内对口译伦理的理解主要分为两派:规约伦理观(deontological ethics)和目的伦理观(teleological ethics)。事实上,不同场合适用的口译伦理标准不一。规约伦理多见于法庭口译,在口译过程中,法庭口译员不应该也不能够介入口译交际;目的伦理多见于医疗口译,在口译过程中,医疗口译员被鼓励介入医患交际,促进医患沟通。因此,有学者提出口译的伦理问题应该依据具体的交际情景来评判。笔者认为,口译伦理是一个受交际情景影响的连续统(continuum)。

3. 研究亮点

《手册》中“转写与翻译”(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和“儿童语言掮客”(child language broker)两个亮点,让读者耳目一新。

首先,关于“转写与翻译”的文献极其匮乏,笔者在 Taylor & Francis,BITRA和John Benjamins 等国际口笔译研究数据库检索,能找到的英语文献不足10篇。很多学科(如民族学、考古学、法律语言学和二语教学)的实证研究涉及访谈录音、口述录音、法庭录音和教学评估录音,这些研究根据转写录音再现受访者的观点,钩沉史实、举证分析。与这些学科相比,口译研究中的话语分析与转写过程更加环环相扣,但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转写操作尚缺乏统一的规范。口译实证研究的数据报道也离不开转写,而且转写者在转写过程中对信息的不规范处理也会导致丢失部分话语特征或副语言信息。该书把转写分为正字化转写(orthographic transcription)和语音转写(phonetic transcription),并推荐了一套学界广泛接受的转写标准。此外,书中推荐的机器转写软件,如SLAT、CLAN和TRANSANA等,对依靠传统手工转写的科研工作者而言未尝不是省时高效的利器。但值得注意的是,机器转写后的人工编辑、校对和标注仍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计算机辅助的语音识别若运用到电子化口译语料库的建设中,将大大提高规模语料库的建设速度。

其次,儿童语言掮客问题是近年口译研究社会学转向中的新兴话题,该话题整合了教育语言学、发展心理学中的二语习得及双语者能力发展等概念。Claudia Angelelli(2010)曾观察美国多语社区的儿童语言掮客现象。儿童语言掮客常见于移民国家或多语地区,移民社区的双语儿童为语言水平不足的家人或社区成员担任口译员。一方面,双语儿童在执行口译任务的过程中习得了大量知识,帮助家人获得了资源、服务和权益等;另一方面,双语儿童也承担了很大压力、责任与风险。那么,双语儿童译员角色的自我感知如何?当双语儿童的译员角色对家庭关系、社区融合或母语文化有影响时,儿童语言掮客的身份又该如何建构?儿童语言掮客采取的口译策略与成年职业译员有何差别?其口译产品质量又该如何评估?以上问题均待思考。笔者设想,若研究条件允许,口译研究中儿童语言掮客问题可从民族志观察方法出发对双语儿童译员作历时追踪或共时比较研究。

三、研究不足

首先,该书某些章节内容交叠,个别章节文字晦涩、理论抽象。在第26章和第27章中,相关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非职业译员的身份构建,若读者此前没有涉猎过社会学理论,该部分的理论建模和阐释将难以理解。

其次,该书每章末尾的研究展望十分笼统,如何顺着展望线索的指引将理论展望真正落实到口译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中,操作可行性不高。

结语

总之,《手册》一书带领读者纵览了口译研究的多棱视角,内容全面、视角独特。“转写与翻译”和“儿童语言掮客”这两个研究亮点,是目前学界视幅未及之处。该书针对口译研究中的每个专题,从萌芽、发展到成熟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这给有志于从事口译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全景扫描,也加深了对口译研究中争议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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