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5): 91-101 doi: 10.12002/j.bisu.257

翻译研究

哲学诠释学观照下的歌德《西东合集》复译研究及翻译策略探讨

何晶玮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200092

A Study on Chinese Retranslation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of Goethe’s West-östlicher Div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He Jingwei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收稿日期: 2018-04-1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15

基金资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项目编号:14ZDB0 91)

Received: 2018-04-16   Online: 2019-10-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何晶玮,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200092,主要研究方向:歌德诗歌、德语诗歌电子邮箱:amorfati419@hotmail.com 。

摘要

《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为歌德晚年成熟诗艺的结晶,横跨东西方文化,充满东方精神的自然—神性,是歌德给当时战乱不断、精神倒退的欧洲大陆开出的一剂药方。这样一部杰作在译介歌德已有百年的中国却颇受冷遇,在唯一的全译本(钱春绮译本)中,“形式对等”优先于“内容对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以致译文没有把握住歌德诗学的原意及精神。本文将在哲学诠释学的框架内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借助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来探究翻译中的文本意义方向,以期促进对这部作品的翻译研究。分析表明,不能用方法论去任意切割文本,更不能一概而论地划定形式对等和内容对等的优先性,译者应当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理解文本及其内在精神,让原文本的精神在新的语言世界里以新的方式继续存续。

关键词: 歌德 ; 《西东合集》 ; 诗歌翻译 ; 哲学诠释学 ; 德国文学经典 ; 复译

Abstract

As Goethe’s last collection of poems, West-östlicher Divan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is mature poetic art in his later years. It integrates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is filled with the natural-divine nature of oriental spirit. In fact, it’s a prescription that Goethe gave to the war-torn, spiritual retrogression in 19th century Europe. However, this masterpiece has so far only a limited reception in China, with few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one translation (Qian Chunqi), “formal equivalence” takes priority over “content equivalence”.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fails to grasp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spirit of Goethe poetr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is issu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with the help of Gadamer’s dialogue theory, will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ext in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la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of this great work.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is article is that methodologies cannot be used to arbitrarily cut texts, let alone to generally prioritize “formal equivalence” and “content equivalence”. Translato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text and its inner spirit by way of a dialogue with the text, and should try to let th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ext exist in new ways in the new language world.

Keywords: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 West-östlicher Divan; ; poetic translation ;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 German literature classics ; re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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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何晶玮. 哲学诠释学观照下的歌德《西东合集》复译研究及翻译策略探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5): 91-101. DOI:10.12002/j.bisu.257

He Jingwei. A Study on Chinese Retranslation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of Goethe’s West-östlicher Div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5): 91-101. DOI:10.12002/j.bisu.257

引言

《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作为歌德最后一部诗集,由诗人亲自编排,诗艺精湛,富有哲思,“以远较深刻的精神把东方色彩放进德国现代诗里”(黑格尔,2009:349),堪称他个人乃至整个德语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杨武能,2002:94)。作为东西方精神交融的典范,《西东合集》是歌德在“世界文学”理念构想下的创作产物,十分具有前瞻性。这部诗集与《浮士德》第二部同属歌德最为艰涩的作品,其谜语般的诗作充满了东方精神的自然—神性,其意义也远不止于现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而是歌德出于对当时欧洲大陆战乱与精神倒退的失望所给出的一剂药方——以近东明朗、健康的精神来超越西方对理性主义和人类智识的推崇。海涅在《论浪漫派》中称赞道:“这本书的魅力是无法形容的:它是西方向东方传送去的一种花语……这个花语的意思是,西方已经厌倦了它那冰冷枯瘦的唯灵主义,而想借东方健康的肉体世界再次恢复元气”(海涅,2003:62)。这个花语在“信仰”科学技术的现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西东合集》纯熟的诗艺和深刻的精神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使得众多译者对这座高峰望而却步。伽达默尔晚年所景仰的“做诗的和运思的歌德”(Gadamer,2000:234)在《西东合集》中真正将诗与思结合起来,并把哲理诗的艺术价值提升到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正如海涅所说:“歌德在这里把最令人陶醉的生活享受变成诗句,这些诗句是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巧妙、那样的漂浮、那样的超越,不禁使人感到惊讶,德国语言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海涅,2003:62)。翻译这部诗集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时间间距在伽达默尔那里成为拓展文本理解的一个积极因素一样,语际间距在翻译中或也可成为意义产生的一个积极因素。基于哲学诠释学对现代译论的影响(黄勤、曹莉,2005:221~223)以及伽达默尔与歌德诗学内在精神的契合,本文将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对《西东合集》提出复译倡议,并就形式对等与内容对等的优先性问题探讨《西东合集》的诗歌翻译策略新方向,以期在中文语境中把握这部诗集的内在精神,促进对这部作品的翻译研究。

一、哲学诠释学视角下《西东合集》复译之必要性

《西东合集》内容深刻丰富,行文精深艰涩,20世纪之后成为除《浮士德》之外被谈论和研究得最多的一部歌德作品(Lohner,1971:3)。与国际上对《西东合集》的重视程度相比,国内对这部作品研究较少,这似乎与译介上的薄弱存在某种联系。国内的歌德作品汉译在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一段繁荣期后,近二三十年来几乎已归于沉寂,《西东合集》的翻译工作更是无人问津。对于这样一部可与《浮士德》相媲美的经典作品而言,其颇受冷遇的翻译处境令人惋惜。本文将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说明经典作品复译之必要性,并结合《西东合集》的国内出版现状提出复译倡议。

1. 基于哲学诠释学的经典作品复译之必要性

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看,理解总是在前判断(vorurteil)的基础上进行的,译者在理解和解释文本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前判断。“观念化的传统之现实形态就是前判断”(潘德荣,2015:119),这个前判断与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 des Verstehens)一脉相承,并在伽达默尔那里被具体化了——前判断可在教育领域和社会的道德领域中形成,即可具体化为我们在反思之前所接受的一切现成的知识系统和社会的伦理价值规范。由此可见,译本总是包含着译者的前判断,体现着译者的历史性。

首先,在理解过程中,前判断可分为“真”的前判断和“假”的前判断:真的前判断就是与我们的理解相一致的前判断,假的前判断则属于会使我们产生误解的流俗之见。理解的首要任务是区别“真”的前判断和“假”的前判断,并把真的前判断融入理解的再造过程中。但由于注定会受到历史性的局限,译者总是难以甄别真的前判断和假的前判断,从而导致错译,而这些错误可在时间间距的作用下显现出来。因而,经典作品的翻译是需要被一再审视和勘误的,并不存在所谓的最完美译本。

其次,译者的历史性决定了不同译者对同一作品的解读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时间间距“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2007:404;下文中仅标注页码),“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Ausschöpfung)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406)。因此,就时间间距的作用而言,永远有新的文本意义在时间中展开,“对于同一部作品,其意义的充满正是在理解的变迁之中得以表现,正如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其意义是在发展过程中继续得以规定一样”(506)。这意味着,任何一部译作都不可能穷尽原文的意义;同样,即使在同时代的译者面前,一个文本也会展现不同的意蕴。对于一部经典作品而言,译作的多样性可促进对其进行多角度的挖掘和审视,从而尽可能深入地解读作品的意义与内涵。

在哲学诠释学的框架下,对于《西东合集》这一类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挖掘应当是无止境的。当然,这是排除了诸多现实因素的理想情况,复译行为最终能否实施还与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现状相关。若某部作品已有诸多译本,出版年代相隔并不久远,并存在公认的、传播度高的权威译本,是否进行复译自然应进一步商榷。

2.《西东合集》的国内出版现状

《西东合集》迄今尚无中文单行本,除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歌德文集——歌德诗集》收录了钱春绮的《西东合集》全译本外,其余译文均散见于各家歌德诗选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抒情诗•西东合集》选录了由杨武能翻译的《西东合集》,所录诗歌大约占合集总量的一半;欧凡、樊修章和冯至等人在各自选录的《歌德诗选》中翻译过《西东合集》中少量的诗。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及的诗集多出版于2000年以前(只有欧凡所译《歌德诗选》出版于2007年(① 欧凡译《歌德诗选》后又于2016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近年来也再无新的相关中文译本出现。由此观之,前人译本虽为数不少,但除钱春绮的全译本和杨武能的半译本外,其余译本只摘译几首名作而已,不成规格,而钱春绮的全译本现已绝版,其中存在的翻译问题也使之难以成为经典译本。

作为同《浮士德》同样重要的作品,相对于《浮士德》的一译再译、一版再版,《西东合集》受到的冷遇令人颇感遗憾和不解,其中的原因或许与目前的译本不尽如人意有关,这也正是笔者对《西东合集》进行复译策略研究的出发点。

二、《西东合集》全译本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形式对等优先于内容对等为例

《西东合集》作为歌德亲自编排的一部诗集,篇幅庞大,有12卷之多,共收录了241首诗歌。在诗歌形式上,整部诗集几乎通篇使用了四步扬抑格的诗律,这与波斯诗歌中的卡扎尔(Gasele)诗体相仿。卡扎尔为波斯传统的抒情诗体,定型于公元10世纪前后,这种诗体形式短小灵活,起初只用于歌颂爱情,后由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发展至高峰——在这种抒情诗体中,他让形式服膺于精神,不仅歌唱爱情,也抒发对世界的看法,(② 参见:张鸿年《波斯文学史》,第51页;《哈菲兹抒情诗全集》上卷译者序,第15页。)“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黑格尔,2009:226)。

同样,在《西东合集》里,歌德也没有拘泥于卡扎尔诗体的抒情特性,而是在这种传统诗体中灌注了丰富的主题及深入的思考:对爱情、美酒的歌颂(如波斯诗人哈菲兹那般),对诗艺和人生问题的暮年沉思,以及对宗教信仰和灵魂归宿的追问等,其间交织着许多东西方文化典故和种种巧妙的隐喻,可谓完美地融形式与思想于一炉,展现了诗人高超而纯熟的诗艺。但无论是诗律之和谐,还是内容之丰饶,都只是《西东合集》表层的艺术价值。这部诗集里的爱情诗不仅是单纯的爱情诗,诗艺思考也不仅是在探讨诗学艺术,歌德曾谈及,这些诗蕴含着“绝对皈依神的不可测的意志,爽朗地概观那活动的、环状与螺旋状永久循环的尘世生活,爱情、倾慕,翱翔于两个世界之间,一切实际的事物在醇化,在化为象征”(冯至,1986:56)。仿照想象中的人类童年时代的东方诗学世界,诗人在《西东合集》里建构起一个“诗歌、宗教和哲学合而为一”(歌德,2013:198)的理念世界。黑格尔认为《西东合集》的深层价值在于东方式的神人合一的精神:“歌德晚年也走到和他早年的情绪抑郁的感伤诗相反的风格,感染到这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爽朗精神……就连在辩论的诗篇里也没有丧失掉最美的无拘无碍的精神”(黑格尔,2009:88)。在这部多次向哈菲兹致敬的诗集里,歌德如波斯诗人般在一切事物中发现神性,同时也体会到神性内在于他自身之中,由此感受到无拘无碍的游魂大悦,把自己沉没到永恒绝对里(同上:85~86)。

面对这一被“精神”浸透的诗学文本,译者该如何在翻译中体现出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这种精神存乎内容?存乎形式?还是存乎两者的结合?翻译家钱春绮在翻译《西东合集》的再创造过程中力图再现诗歌的形式之美,注意同原诗的音步和韵脚保持一致。这种翻译原则在注重艺术形式的诗歌翻译中本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在另一种语言中可以摹仿并再现诗歌最重要的元素——音律之和谐优美。然而,对于充满精神旨趣的歌德晚期诗歌而言,这种致力于“形式对等”的努力有时带来了对文本思想原意的偏离甚至是诗意的流失,导致歌德诗歌可贵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遮蔽。以钱春绮全译本为例,笔者在诗集开篇第一首《希吉勒》中找到以下三例。

例(1):

原文:Will mich unter Hirten mischen,

An Oasen mich erfrischen(Goethe,1994:304

钱译:我要去跟牧民厮混,

在绿洲旁提提精神(钱春绮,1999:588)

此处钱译虽未完全做到押韵,但句式与原文基本一致,译文朗朗上口,“混”与“神”的音也有近似之处,可见译者必定是经过一番考量才作出这种翻译选择的。但“厮混”一词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的释义为“苟且相处;鬼混”(《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1235),贬义色彩较浓,而mischen在德语中是个中性词,此处意为“默默地加入某群人”(DUDEN Bd.4,1976:1791),并无鬼混之意。将mischen译为“厮混”,明显偏离了文本原意,失却了译文的诗意。

例(2):

原文:Singt die Sterne zu erwecken,

Und die Räuber zu erschrecken.(Goethe, 1994:305)

钱译:你的诗歌能唤醒星辰,

也能吓退行劫的强人。(钱春绮,1999:588)

钱译基本符合德文原意,但为了同“星辰”的“辰”押韵,译者没有把Räuber翻译成强盗,而是译成了“行劫的强人”。“强人”旧指强盗(见于早期白话),在现代汉语中多指很有魄力、非常能干的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1046),与“强盗”之贬义相去甚远。译者在此为了押韵,保留了形式之相仿、音律之和谐,文义却偏离了现代汉语的语境。

例(3):

原文:Ja des Dichters Liebeflüstern

Manche selbst die Huris lüstern.(Goethe,1994:305

钱译:确实,诗人的靡靡之音,

使天女也会大动春心。(钱春绮,1999:588)

flüstern的德语释义是“仅让一人或少数人听见的轻声细语”(DUDEN,1976:872),那么Liebeflüstern或可译为爱之耳语。而“靡靡之音”出自《韩非子•十过》:“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在《成语大词典》中的解释为“柔弱、颓废、萎靡不振的音乐”(《成语大词典》,2013:720),这显然与Liebeflüstern的意思相差甚远。为了与德语诗行保持形式上的一致(Liebeflüstern与lüstern押同一韵脚,译文中“音”与“心”押韵),译者在此处作了如此取舍,但显然偏离了原意。

笔者仅从《希吉勒》这一首诗中就可举出以上三例,由此可推知,“形式对等”优于“内容对等”的翻译倾向在整本《西东合集》钱译本中是较为普遍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此处碍于篇幅,就不再列举。总体而言,钱春绮的译作基本忠实于原文,并致力于保留诗歌的形式之美,然而,在以上这些例子中,中文译文或者偏离了源文本(Quelltext)涵义,难以如实展现歌德晚期诗歌的思想内涵,或者在中文语境中失去了诗意,在致力保存诗歌形式之美时未能兼顾语义之优美。这说明即便如钱春绮这样资深的翻译家,在面对诗歌翻译中形式与内容的平衡时,也会陷入棘手的两难境地。在诗歌翻译中,关于形式与内容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对立,翻译界素有争论,提倡形式优先者有之,赞同内容优先者有之。自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 1969 年出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后,在形式与内容之争的框架内,诗歌翻译中又出现了功能对等和形式对等之争(林超、高爽,2009:96~98)。在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中,诗歌翻译两难问题的出口应当视具体的诗学文本而定,而非存在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翻译原则,因此,笔者所提倡的复译策略仅针对《西东合集》这一类以深奥的思想内涵为突出特点的诗歌集。

三、哲学诠释学观照下的诗歌翻译策略——关于形式与内容之争

严格来说,在哲学诠释学的框架内并不存在任何特定的翻译策略,因为“诠释学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它并不涉及那种使文本像所有其他经验对象那样承受科学探究的理解方法,而且一般来说,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构造一种能满足科学方法论理想的确切知识”(3)。尤其对于诗学文本而言,“实证的科学方法并不能引导我们抵达诗学之真理”(吴建广,2013a:104),因此,面对诗歌翻译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种种方法论之争,笔者并未试图总结翻译方法,只欲通过阐发哲学诠释学中的翻译观点,结合歌德诗学的精神,以期为《西东合集》翻译策略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尽管哲学诠释学是超越了一般文本解释规则的诠释学本体论,但由于它仍是以语言为对象的本体论哲学,因此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翻译的观点。伽达默尔认为,在翻译中,“翻译者必须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入另一个谈话者所生活的语境中。这当然不是说,翻译者可以任意曲解讲话人所指的意义。相反,这种意义应当被保持下来,但这种意义应当在一种新的语言世界中被人理解,所以这种意义必须在新的语言世界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作用”(518)。这就是说,翻译是“对文本的再创造(Nachbildung),而这种再创造仍受到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所指导”(520)。在澄清了翻译应基于文本原意后,伽达默尔直截了当地给出了一个对现代译论影响颇深的论断:“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Auslegung),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51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哲学诠释学的视角下,翻译即解释,是基于文本原意的再创造。但翻译首先受到文本内容的规定,这一点很容易被伽达默尔的研究者所忽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尽管强调译者视域的重要性,但“理解的任务首先是注意文本自身的意义”(505)。只不过,“尽管我们在翻译中力求‘信’,我们还是会面临困难的选择……翻译也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Überlegung)”(520~521)。在此译者的视域开始起作用,他需要明确自己的观点,“必须丢弃这种模棱两可状况。他必须清楚地说明他自己对此作何种理解”(521)。文本的意义通过这种理解才得以显示,译本通过取舍才在译者的视域里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解释者理解的始终是文本自身,但他在重新唤醒文本的意义时,也已将自己的思想灌注其中。

在明确了哲学诠释学有关翻译的基本立场后,我们需要借助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来规定解释中的文本意义的方向,以保证解释不是一种任意扭曲。伽达默尔将诠释学任务描述为“与文本进行的一种谈话”(ein In-das-Gesprächkommen mit dem Text)(499),而“翻译者的再创造任务同一切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诠释学任务并不是在质上有什么区别,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523)。在这个对话模式中,文本自身向读者提出问题,对文本的理解乃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所理解到的文本意义同时也是对所提问题之回答。这一开启了的“问题视域”(Fragehorizont)规定着文本的意义方向(Sinnrichtung des Textes),我们的理解活动也就沿着这个方向展开,只是命题的意义总是超过对其回答的意义,“这种问题视域本身必然包含其他一些可能的回答”(502),因而问题总是开放的,新的意义也在其中敞开。那么,我们应如何取得这个问题视域?伽达默尔的回答是,用“内在之耳”(das innere Ohr)去倾听文本,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卓越的诗学文本时。

自柏拉图以来,诗人被认为是神性—自然的倾听者、翻译者和传递者,在诗人那里,“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意味着:真理之被固定于形态存在中”(马丁•海德格尔,2004:51)。“做诗的和运思的歌德”则无疑是诗人之中的诗人,“卓越诗人将自己置于世界之中,倾听在其之上的神性的声音和感应在其周围的自然的律动,诗学产生本身就是整全性意义上的真理显现。因此,卓越诗学就是阐述存在者在存在之中分有和彰显整全性真理的最佳范例”(吴建广,2013b:76)。歌德的诗作毫无疑问属于“卓越诗学”(Gadamer,1995:286)之列,《西东合集》也就是倾听神性和自然之声中的真理之载体。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神内在于万物”的波斯诗人信仰与歌德诗学的内在精神高度契合,在这种契合下,歌德被古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作激发出灵感,从而挥笔写就《西东合集》。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曾评论《西东合集》:“此书整个儿都是精神 (Dieses Buch ist völlig Geist)”。(③ Hugo von Hofmannsthal:„Goethes »West-Östlicher Divan«“. In:Gesammelte Werke in zehn Einzelbänden. Reden und Aufsätze 1-3. Band 1. Frankfurt a.M.:Fischer,1979. 中译文参考杨武能:《西方向东方发出的问候——浅论<西东合集>》。)这种浸透整本诗集的精神存于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中,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翻译中究竟是形式优先还是内容优先是毫无意义的。试图制定一种对所有诗篇都普遍有效的翻译规则本身就是在割裂诗学文本中的整全性真理,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必一味拘泥于形式的复刻或囿于语词在跨文化语境里的“复现”。就诗歌而言,即使处理的是同一个题材,在不同文化语境里也有着不同的抒情方式,但卓越诗学是没有地理界线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体验可以在不同文化间迁移并统一。因而,在《西东合集》面前,译者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文本及其内在精神。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出发,译者应当在与文本的对话中用内在之耳捕捉“神谕”,再将“神谕”在目的语中表达出来,为此译者也须担当起“神性—自然倾听者、翻译者和传递者”的角色。

回溯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来源——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我们会发现这个名字同时蕴含了解释者、贼、骗子、讨价还价者之意(④ 关于赫尔墨斯(Hermes)之名的含义阐释可参见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之《克拉底鲁篇》,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页。)。这或许已暗示了翻译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遮蔽与妥协,但我们仍要知其“不可译”而译之,甚至是知其“不可译”才更加要去翻译。翻译在遮蔽的同时也敞开了新意义的可能性,语际间距成为意义产生的积极因素的关键在于,让原文本的精神在新的语言世界里以新的方式继续存续。正如歌德所说,在《西东合集》纯净的诗的世界里“蕴蓄许多事物,人们能够取出许多,也能够放进许多”(冯至,1986:56)。

结语

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出发,对《西东合集》进行复译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西东合集》的内在精神——现代人已不太理解的抛舍自我以至神人一体的精神——对当今被理性、智能所主宰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批判意义。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这种精神传统较为接近,这部浸润着东方精神的诗集应当可以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焕发新的生机,而复译是研究者要迈出的第一步。为了把握其中的整全性真理,我们不能用方法论去任意切割文本,更不能企图一概而论地区分形式对等和内容对等的优先性,而是应当用内在之耳去倾听文本,把握其中的“神谕”,尽可能地将歌德诗学的精神在中文语境中阐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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