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5): 116-125 doi: 10.12002/j.bisu.241

外国文学研究

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两大命题

金美玲

中国人民大学,100871

Universal Law and Individual Will —On Two Major Propositions in Tolstoy’s Works

Jin Meil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收稿日期: 2016-12-23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15

Received: 2016-12-23   Online: 2019-10-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金美玲,中国人民大学,100871,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电子邮箱:meelyong@163.com 。

摘要

列夫·托尔斯泰毕生都在努力调和生活的要求与艺术的要求、理论信念与本能判断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他苦苦求索无懈可击的终极真理,试图构建人间天国;另一方面,他又憧憬个体自由,推崇富有张力的个体生命和顺应本能的自然生活。本文在梳理西方学者对该问题探讨的基础上,从作家生命历程与文学图景两个方面入手,解读托尔斯泰对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的理解。对两个对立命题的苦恼贯穿托尔斯泰创作的始终,在《卢塞恩》《哥萨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认为,作家并非在两个矛盾命题之间作出了舍此取彼的最终选择,托尔斯泰试图对等地理解二者的关系,认为只有当普遍规律对个体也有意义时才会体现其本质的价值。即使是在选择道德说教的创作后期,作者也在《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等作品中表现了对个体意志的尊重。

关键词: 列夫·托尔斯泰; ; 世界观 ; 普遍规律 ; 自我意志

Abstract

Leo Tolstoy spent his life reconciling the demands of life and the demands of ar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belief and instinctive judgment. On one hand, Tolstoy was fascinated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with the problem of searching for the ultimate truth of life and building a kingdom of God on earth;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respected th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the true life in harmony with human nature.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discussions of this problem by western scholar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olstoy’s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al law and individual will from the aspects of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se two opposing propositions wa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Tolstoy, such as Lucerne, The Cossacks, War and Peace and Anna Karenina. Rather than making a final choice between the two contradictory propositions, Tolstoy perceived universal law and individual will as two equivalent values, and was determined that universal law is only justified if and when it makes sense to the individual. Eve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preaching the ethical teachings of Jesus, the author, too, showed respect for the will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 works, such as Father Sergei and Hadji Murat.

Keywords: Leo Tolstoy ; worldview ; universal law ; individual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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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金美玲. 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两大命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5): 116-125. DOI:10.12002/j.bisu.241

Jin Meiling. Universal Law and Individual Will —On Two Major Propositions in Tolstoy’s Works.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5): 116-125. DOI:10.12002/j.bisu.241

引言

作为伟大的作家与思想家,托尔斯泰不仅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还关心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他力求用艺术之美来刻画和谐人生的完整形态,表现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形成的时代的思想与哲学。尤其是在步入人生中后期即19世纪70年代中叶后,托尔斯泰开始认真思考文学的目的与作用,认为文学应当起到揭示人生真谛、引领社会潮流的指南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图景中还共存着与其文以载道的艺术观相去甚远的不同特质,即形象地表现个体的自由意志,描绘个体在生活空间中畅所欲言、随心所欲的自然状态。一方面,托尔斯泰尊重自我意志,认为人生是选择和行为本身,无法用时代的普遍规律与宗教教义来限定;另一方面,他还存有儿时寻找写有人类幸福奥秘的小绿棍似的热望,即试图确立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构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在这两个矛盾命题之间的苦恼贯穿托尔斯泰创作的始终,在《卢塞恩》《哥萨克》《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巨大的精神危机下写就《忏悔录》后,托尔斯泰认定创造和谐世界的普遍规律比个体的自由意志更为重要,从而选择了布道者和先知的道路。然而正如《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等后期作品中所流露的那样,他始终无法平息内心深处的另一种欲望。

一、西方视域中的刺猬与狐狸之争

关于托尔斯泰对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的思考,学界已有成果丰硕、发人深省的批评可考。早在1862年,阿•格里高利耶夫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早期作品》一文中指出,托尔斯泰那致命的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对一个无懈可击的终极真理的渴望。他提出了对后世托尔斯泰研究影响深远的一种范式,即将托尔斯泰一分为二:他一方面是一个无所畏惧、无情揭露谎言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是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一元真理的理想主义者(Kaufman,1999:495)。在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探讨托尔斯泰历史观的著名文章《刺猬和狐狸》中,格里高利耶夫的“两个托尔斯泰”的范式得到了进一步演化。伯林将所有事物与一个核心的、明确的、一贯的体系联系到一起的人称为“刺猬”,将想法分散、追求多样化目标、否认用某种始终不变的普遍规律去衡量人类的道德生活的人称为“狐狸”。伯林将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二者的斗争,并得出了托尔斯泰是想要成为“刺猬”的“狐狸”这一结论(以赛亚•伯林,2001:27~29)。他认为,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整个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并非像常人所言那样,在病态而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而是体现了至少两个根本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autonomy of the self),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certainties),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敏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以赛亚•伯林,2001:13)。美国斯拉夫文学研究者莫森(Morson,1987:5)也把托尔斯泰归入了“狐狸”的类型。在他看来,相比于人生的客观规律,托尔斯泰更关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自由意志。莫森在其分析《战争与和平》的专著中指出,小说主旨的关键信息往往隐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人生和历史是由诸种琐碎的细节而非戏剧性的事件所主宰。作家所要展现的人生无法用任何宏观叙说或普遍规律所概括,而是由无数充满可能性的平凡的日常片段所构成。

加拿大学者华西奥莱克(Wasiolek,1978:8~9)则提出了与此相佐的看法。该学者认为托尔斯泰更近似于“刺猬”型,反对梅烈日科夫斯基的二律背反论,认为托尔斯泰从创作初期就一直追求灵与肉的统一,试图揭示普遍真理。俄罗斯当代文学评论家谢•波恰洛夫(Бочаров,1987:11)同样认为,《战争与和平》中看似分散和凌乱的事件和场景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深层的联系,无论是在历史性事件还是在家庭生活的片段中,都能归纳出一种统一的人类生活的普遍真理。在这一脉络上,理查德•古斯塔夫森(Gustafson,1986:20)提出了“常住者”(resident)和“异邦人”(stranger)的两种概念,认为托尔斯泰渴望成为完整地从属于所在世界的“常住者”,追求人与神、自我与世界的完美结合,与此同时,他又被想从生活和世界的法则中脱离开来而追求个体自由的“异邦人”的意识所支配。前者表现为将分崩离析的世界整合为一的追求,而后者令他观察和记录生活,并孜孜不倦地追求另一个世界。该学者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要人物,如聂赫留朵夫、奥列宁、安德烈、皮埃尔、安娜、列宾们寻找生活真谛的过程便是克服内在的“异邦人”的欲望而渴望成为“常住者”的旅程。

上述颇具价值的学术争鸣敏锐地指出了托尔斯泰在创作与人生中的困惑与矛盾:既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苦求一个浩大、一元的普遍规律。而作家是否在两个矛盾命题之间作出了舍此取彼的最终选择?是否能用一个简单的两分法来概括托尔斯泰充满张力的内心世界与丰富多彩的文学图景?笔者认为并不尽然。

二、托尔斯泰生命历程中的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

想要充分鉴赏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理解其所追求的人生真谛与社会理想,就必须了解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精神上的历程。出生于名门望族的托尔斯泰自幼便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强烈的意识。当小列夫5岁时,他的大哥尼古拉向托尔斯泰家的小孩子们宣布,有一个秘密一旦公开,人人都将变得幸福,再也不会有疾病、苦恼,人人相亲相爱,大家都会成为“蚂蚁兄弟”。尼古拉或许读过或听说过共济会和摩拉维亚兄弟会的故事,而把它误认为是读音相近的蚂蚁兄弟。他说他把让人类永远幸福的秘密写在了一根小绿棍上,并埋在了峡谷边的大路旁。托尔斯泰在1905的《回忆》中写道:“关于‘蚂蚁兄弟’相亲相爱彼此相依的理想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我当时相信小绿棍是存在的,上面写着应该消灭人间的一切罪恶,应当造福于人世。我至今依然相信这种真理是存在的,它将向人们显示,并实现它给予人们的承诺。”(Толстой,1983:427~428)小绿棍的故事在小列夫的心中埋下了向爱、向善的种子,激发了他对于全人类如兄弟一般相爱的愿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也曾放荡不羁、沉迷酒色,与此同时又带着恼怒谴责自己的罪行,真诚地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思考品行的完善和人类的福祉。他的日记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对生活之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强烈要求。在塞瓦斯托波尔服役期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惊人的思想”:“创建一种去掉了神秘主义和教条的、合乎理想的新宗教,造福于人世。”(Толстой,1984:140)他还十分关心改善农奴命运的事业,曾在自己的家乡进行农奴制改革,投身于村里农民孩子的教育工作,还曾出任调节地主和农民之间土地问题的“调解人”一职。上述种种努力无不源自托尔斯泰意图构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的热切愿望。

然而,这样的愿望丝毫没有削弱托尔斯泰对按照自我意志自由生活的憧憬。在喀山大学学习时期,托尔斯泰热衷于阅读卢梭的作品,十分崇拜他,甚至贴身佩戴了一个有卢梭肖像的纪念章来代替东正教的十字架。卢梭那驳斥近代理性的自然主义哲学、牧歌式的乡村纯朴生活理想对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51年至1854年,在高加索服役的托尔斯泰看到了自由奔放、随心所欲的哥萨克人的生活,这种对完整、浑然天成的自然状态的追求让他着迷。这种毋庸置疑的生活状态不需要得到合理性的论证,因为它独立于需要进行此类论证的意识。托尔斯泰逐渐认识到,不被时代的道德教条所裹挟而充实于自我意志的自然生活也是人类的一项重要价值。他试图在对肉体冲动的有意迎合中、在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方式以及他酷爱的打猎行为中发现这种自由,尔后又在前15年的婚姻生活中享受了更为安宁和持久的自然状态。

但是,托尔斯泰无法永久满足于这一状态,“道德需求的蠕虫曾一度缩小至微不足道的尺寸,却从未死去”(米尔斯基,2013:344),寻求关于生活的理性论证、找到人类生存的终极真理的诉求依然让他辗转反侧。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激变。此后的三十年,托尔斯泰迫使自己为他所追求的目标服务,为拯救人类而生活,以思想家、宗教领袖和现代文明的批评者而闻名于世。他否定自己前期的作品,主张文学必须为严格的实用目的服务。梅烈日科夫斯基、布宁、茨威格等人都曾不约而同地指出,托尔斯泰具有与生俱来的旺盛的生命力,而像他这样一位拥有丰富感官想象的作家,要在禁欲、斋戒、反省中生活,致力于为人类树立榜样,建立他心目中的人间天国,这景象不禁令人哗然,也令人肃然起敬,“他用人类的良心代替了艺术的良心”(亨利•吉福德,1989:120)。当然,正如著名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指出的,青年托尔斯泰和老年托尔斯泰并不是割裂的、一分为二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晚年转向宗教,“恰与其艺术观念和艺术目的的深刻变化相吻合,艺术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转化的结果”(米尔斯基,2013:339)。可以说,托尔斯泰毕生都在调和生活的要求和艺术的要求、理论信念与本能判断之间的冲突、主宰一切的规律与道德生活之现实之间的矛盾。

三、托尔斯泰文学图景中的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

对普遍规律的追求和对自我意志的渴望这两个矛盾命题形成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两个中心主题。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大多批判文明的虚妄,致力于刻画自然的人较之文明的人的优越性。如在小说《两个骠骑兵》中,父亲是一位“无意识的”、亲近自然的人,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这样的特点让他即使在犯下过错时也仍然保留着人身上的高贵本质,而遭到文明之负面影响的儿子却矫揉造作,事事刻意而为,和父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随后的短篇小说《卢塞恩》中,他没有止步于上述简单的比较,而是通过对比美丽庄严的大自然和人造的、庸俗的英式建筑物,对埋没个性的英国式合理主义进行声讨。英国人对流浪歌手不舍得拿出一个戈比的吝啬与无情更是让主人公无比愤慨,以至于自己掏钱邀请流浪歌手到饭店和他共同进餐。这个“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2013a:23)的事件让他思考起冠冕堂皇的进步与文明来。然而,随着思考的深入,他开始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善与恶、幸福与不幸的问题,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善恶之间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人类拥有的是“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指导者——主宰全世界的神明……正是这个神明叫树木向着太阳生长,叫花卉在秋天里投下种子,并且叫我们本能地互相亲近”(同上:25~26)。进而作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允许和命令这一切矛盾所存在的神的慈悲和智慧是广大无边的。只有你,渺小的可怜虫,鲁莽而放肆地想要洞悉他的法则和他的意图的可怜虫,只有你,才觉得有矛盾。他从他那光辉超绝的高处,温存地俯视着而且欣赏着你们大家生活于其中的那充满矛盾而又永不止息地前进着的无限和谐。你居然骄傲自满地想摆脱这个普遍的法则。这是不行的……”(同上:26)可见,托尔斯泰认可“主宰全世界的神明”的存在,即普遍规律的存在。然而,在这样的一元秩序下,人从来也不是逆来顺受的被动的存在,而是具有自由生存和选择权利的,这样的权利让他们去自主地追求和“主宰全世界的神明”的意志相符的生活。因此,人们没有权利可怜那个流浪歌手,也没有权利为勋爵的富裕生气。他们实际的内在幸福旁观者无从得知。

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是中篇小说《哥萨克》的精髓。从写作到发表,托尔斯泰花了十年的时间,足见作家思考的变化与深入。在初期的构思中,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贵族子弟奥列宁最终会与自然之子玛丽亚娜结合,并重新获得鲜活的生命(Christian,1969:69~71)。然而在最终版本中,奥列宁并没有在顺从自我意志的生活中获得新生,而是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在刚到高加索的时候,奥列宁在打猎途中体悟到幸福在于自我牺牲,在于爱,并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善事,牺牲自己。而在来到哥萨克村庄三个月后,在那封没有寄出的信中,奥列宁却吐露道:“自我牺牲——这都是胡扯和荒谬。这一切都是骄傲,是逃脱应得的不幸的避难所,是对他人幸福的基督的逃避。为他人而生活,做善事!为了什么呢?在我的心灵里只有对自己的爱和只有一个愿望——爱她,和她住在一起,以她的生活为生活。……我在生活中失去了主宰,仿佛有一种比我更强的东西引导着我。我很痛苦,但以前我是死的,只有现在我才活着。”(列夫•托尔斯泰,2013a:296)哥萨克们那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包括偷盗、通奸、杀戮——果真是生存的理想状态吗?最终,奥列宁也没能融入哥萨克的生活,重新踏上了寻找的征程。

如果说在早期作品中托尔斯泰在对普遍规律与自我意志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的立场,那么在其成熟期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中则赋予了二者以等价的关注。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皮埃尔的合理思维和对终极真理的探索与娜塔莎、尼古拉•罗斯托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乃至民众的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都有各自的价值;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追求个性解放的安娜与为人生真谛而苦恼的列文的生活虽然看似相差甚远,但其意义却不相上下,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必须采用拱顶式结构的原因。

以《战争与和平》为例,曾经为荣誉、为自我而生活的安德烈在波罗金诺战役中受重伤并面临死亡时,开始认真思考永恒的爱的原则:爱一切东西,爱一切人,永远为了爱而牺牲自我。安德烈意识到,爱是上帝,而死亡意味着爱的粒子回到万有的、永恒的本源:“我死了,于是我醒了。是的,死就是醒。”(列夫•托尔斯泰,2013c:1221)死亡给安德烈揭开了未知世界的帷幔,解放了先前束缚他内心的力量,赋予了他揭示生活之普遍规律的希望之光。而皮埃尔也为解答人为什么活、人该怎样生活而苦苦求索,曾试图在共济会、神秘主义以及战场中寻找答案。在莫斯科遇到同样被法军俘虏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后,皮埃尔终于意识到,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像共济会那样追求自身发展和进步的形而上的观念中,而是存在于顺应自然、超然面对生死、享受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和库图佐夫一样,代表着美好而浑圆的俄国性的一切。在小说的尾声部分,皮埃尔去参加秘密会议,又一次梦想着改变世界,而安德烈的儿子尼古连卡的梦更是揭示了其父辈对普遍规律的追求会在下一代人中得到延续。

对自我意志的渴求成为托尔斯泰创作的另一源泉,他并没有像巴赫金所言的那样将自己的“独白”强加于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以一个统一的视角来评判人的内在意识,而是用多层次的复合视角来解读个体心理。在他的心目中,文学应该展示:人应该获得从自我的视角理解世界的现象,能动地对诸种现象进行定义,并自主地决定行动的自由。只有像海伦那样,带着假面具,过着一种矫揉造作的不自然的生活的人物才会被托尔斯泰描绘成负面人物,而对顺应自我意志的人物,如在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沉迷于赌博、娜塔莎被阿纳托利诱惑、多洛霍夫的种种不道德行为时,作家都没有给出任何主观的道德评判,而是细致地描写出了本能带给他们的快乐和心动。和充满生命力的娜塔莎相比,一味作出自我牺牲、没有自我的索尼娅(如同《安娜•卡列尼娜》中过着索然无味的宗教生活的瓦莲卡一样)则更像是一朵没有香味的花。

在小说尾声的第二部中,托尔斯泰在通篇的议论中正面提出了如何将人的自由意识与他所从属的必然性法则相结合的问题。作者反对当代科学家的极端决定论,认为人和青蛙、兔子和猴子不同,不是由神经系统决定一切,人还具有意识所代表的自由的主观能动性。“理性表达出必然性的法则,意识表达出意志自由的实质。”(列夫•托尔斯泰,2013c:1498)像拿破仑这样只相信理智的人变成了必然性的俘虏,而库图佐夫、图申或一个普通士兵,由于在接受必然性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因此他们是自由的。托尔斯泰认为,人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观念,根据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大小和时间距离的远近,对原因依赖的大小而增减。但是无论怎样,完全的自由或完全的必然性并不存在,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关于人类生活的明确观念。

在经历了精神危机后,托尔斯泰开始否定前期的创作,走上了道德说教的道路。他创作了许多道德劝喻小说、民间故事,并在《艺术论》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艺术不应该追求单纯的审美享受,而是应该表达一个时代的宗教自觉。然而托尔斯泰越是执着地追求对立命题中的一端,位于另一端的自我也以更加鲜明的姿态吐露自己的心声。在其后期作品《谢尔盖神父》中,主人公在进了修道院,继而成为隐修士后的数年间依然被对上帝的怀疑和肉欲所折磨,“就像人们安放一个不易平衡的物体一样,他把自己的信仰重又安放在那条摇晃不定的细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离开它,以免把它碰倒”(列夫•托尔斯泰,2013b:314)。而在面对贵妇马科夫金娜的诱惑时,他以断指的行动表达了否定过去、挑战自我意志的决心,这感化了马科夫金娜,使她痛改前非,落发为修女。然而这次看似圆满的救赎却没有改变谢尔盖神父本人,他在接踵而至的荣誉与名望面前陶醉不已。“他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生活变成外在的了,他心中的生命之泉在日见枯竭,他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多地是为了人们,而不是为了上帝。”(同上:324~325)在前来治病的商人的女儿玛丽亚面前,他终于被自己的怀疑与肉欲所征服。小说的最后,谢尔盖在儿时伙伴帕申卡的顺应自然的生活中获得了真正的启示,体悟到做一件好事、施舍一碗水而不图报答才是真诚为上帝服务的表现。

结语

对终极法则的追求与对人类自我意志的尊重是否可以兼得?能否将道德责任舍弃而转嫁给一个普遍的秩序?如果这一普遍秩序变成压抑个体自由的共济会或神秘主义的教条,那么又如何能够保障人类的福祉?正如在艺术领域,托尔斯泰想要打破传统小说样式而摸索一种新的散文形式,在思想层面,托尔斯泰也欲图冲破时代的既定教条和伦理,树立全新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托尔斯泰对人类道德完善的焦虑、对无懈可击的普遍规律的求索是真诚的,而他的本能判断、对纷繁复杂的经验资料的笃信、对富有张力的个体生命的推崇同样真实。托尔斯泰并没有想用一个极端来消解另一个极端,而是想要对等地理解二者的关系。在他的心目中,无限多与众不同的个体能够充分享受自身的特殊性的状态才堪称是理想的存在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需同意整个社会所志向的一元真理,只有当总体的潮流所推崇的真理对个体也具有存在意义时才会体现其本质的价值。即使后期作为道德说教者的托尔斯泰也只有在完全投入自身世界,从一切道德束缚中得到解放的时候,才能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并给读者带来展现生活之不同侧面的真正的艺术。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哈吉穆拉特》中,人们再次看到了鲜活而独特的生命,看到了自由的意志与张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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