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西班牙籍旅美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一生著述丰富,尤其以五卷本的《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1905—1906）著称。《冥府对话》（Dialogues in Limbo）^①(① 《冥府对话》有1925年和1948年两个不同版本。1925年初版的《冥府对话》有十篇,1948年版又收入另外三篇。limbo一词在西方文学中由来已久。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The Aeneid）中,limbo所指类似于古希腊的“下界”或“冥府”（Hades）理念（Virgil,1957：Book VI）。但丁在其《神曲》（The Divine Comedy）中用limbo指地狱的第一层（Dante,1891：20）。待在这里的主要是未受洗的异教徒。他们通常是有美德、没有接受基督教也没有罪过的人。但丁的《神曲》有浓厚的基督教意味。桑塔亚纳虽出生后受洗,但一生持无神论。他死前留有遗嘱,要求不举行宗教葬礼,不进教会墓地。Dialogues in the Limbo这部对话虽涉及宗教,但主旨没有什么基督教色彩。中国译者杨周翰、田德望、黄文捷、王维克等对上述两位诗人笔下limbo的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分,但并未形成任何权威性的通行译法。综合考虑后,笔者没有将limbo译为“地狱”或“地狱边缘”,而是译为“冥府”。)是他进入花甲之年后创作的对话体作品。他对这部著作非常重视,然而,相比他中年时期创作的《理性生活》享有的盛誉,《冥府对话》一直默默无闻,西方学界也极少有人研究。《冥府对话》的学术意义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挖掘。本文从桑塔亚纳关于理性的思考、书写历程及其与西方对话体创作传统的联系出发,论证《冥府对话》对《理性生活》所作的修正、与古代先贤就理性进行的对话及其对西方死者对话文学传统的继承。

理性是桑塔亚纳终其一生思考的主题。《理性生活》曾享誉西方世界,被誉为桑塔亚纳的代表作。桑塔亚纳在《理性生活》的导论中对理性进行了总括性定义和解读。他指出,理性是人类对理想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有益的反思。进而,他将这种理性与社会的进步、艺术的生成、完美的生活等等同起来。自然世界是理想的完美花园,而情感则是诗歌、神话与思辨的永恒沃土,人生即处于运动中的理性。桑塔亚纳声称,自己关于理性的认知源于他所热爱的古希腊哲学。他将古希腊哲学置于所有后世哲学之上。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他最推崇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他将德谟克里特誉为“永恒的理性代言人”,认为苏格拉底哲学中的理性源自民间,具有一种平民意义和生活气息。将这种下里巴人的理性提升至阳春白雪的哲学高度,是柏拉图后来的工作。桑塔亚纳尊称亚里士多德为理性生活的典范,他认为,哲学发展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说已臻完备,很难被后人超越了。但是,时代在变化,人在变,古人的表述已经不太适合现代人的理解习惯,古人的逻辑在现代应该有新的阐释。用现代的语言对古人的哲学加以重述,以证明这种哲学依然正确、有效,不啻为一件大有裨益的事（Santayana,1905：4~32）。

可以说,桑塔亚纳的《理性生活》旨在以现代人的语言重述古代先哲的智慧,尤其是先哲关于理性的认知。但是,任何对西方哲学有所了解的人又不难看出,从一开始,桑塔亚纳的理性无所不包,与美好的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可纳入他的理性范畴。这一定义显然迥异于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将理性置于感性的对立面、纳入思辨范畴的做法,因此,《理性生活》中的理性概念充满模糊性、矛盾性。这种理性将通常基于感性和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也纳入其中,实际上体现出桑塔亚纳作为诗人所特有的诗性思维。

将感性纳入理性,模糊两者的边界,并将这种理性视为通向人类理想生存境界的路径,是中年的桑塔亚纳关于理性认知的误区。但彼时的桑塔亚纳本人似乎对此毫无察觉,且洋洋自得。西方学者维埃纳对桑塔亚纳关于理性认知的这一缺陷有所洞见,他认为,桑塔亚纳其实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其《理性生活》通过探讨人类常识、社会、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理想状态,旨在调和人的各种本能冲动,以达到和谐生活的可能,然而这种美好愿景以对人的天然冲动的信任为基础,实质上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因为人有多种本能,每一种都渴望得到优先满足,各种欲望产生纠葛,导致人类灵魂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因此,《理性生活》其实表征出桑塔亚纳关于人性认知的悖论：各种非理性冲动的理性化和谐（Wiener,1926：133~136）。桑塔亚纳的人性悖论是他的理性概念悖论性的延伸。

虽然《理性生活》名噪一时,桑塔亚纳也被誉为哲学家,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自成一体的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与其说桑塔亚纳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具有哲学气质的诗人。《理性生活》这部所谓的哲学著作中弥漫着浓郁的、浪漫的诗人梦想。这部作品不过是正直壮年的桑塔亚纳关于非理性冲动的理性化和谐的自说自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桑塔亚纳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在近六十岁时,他干脆直接用“独语”命名自己的一部作品,这就是依旧以生活与理性为主题的《英伦独语及后来的独语》（Soliloquies in England and Later Soliloquies,1922）。

进入老年后的桑塔亚纳并不满足于继续创作独语性质的作品。他无法再像中年时那样将理性作为唯一的道加以推崇。维埃纳指出,桑塔亚纳在六十岁这个应该具有了先知式智慧的年龄,回顾自身思想的构成和发展时,终于明白,理性这个试图掌控人类各种疯狂冲动的事物,本身也是一种疯狂,其疯狂程度可能不亚于任何一种它试图驯服的本能冲动。对于那些早已接受了桑塔亚纳先前的理性观的读者而言,这种对理性的新看法或许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过,桑塔亚纳已悄然转向了他心仪已久但从未尝试的对话体创作（Wiener,1926：133~136）。

事实上,桑塔亚纳最终也不再隐瞒自己的思想转变。他在《冥府对话》的前言^②(② 这篇前言不是1925年初版时就有的,而是桑塔亚纳在后来的扩展版出版前才补上的。书中的前言部分没有标注页码。)中坦承,在对理性的认知上,此时的自己犹如回头的浪子（Santayana,1957）。《冥府对话》最终版由十三篇虚构的文学对话构成。前后篇之间的关联体现于对话的场地——冥府、出现在每篇对话中的隐喻性角色“陌生人”和对话的共同主题——理性。桑塔亚纳对于《理性生活》的漫长反思在《冥府对话》中得以具体呈现。《冥府对话》是桑塔亚纳努力摆脱独语、与曾经的自我进行对话并加以修正的结果。

《冥府对话》中的主要对话角色正是桑塔亚纳在《理性生活》中频频提及的古希腊哲人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这一点提示了前后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不过,在《冥府对话》中,桑塔亚纳对这些古人进行了艺术加工,使之由遥远的历史人物转化为充满故事性和趣味性的虚构文学角色。其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直接出现,而是由他在后世最为著名的思想传承者和阐释者——古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学者阿维森纳^③(③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是古代阿拉伯世界的著名学者。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将来自东方的阿维森纳与西方的荷马、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贤同列在地狱的第一层,即limbo（Dante,1891：20）。从此,阿维森纳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学者,其地位得到东西方的普遍认可。关于阿维森纳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西方有不少论著,如较近的R. Wisnovsky所著的Avicenna’s Metaphysics in Context（Ithaca,N.Y.：Cornell UP,2003）、A. Bertolacci所著的The Reception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n Avicenna’s Kitāb al-Šifāʾ：A Milestone of Western Metaphysical Thought（Leiden：Brill,2006)、P. Adamson编辑的Interpreting Avicenna：Critical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P,2013）和D. Gutas的著作Avicenna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Introduction to Reading Avicenna’s Philosophical Works（Leiden：Brill,2014）等。)出场代言。

桑塔亚纳还为这些代表理性的哲学家角色增添了几位谈话的对手,即苏格拉底曾经的学生阿里斯提普斯、曾与苏格拉底关系密切的阿尔喀比亚德、叙拉古僭主小狄奥尼索斯。此外,桑塔亚纳还刻画了那位发言不多的“陌生人”——一位肉体尚在现世、灵魂却已经来到冥府的现代人。阿尔喀比亚德、阿里斯提普斯和小狄奥尼索斯代表着与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阿维森纳不同的声音。在桑塔亚纳笔下,后面这三位哲学家是理性的化身,阿尔喀比亚德、阿里斯提普斯和小狄奥尼索斯则是感性的化身,两个阵营的对话自然充满理性与感性的碰撞和火花。“陌生人”是整个对话过程的目击者和记录者。总体而言,《冥府对话》的角色不算很多,但是兼顾了古代和现代、理性与感性,足以形成话语的丰富性和思想的交锋。

《冥府对话》对《理性生活》的修正可总结为：将感性从充满模糊性的理性认知中剥离,探讨两者的矛盾与对立,进而指出,所谓理性实质上还是人类主观性的体现。不是理性包含了感性,而是相反。在以德谟克里特为主要角色的前五篇对话中,这位哲学家动辄施展他的理性思维,以他著名的自然主义和原子论对人和世界加以分析。与之对话的阿尔喀比亚德、阿里斯提普斯、小狄奥尼索斯和“陌生人”都表现出对这种理性思维的质疑。在《哲学的气味》中,德谟克里特声称自己能闻出一个人是否有哲学气味。阿尔喀比亚德为了捉弄和反驳他,故意将长满卷发的脑袋靠近他的白胡子,让他闻闻自己的哲学气味,而德谟克里特只闻到了香水味。阿尔喀比亚德不屑地称德谟克里特为骗子,因为自己在死后的两千多年里,什么香水都没用过。德谟克里特坚称,时间不会改变真理,明眼人定能辨认出阿尔喀比亚德生前作为美男子曾经在皮肤或头发上使用过的芳香气味（Santayana,1957：1~6）。通过这一有趣的实验,阿尔喀比亚德指出,德谟克里特包裹在理性外衣下的“哲学气味说”是对理性的一种否定,是一种寓言式和神话式表述,坚持“哲学气味说”的德谟克里特不过是一个神话制造者。德谟克里特不仅没有否认,反而大笑着认可了这种判断。这位理性哲学家甚至主动承认,包括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所有人认为的理性都不过是一种“正常的疯狂”（normal madness）。他对自身理性观念的弱点一清二楚,“哲学气味说”确是一种神话（Santayana,1957：1~18）。

桑塔亚纳通过对话者德谟克里特将理性定义为一种“正常的疯狂”,实际上指出了理性的感性本色,推翻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理性相较于感性具有的权威地位。在《心智的解剖》《正常的疯狂》《奥托逻各斯》和《热爱幻想者》四篇对话中,这种“正常的疯狂”成为反复探讨的主题。这一表述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是对人的心智难以祛除的主观性加以解剖后的定义。奥托逻各斯（Autologos）唯一的道,是这种主观性的另一个名字,暗示了人类对主观性的依赖乃至信仰。那些动辄坚称理性思维的人,其实都是热爱幻想的人。

在以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和“陌生人”为对话者的六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成为上述“正常的疯狂”的化身。苏格拉底以他惯用的层层追问的方式,试图通过自认的理性思维将阿尔喀比亚德和“陌生人”引向关于自治、博爱、美等话题的真理性认知。阿尔喀比亚德和“陌生人”却认为,苏格拉底的理性追问引发的是一个接一个的辩证旋涡,这种旋涡通常不由分说地将他们席卷至某一种认知,但他们同时觉得这种认知又很荒谬。例如,在谈及美的性质时,苏格拉底的辩证旋涡迫使阿尔喀比亚德和“陌生人”承认,美不分善恶优劣,处于不同情境中的美具有不稳定性,这时的美可能成为一种不幸。后两者虽然无法否认这一点,却总觉得这个结论不太对劲,且空洞乏味。苏格拉底感叹,几乎无人和他自己那样视理性为信仰,而后无奈地离去。之后,阿尔喀比亚德和“陌生人”既对苏格拉底毫不妥协地追求真理的英雄气概表示钦佩,同时也质疑苏格拉底并未通过自己的理性找到绝对真理。苏格拉底对美的认知带有明显的伦理取向,是对美的一种局限。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一种语言概念和逻辑游戏。如果苏格拉底对世俗生活的各种快乐有兴趣,他的理性思辨和争论还有什么意义?现实中的人与社会远比苏格拉底认为的复杂多样,美也多种多样,无法用唯一的标准衡量。哲学家的概念无法穷尽自然,哲学家的逻辑也不能够掌控现实。哲学家无不是以自己的所谓理性为世界罩上了一层主观想象的网（Santayana,1957：189~217）。

桑塔亚纳对理性的反思在阿维森纳与“陌生人”的对话中进一步深入。《对世界的思念》中的阿维森纳犹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出场就以诗意的语言发表了长篇独白,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加以深刻剖析。已化作幽灵的他后悔生前过分执着于理性,以至于作为人“该有的幻想都被扼杀”。与他对话的“陌生人”感叹,这种理性对感性的扼杀是“哲学家的缺陷”。阿维森纳想象,自己“生前若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许会更有幸福感”,因为哲学或理性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自我和谐的人,相反,对理性的过度追求成为他的一种疯狂,与其他情感不能相容：“理性就像一条替人探路的狗……并不能替人选择方向或提供前行的动力。人在需要转弯时必须对狗发出命令的哨声”“理性于我未能起到统领一切的作用,也未能给我带来任何游戏的乐趣”。“陌生人”感谢阿维森纳的坦白,认为后者的反思和忏悔对于依然盲目崇拜理性的20世纪而言不啻为一种警示（Santayana,1957：218~228）。

在《亚里士多德的秘密》中,阿维森纳通过一个充满诗意和激情的虚构故事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秘密,即亚里士多德不是纯粹的抽象理性思辨者,而是具有自然主义的整体论哲学家。他继而指出,人只有具有了三种能力,才能真正认知亚里士多德的秘密：辨识事物存在的感觉能力、辨识事物本质的逻辑能力以及辨识事物和谐性的欲望或道德能力。这三种能力具有和谐并存的可能,但事实上又经常相互冲突,呈现出压倒甚至扼杀彼此的倾向。本质上具有的主观欲望使得人在看待事物时产生了美与丑、生与死、幸福与不幸等对立的概念,一个智者应该洞察这一切,充满喜悦地赞美神的造化。“陌生人”称阿维森纳的这套哲学才是蕴含真理的哲学（Santayana,1957：229~248）。

《冥府对话》全书以阿维森纳和“陌生人”的这两篇对话告终,具有一定的总结性意味。阿维森纳对理性之于人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的分析令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尼采等人对西方理性的挞伐。老年的桑塔亚纳显然也没有如他在《理性生活》中勾画的那样,在理性的引领下进入理想的生存境界,理性之于人类的无上引领作用在《冥府对话》中被悄然否定了。阿维森纳关于认知亚里士多德秘密的三种能力说,究其本质,不过是桑塔亚纳再次强调,人对感性的依赖最终还是胜过对理性的依赖。如果说在《理性生活》中,理性是混合了感性的理性,那么在《冥府对话》中,桑塔亚纳则转而将理性解读为基于感性的理性。理性作为一种“正常的疯狂”,不过是感性的某种极端表现。

桑塔亚纳在六十岁时转向对话体创作,写成《冥府对话》。这个转变耐人寻味。创作形式的转变暗示着作者思想的转变。更准确地说,他的创作由独语性转向对话性。《冥府对话》隐含着多重对话性。这部作品对《理性生活》的修正一定程度上是桑塔亚纳与自我的对话。此外,桑塔亚纳通过这部作品与古希腊先哲的对话也是不容忽视的。《冥府对话》不仅是老年桑塔亚纳对中年桑塔亚纳关于理性的修正之作,也是桑塔亚纳就理性问题与他所敬重的希腊先哲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进行的对话。

桑塔亚纳在此书前言中说,自己在初学希腊哲学、“享用希腊哲学的大餐”时,就萌生了创作和那些“不朽的逝者”对话的想法。他梦想着接近那些古代圣贤,尤其是德谟克里特和苏格拉底,因为他们超过所有现代智者,是“他真正的导师”（Santayana,1957）。但是,桑塔亚纳并不打算亦步亦趋地追随这些先贤,他将这些注重理性的哲学家化作笔下的对话角色,和其他注重感性的角色在交谈中分析、反思理性。桑塔亚纳无法、也无意在对话中还原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等人的真身,即使是这些角色的对话内容,也是经过筛选、过滤、加工后的桑塔亚纳式表述。桑塔亚纳在一封信中承认：“我也不能确定德谟克里特等人原来的观点与我让他们说出的话是否相符,因为我只是将这些角色作为柏拉图式的对话者,来阐述我自己的观点”（Santayana,2002：256）。桑塔亚纳笔下身处冥府的这些古人不过是建立在曾经的历史角色基础上的虚构的文学角色。作者钟情这些人物的原因在于他与后者共同关注人类的理性,同时试图就理性问题与后者进行探讨。

对话者苏格拉底虽不改其“正常的疯狂”,不断引发“辩证的漩涡”,但这种“疯狂”和“漩涡”在阿尔喀比亚德和“陌生人”对苏格拉底的对抗性思维中得以部分消解。对话者德谟克里特和阿维森纳也并非历史上的理性哲学家,而是在坚持理性的同时,又对理性这种“正常的疯狂”有所反思的虚构角色。西方学者西德尼•胡克曾回顾,自己的导师曾将《冥府对话》作为教材与学生们在课堂上阅读讨论,这位导师为对话角色德谟克里特的思想和语言动容,认为他代表了桑塔亚纳本人的声音（Hook & Santayana,1977：76~84）。在坚持理性的同时又能反思理性的对话者德谟克里特与桑塔亚纳有相似之处,而非历史上的德谟克里特。桑塔亚纳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对话者德谟克里特阐述的科学心理学,即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主观性,是人人都具有的一种正常的疯狂。桑塔亚纳认为,希腊人是天生的诗人与政治家,具有天然的、兼具神话与修辞的思维方式。于是,在德谟克里特无与伦比的宇宙学说中,物质被赋予了图画的、几何的色彩,这种色彩不乏前后矛盾之处;苏格拉底通过其卓然超群的唯心道德学说,试图说服人类接受一个理想的古典希腊城邦。这两位哲学家坚持的理性都无法掩盖其主观浪漫色彩,他们的理性学说均为“正常的疯狂”,这种疯狂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缺陷,应当加以抑制,而非膜拜（Santayana,1957）。

桑塔亚纳选择阿维森纳作为另一位对话主角,而非直接选择自己推崇的亚里士多德,正是由于阿维森纳作为后来者对亚里士多德理性的跨时代思考和解读。中亚阿拉伯世界的学者阿维森纳虽处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文化,却被誉为古代最知名的亚里士多德阐释者。阿维森纳的哲学著作一方面帮助西方人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持一种学习兼纠正的态度,鼓励智慧的对话与激辩。在桑塔亚纳的笔下,阿维森纳曾因洞见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奥秘而激动不已,但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成熟后的阿维森纳褪去了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发现了理性对于感性的依附,以及感性对于人和世界的重要性。他提醒“陌生人”,“切记不要被哲学家的语言欺骗,因为他们的话都是从诗人那里借来的。诗人才是语言之父”,只有明白这一点,才有可能了解这个“充满思想和神性,也充满生机”的世界（Santayana,1957：248）。《冥府对话》中的哲学家阿维森纳被桑塔亚纳转化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后世或现代世界关系的符号。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继承者、阐释者和对话者的阿维森纳也是桑塔亚纳对自我身份的刻画。与其说是对话角色阿维森纳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学重新加以阐述,不如说是作者桑塔亚纳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哲学进行新的思考。

无论是《理性生活》还是《冥府对话》中的理性,其实都异于德谟克里特等古代哲学家的理性。桑塔亚纳承认自己对于先贤的理性所持的对话者、甚至评判者姿态,他在《冥府对话》的前言中说,在对理性的认知上,作为后来者的自己如同秘密的评判者,因为在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人类又在跌跌撞撞中学到了很多前人未能料到的真理,他忍不住要将这些真理与先贤们分享、讨论。桑塔亚纳的真理就是他通过《冥府对话》的前言和正文一再强调的,过度坚持理性不啻为一种有害无益的疯狂。桑塔亚纳在一封信中也强调,这部对话著作不是他的怀旧奇想,而是通过那些柏拉图式的对话者来阐述一些更为大胆、更为终极的观点（Santayana,2002：256）。如果桑塔亚纳认为的更为大胆、终极的观点就是将对理性的崇拜视为一种感性的疯狂,那么他可能有些高估了自己。他关于理性的认知虽不无道理,但始终存在一种模糊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感觉,其影响远远无法与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比肩。尽管如此,他通过对话体作品与先哲对话的勇气和实质是不能否认的。

《冥府对话》也是桑塔亚纳与西方死者对话传统的开创者——古罗马作家卢奇安（Lucian,约公元125年至180年）的跨时空对话。这种对话体现于前者对后者的模仿和继承。桑塔亚纳自认《冥府对话》的角色是一些“柏拉图式对话者”,暗示自己的对话创作受到柏拉图对话的影响,但是,倘若将《冥府对话》置于整个西方对话体文学创作的长河中审视,其与卢奇安的《死者对话》关系更为密切。令人疑惑的是,桑塔亚纳对卢奇安始终只字未提。相较于柏拉图,卢奇安的确是对话体创作的后来者,他的《死者对话》开创了对话体文学的一个子传统,后世的很多作家,如丰特奈尔、费讷隆、林特尔顿、兰多等人,都撰写了同名或类似题目的对话作品。这些后世的作家无不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种方式暗示或明示与卢奇安的继承关系（Fontenelle,1754：vii;Fénelon,1776：70~75;Lyttelton,1889：123~128）。^④(④ 关于卢奇安开创的死者对话文学传统,可参阅拙著《死者对话：从卢奇安到兰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的前言及各章节注解。)桑塔亚纳没有提及卢奇安对自己的影响,并不表示这一影响不存在。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析。

桑塔亚纳效仿卢奇安的《死者对话》,而非柏拉图的任何一篇对话,将对话的场景设定在冥府。在世的人下到冥府,与死者在冥府对话,是荷马史诗《奥德赛》的著名情节（Homer,1900：139~154）。卢奇安并非这类故事的首创者,但是,以对话体文学形式创作生者与死者之间、死者与死者之间在冥府的各种杂谈,卢奇安却是先行者。卢奇安作为死者对话范型的先行者,达到了后来者难以企及的高度。桑塔亚纳没有直接以“死者对话”命名自己的作品,无其名却有其实。从整体的对话内容来说,他和卢奇安一样,虽将对话背景置于冥府,其写作目的却无关死者或死后的世界。冥府与冥府中的幽灵不过是他们共同选择的特殊叙事策略,以展现他们对生者与世界的独特思考。冥府是死者的世界,死者能以过来人回顾的姿态审视生者的世界,这是卢奇安和桑塔亚纳共同希望通过死者对话这种文学形式所呈现的。

在对话角色的选择和刻画上,桑塔亚纳更多地效仿卢奇安,而非柏拉图。柏拉图笔下的核心对话者是苏格拉底或苏格拉底式的智者。如果我们只看到《冥府对话》中大名鼎鼎的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或阿维森纳及其长篇大论,可能会认为前文桑塔亚纳自述的“柏拉图式对话者”是正确的自我评价,但是,他笔下的哲学家对自己的理论没有柏拉图笔下的智者那么自信。根据前文分析,德谟克里特和阿维森纳一定程度上已经自我解构了哲学思辨的无上地位。桑塔亚纳笔下的阿尔喀比亚德、小狄奥尼索斯等角色更进一步质疑了哲学和哲学家的理性权威价值。他们对哲学家的态度是戏谑的,而非恭敬的。还是以《哲学的气味》为例,除了前文阿尔喀比亚德通过让德谟克里特闻自己的脑袋是否有哲学气味,而后者声称只闻到香水味的细节外,小狄奥尼索斯和阿里斯提普斯也对德谟克里特的高调不屑一顾。小狄奥尼索斯认为,如果命运在将他化为鬼魂时,剥夺了他头上的王冠,那他宁愿化为灰烬。幸运的是,身为冥府中的鬼魂,他头上依然顶着王冠,哪怕只是王冠的影子。如果没有这些荣华富贵带来的快乐,生活对于他而言就失去了意义（Santayana,1957：6~7）。桑塔亚纳笔下的小狄奥尼索斯显然有别于那个经常与柏拉图生平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独裁者,也就是柏拉图试图将其培养成哲人王的君主。他被刻画为一个虽贪恋生前富贵、却也在冥府乐观自在的可爱角色。阿里斯提普斯紧接着对所谓永恒的真理进行了一番嘲弄。历史上的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 of Cyrene,435 BC—356 BC）曾长期追随苏格拉底,但后来成为享乐主义的鼻祖。冥府中的阿里斯提普斯声称不在乎什么永恒的东西,“在冥府喝着风也和生前在西西里吃香喝辣一样快乐。没有什么比快乐更令人有确定感。即便是鬼魂也能感受到快乐”（Santayana,1957：7）。这与苏格拉底推崇的灵魂层面的快乐完全背道而驰。阿里斯提普斯和小狄奥尼索斯同属世俗快乐的拥趸,对哲学家宣扬的形而上的一切毫不在意。

这些都令人想到卢奇安笔下的死者。《死者对话》中的哲学家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智者形象。第欧根尼声称,死亡将消除人们生前的身份和财富,人们在死亡面前变得平等,甚至能笑得更开心（Lucian,1905：108~109）。但是,依据梅尼普斯的观察,绝大多数死者并不能坦然接受死亡带来的身份与财富的消解：死前为王的迈达斯、萨达纳帕罗斯和克罗索斯死后依然怀念在世时的金银财宝,不时发出哀嚎（同上：109~110）。当梅尼普斯与逝去的哲学家们交谈时,发现毕达哥拉斯居然愿意吃豆子了。^⑤(⑤ 毕达哥拉斯派的教义原本是禁止吃豆子的。)恩培多勒克斯则后悔自己纵身跳入埃特纳火山口而丧命的行为,认为自己当时是出于忧郁。苏格拉底即使在冥府也依然不忘思考关于“美”的哲学问题,并且忍不住向梅尼普斯打听自己目前在人间的声望（Lucian,1905：139~142）。

桑塔亚纳和卢奇安笔下死者的世界均不过是生者世界的另一个版本。两人的死者对话中都不乏上述兼具戏剧性和幽默感的场景。这两位作家都没有把哲学家供在神坛上,而是以嘲讽揭示他们身为凡人的缺陷,暗示他们与那些不舍世俗快乐的人之间并无太大差别。当然,比起卢奇安在对话中肆意拍卖哲学,桑塔亚纳还是相当保守的。^⑥(⑥ 卢奇安有一篇对话《拍卖哲学》,文中以几分钱的价格拍卖各种哲学流派,讽刺哲学和哲学家的廉价和虚伪。参阅Lucian. 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Vol. I）.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05：190~206.)整体来看,桑塔亚纳的《冥府对话》和卢奇安的《死者对话》虽然对人性的弱点加以嘲讽,但并不打算用哲学对此加以修正。他们坦然接受人与世界的种种缺陷,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人和世界的兴趣。或许,人们“嘲弄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却无法停止爱这个世界,最终通过嘲弄自我超越了对世界的失望”（Santayana,1957）。可以说,在《冥府对话》中,桑塔亚纳并未真正效仿柏拉图,将理性置于感性之上,褒扬前者或贬低后者。他更接近卢奇安,他所爱的哲思以接地气的生活为土壤。如果说哲学家代表着令人敬而远之的思辨理性,那么迈达斯和阿尔喀比亚德等人对感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留恋则是对这种理性的疏离和补充。这两个群体的对话角色共同构成人的世界,也共同构成桑塔亚纳和卢奇安的艺术客体。

此外,贯穿《冥府对话》全书的对话角色“陌生人”和卢奇安《死者对话》中的梅尼普斯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前者是对后者的效仿。“陌生人”曾被视为作者桑塔亚纳的自况,因为号称灵肉分离的“陌生人”说自己的灵魂分散于对哲学、道德、诗歌以及古代智慧的兴趣中（Wiener,1926：133~136）。考虑到桑塔亚纳的生平所好,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却不够全面。无论如何,“陌生人”和古人的会面只能在想象和虚构中实现,他归根结底是一个虚构的文学角色。他还可以被解读为现代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化身。在卢奇安笔下,作为生者的哲学家梅尼普斯受到已逝去的哲学家第欧根尼的邀请,前来冥府拜访（Lucian,1905：107）。梅尼普斯作为死者世界的旁观者和目击者,将卢奇安的三十多篇死者对话串联在一起,使这些对话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前后关联。桑塔亚纳笔下的“陌生人”也是一位生者,他没有受到邀请,算是冥府的不速之客,不过他和梅尼普斯一样,通过与多位死者的交谈,使桑塔亚纳的所有对话呈现出整体之感。桑塔亚纳的“陌生人”和卢奇安笔下的梅尼普斯作为生者对死者世界的观察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发现,即使是死亡也未能改变人性,死者世界是生者世界的延续,而且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延续。有所不同的是,梅尼普斯嘲笑死者的不变,是因为他原本期待死亡对人性能产生修正的意义,死亡面前应人人平等。“陌生人”则对死者的不变保持善意的宽容和理解,因为他的观察重心不在生死的差异,而在于理性的局限。

游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陌生人”和梅尼普斯是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卢奇安并未刻意强调这一点,在他的笔下,梅尼普斯只是一个或冷眼旁观、或插科打诨的记录者。桑塔亚纳却试图赋予“陌生人”更为重要的使命,在《冥府对话》全书结尾处,当“陌生人”追问阿维森纳关于神、永恒、生与死的问题时,后者以急切的语调阻止他的追问,敦促他返回生者世界,并将从死者世界获得的关于理性的教训传递给生者：“在你依然活着的时候,为何要追问这些呢?……快点儿离开我们这个死者的世界,回到活着的人中间去吧……不要轻视你作为传递者的价值,无论这价值大还是小。这价值是一种向往,它使世界充满思想和神性,也充满生机”（Santayana,1957：229~248）。相较于卢奇安的不着痕迹,桑塔亚纳对“陌生人”的刻画有些生硬、刻意,赋予后者的使命也较为沉重。

《冥府对话》不仅具有对话体的形式,更具有富含对话性的内容。通过这部对话体著作,桑塔亚纳试图超越自我,也渴望与古代先贤平等探讨关于人类理性的话题。他努力效仿却避而不谈的卢奇安及其开创的死者对话传统,并未因此真正隐身。尽管卢奇安那汪洋肆意的想象力和无所不包的话题远非桑塔亚纳可比,但是《冥府对话》作为一部兼具艺术审美性和思想性的对话作品,是西方对话体文学传统在20世纪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明证,桑塔亚纳因此在这种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中拥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