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3): 98-109 doi: 10.12002/j.bisu.219

翻译研究

论先秦古籍翻译中文本与传注译文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以《周易》及其林理璋英译为例

王晓农, 孙方靖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64025

On the Content Homogenization in Translating Pre-Qin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Zhouyi and R. Lynn’s English Translation

WANG Xiaonong, SUN Fang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收稿日期: 2017-02-2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6-15

基金资助: 本文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科研项目“《易经》英译研究”(20160614014)
鲁东大学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反观”部分研究成果

Received: 2017-02-2   Online: 2019-06-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晓农,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64025,研究方向:典籍翻译与译论研究电子邮箱:xnwang1726@sina.com 。

孙方靖,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264025,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690285041@qq.com 。

摘要

中国先秦古籍多有传注传世,古籍文本和传注之间是单向的注解关系。文字的差异、时代的不同、意图的区别,使二者的理论概念系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后人对古籍文本的理解多据其传注,在将某古籍本文和传注译为外语时,这种差异往往有被弱化的现象。本文主要以《易经》及其英译本为例,采用理论分析、文本比较、例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古籍文本和传注翻译中原有思想内容差异的弱化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对林理璋《易经》文本译文和《易传》及传注译文的比较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思想层面的同质化,对《易经》文本的文献价值在译文中的保持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当今古籍研究的进展,文本的翻译应与传注翻译拉开一定距离,适当再现原有差异,这应是今日古籍外译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先秦古籍 ; 文本 ; 传注 ; 翻译 ; 同质化 ; 《易经》

Abstract

The texts of pre-Qin Chinese classics are usually appended with explanations. In a unidirectional annotative relationship, the explan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texts in regard to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different times and purposes, thus there existing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heir annotated counterparts. A translation of a pre-Qin classical text is usually based on comprehension of its later explanations, and the content difference tends to be blurred in their translated versions. Taking Zhouyi or Zhou Book of Chang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ing such methods as theore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xts, and exemplifi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unduly reducing the cont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s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and attempts to come up with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As is indicated by analyzing the version of the text and those of its explanations in Richard Lyn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ouyi, there exist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texts the problem of undue content homogeneity,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the original differences to the detriment of conveying well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advance in studying pre-Qin Chinese classics has made it feasible to distanc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s from their explanations and properly reproduce the original difference, which should represent a new direction for contemporary efforts to re-translate pre-Qin Chinese classics.

Keywords: pre-Qin Chinese classics ; text ; explanations ; translation ; homogeni-zation ; Zhou Book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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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晓农, 孙方靖. 论先秦古籍翻译中文本与传注译文内容同质化的问题——以《周易》及其林理璋英译为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3): 98-109. DOI:10.12002/j.bisu.219

WANG Xiaonong, SUN Fangjing. On the Content Homogenization in Translating Pre-Qin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ir Explan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Zhouyi and R. Lynn’s English Transl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3): 98-109. DOI:10.12002/j.bisu.219

引言

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华文化典籍的外译构成了一种重要的中译外活动和一个特殊的翻译领域,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王宏印,2009:2)。在这些典籍中,中国思想史的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及以前出现的典籍,就其承载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内含的文化基因而言,对中华思想文化整体尤为重要。文本称这些典籍为先秦古籍(以下简称“古籍”)。这些古籍是最早被译介到西方的中华经典,《周易》(① 关于《周易》和《易经》的所指,学界的观点不统一。本文用《易经》指64卦经文即古经部分,用《周易》指古经和《易传》。)等古籍成规模地外译始自17、18世纪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为彰显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中国近年来把鼓励中华典籍外译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从官方层面进行推动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一部古籍的文本和后人对它的传注在内容上往往具有单向的注解关系,二者在问世时间、文字形制上不同,在思想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实际上多存在“以后释前”的现象,有的属于故意使然,有的则是无奈之举。古籍的文本及其译本属于广义的文学文本范畴(王晓农,2013),其外译一般以现代的外语作为译入语。可以预测,某古籍文本和传注译为现代外语后,二者在文字层面和内容层面的原有差异会产生一定的变化。由于译为同一现代外语,原有语言层面的差异几乎消失,而原有内容层面的差异也会弱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同质化。这种弱化在古籍外译中似难避免,然而,如果因此而造成的内容损失过大,将对翻译质量产生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中华文化通过古籍外译进行传播的实际效果。据笔者对古籍外译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检索、考察,发现尚无针对这一同质化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周易》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一,目前国内外已有数百种英译本(王晓农,2018:4)。本文将主要以《周易》及其英译本为例,采用理论分析、文本比较、例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古籍文本和传注翻译时思想内容层面原有差异的弱化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以引起学界对该问题的注意和进一步研究。文本研究对象的选择主要考虑了当代译本和译本本身的影响。加拿大汉学家林理璋(Richard Lynn)1994年出版的《王弼注<周易>新译》(The Classic of Change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被认为是“一部期待已久的王弼注《周易》译本”“十年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后迎来的一部佳译”“林译本和卫—贝译本之关系如同阴阳之关系”(Biroco,1995)。本文以该译本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问题是:古籍文本和传注外译的思想层面同质化在该译本中呈现如何?这一现象对先秦古籍外译有何不利影响?笔者将在结语中简要探讨解决路径。

一、古籍的文本与注解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籍。在古代,人们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主要有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张舜徽,1982:4)。对早期古籍,后人要想了解其记载的内容,必须依靠前人注解才能将古代文字读成后人所用文字。所谓“经”,最早指作于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文献。古人对“经”的注解称为训诂,其结果称为“传”“注”,此外还有“说”“记”“训”“微”“故”“解”“笺”“章句”等名称。“经”的“传”是在春秋时出现的,主要作用是为“经”补充事实,杂采传说,阐发大义,而现在见到的“注”最早出现在西汉。“传,取义于传述,指相承的资料或师说;注,取义于灌注。文义不通,如田地枯涸,需水灌注,指注家本人的见解。”(杨燕起、高国抗,2003:379)随着时代更迭,人们感到远古文献的“传”“注”也不易明了,于是南北朝时出现了“义疏”。“疏”即把新的注解附在原来的传注后,作为新的解说文字。唐代又出现了专以一家注解为主的“正义”。注解古书的工作到宋代体例大变,往往杂以注者个人的见解,甚至推翻前人旧说,于是出现“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争,分别以郑玄、朱熹为宗(张舜徽,1982:170)。“经”本是代表中华核心价值的权威古籍,其文化思想意义之拓展却依赖于“传”,有些“传”后来也上升为“经”。经过传注诠释的原典,其思想内容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朱汉民,2016)。“我注六经”正是中国古代经典形成和诠释的重要思想文化特色。

上述古代各种注解形式的名称不同,但从其体例和意图来看,实际上大同小异。采用不同的叫法,主要是为了避免彼此重复,发生误会,也是为了指称和引用方便。古籍的注和疏一般是两套,有的甚至是三套或更多,例如《诗经》,一是毛传,二是郑玄笺,三是孔颖达疏(即“正义”)。就《易经》而言,最早的一批注解是春秋时的《易传》,它在汉代也取得了“经”的地位。后来又有一些注解出现,如三国时魏王弼、晋代韩康伯的《周易注》及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代朱熹《周易本义》等。在中国文献学中,一般包括专门讨论古籍注解的“传注学”。本文为讨论方便,除非另有说明,用“传注”泛指古籍的各种注解。一部古籍的文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字集合(② 具体到某一古籍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彼此在文字上不完全一致。),在文字、产生时间、意图上都与传注不同,相对于传注而言较难理解,而且传注往往有注解者自己的发挥和见解。同一部古籍,不同的传注,尤其是不同学术流派的传注,代表着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就儒学而言,儒家学者往往是通过“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不断地诠释、建构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们总是通过经学的不断建构来解决文明继承和现实关怀的结合(朱汉民,2016),由此也反证了古籍文本与注疏之间思想层面差异的存在。随着学界基于多重证据对古籍文本研究的进展,人们对有些古籍文本的本义有了更多了解,对文本本义与后人传注在理论思想层面的差异,尤其是传注中存在的“以后释前”现象,学术界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一部古籍文本和它的传注之间在思想层面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当今古籍外译中需要考虑并恰当应对的现实。

二、古籍翻译中文本与传注的关系:理想状态与现实矛盾

1. 古籍文本及其伴随文本:以《周易》为例

从现代符号学文本理论来看,任何一个文本都携带大量的生成于其中的特定社会文化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构成了文本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大致分为三类,即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和型文本)、生成性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和同时文本)和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③ 关于各种文本的定义,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赵毅衡,2011:141~150)。)。下面以《周易》为例简析其文本和伴随文本问题。

《周易》文本即《易经》,其显性伴随文本有副文本和型文本。它的副文本有标题、序言、注解、插图等,型文本较复杂。《易经》是占筮书、哲学书?还是文学书、历史书?是儒家典籍?还是道家典籍?东周、秦汉以后历代经学家的附会赋予《易经》过多的理据,导致其历史的理据性滑落,而哲学的理据性上升。这种理据性替代使《易经》文本倾向于被认为是儒家“五经”之一,甚至是“五经”之首。《易经》生成性伴随文本的前文本广义上是其问世前的文化史尤其是周人的巫史文化。《连山》和《归藏》古历数,《周易》图像、卜辞、筮辞等及相关活动都是《易经》文本的先文本,它的后文本则是基于或参照它的占筮书、扬雄的《太玄经》等作品。《易经》卦爻辞产生前的卦象是非语言符号文本,而后来的卦爻辞是语言符号元文本,二者形成一个双符号复合文本。一般而言,《周易》文字和早期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较接近,其文字义界较宽泛,要了解其中一些字词的意义,最好以《诗经》《尚书》等大致同期的古籍内相同的字词来比照,寻绎其意义。而其前文本狭义上是文中典故(如“丧牛于易”)、引文(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占断专用语(多非新创,例如“有孚”)等,也包括《连山》和《归藏》(二者的部分文字可见于《尚书》中)。《易经》的同时文本有当时发生的事件(如“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占筮活动等。《易传》常和《易经》共现,是其链文本。链文本还有历代编修的典籍目录。在它的解释性伴随文本中,《易传》是传世文献层面《易经》的第一批元文本,其注解以哲学化发挥为主。作为解释性伴随文本,《易传》会迫使《易经》文本接受者朝哲理方向解释。另外,众多易学理论对易符的解释、后代的各种传疏、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易学文献都是其元文本。

因此,《易经》的各种注解既是副文本,又具有元文本性质,它们构成了以《易经》文本为核心,《易传》和各种传注层层包绕的时空存在结构。其他古籍在文本和传注的关系上多呈现这种结构,但一般来说复杂程度较低。

2. 古籍外译中文本与传注关系的理想状态与现实困难

在当代古籍外译中,某古籍文本和传注的注解关系能够按照原有的思想内容关系完整地得到保持和再现,是该古籍外译中的理想状态。具体而言,理想的情况是,某古籍文本能够基于可靠的多重证据得到独立的理解和翻译;在此过程中,不只是依赖传注的解释对文本进行理解和翻译,而应主要根据当代学术对文本本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历代传注进行综合考虑。该古籍文本传注的翻译则需要结合文本,准确体现传注对文本的注解关系和它本身的思想倾向。不同传注的译文可体现其不同的文本理解思路。显然,要实现这一经传翻译关系,前提条件是学界对文本的本义已有透彻的研究并已经得出了一定的新结论,而译者基于这样的研究和结论能够把握文本的本义并准确地翻译出来,形成其自足的概念系统;对传注的翻译则按照传注者对文本的解读思路进行,以体现传注者对文本的理解路径和概念系统。这样,古籍文本的译文自成一体,某传注的译文是对文本译文的某种注解(即一种副文本和元文本),由此形成“一和多”的翻译格局。

然而,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理想状态尚存在各种困难。不但有译入语语言文字上的同化(如文本和传注都译为现代的外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容上必然存在趋同,亦即原有差异的弱化。古籍文本是较难理解的文字,理解古籍文本需要借助各种途径和手段。20世纪初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即用传世文献证据和出土文献证据研究、解读古籍。叶舒宪(2010)又提出“四重证据法”,即除了上面提到的二重证据,还应考虑“口碑材料”和“文物与图像”。不管是二重还是四重证据,都包括文本的历代传注。有时候,不借助传注,我们几乎无法理解某一古籍的某些文字(尽管传注的解释未必是那些文字的原义)。另外,无论借助什么证据去理解古籍文本的文字,除了有可能会纠正某些误写或错讹的文字,一般不会改变它的汉字符号集合体。对于不同的传注,也不会改变其文本的文字形态。然而,在翻译为外语时,古籍文本必然要译为另一种文字。例如,把古籍译为现代英语,这时就必须对文本进行解释,才能完成翻译。古籍文本译文的产生必然要借助包括传注在内的各种资源,也必然会在文本的译文构建中加入传注的理论概念和解读倾向,使文本译文似乎本来就有传注所指向的意义。这种翻译过程就使得文本和传注译文间在内容关系上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特别是出现二者原有差异的弱化。当然,这一弱化只有在我们了解了古籍文本本义和传注解释存在具体差异的条件下才能识别。

例如,就王弼注《易经》的英译而言,毫无疑问,《易经》64卦经文(④ 本文《易经》64卦经文主要指其通行本。现有通行本是王弼本和朱熹本,二者在文字上的区别仅是几个字的不同。林忠军(2004)认为,《周易》今本虽经过后人整理,但在文字上仍保留了与许多上世纪出土的战国本完全相同的或意义相同的文字,说明今本仍是《周易》各种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整体上今本更优,今本的权威性并未因众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动摇。)具有自身本来的意义,如“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有它原来的概念意义(我们对这个“原义”的可靠把握只能基于学界新的研究结论)。《易传》是《易经》出现约六百年后产生的注解。实际上,那时对《易经》中一些文字的本义已无从知晓,而《易传》多是注者离开经文本义而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汉代《易经》文本已不是其本来的样子,卦象外观和卦爻辞的文字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也有不同的版本(王晓农,2017a)。有些文字的变化可能是后来注者为了使经文符合自己的解释而进行的改动,例如汉代有所谓以“漆书经字”偷改经文的现象(詹海云,2016)。王弼《周易》经传的注解思路延续了汉代象数易学的部分理论,并将经传以后产生的一些新易学和哲学理论纳入了注解。今天,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掌握的《易经》解读资源比孔子、王弼、朱熹还要多,理应能够让我们对《易经》文本的理解更接近其本来面目,能够在新的理解基础上翻译《易经》文本,减少对其传注的依赖,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经传译文的分立。这种分立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易经》的哲学化问题,因此,如何在翻译《易经》时更好地处理文本和传注的差异问题值得思考。

三、《易经》林理璋英译中文本与传注思想内容的同质化

林理彰的《王弼注<周易>新译》(以下简称林译本)是他的中国典籍英译代表作之一,翻译对象是王弼《周易注》。《周易注》是一部中国经典诠释学的重要作品。作为一部学术性译作,林译本体制非常严谨,总体上按王弼注翻译,聚焦于原文及王注的细微处,关注思想的阐发甚于字面的释义。林译本在思想内容层面上总体保持了原文王弼理论系统贯通的义理框架,王弼意义上的概念体系传译相当准确,达到了客观、完整、缜密的水准(王晓农,2018:25)。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易经》文本译文和王弼注解的译文之间却存在思想内容上的过度同质化问题。以下分析几例。

经过《易传》、汉代易学,王弼对《易经》进行了进一步的哲理化阐释。王弼易学一方面突出了易学的理性主义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因将这一点过于夸大而陷入了玄学唯心主义(李伟荣,2018:181)。他的《周易注》既有道家思想来源,也有儒家来源,而以后者为主。他的玄学易学理论仍沿袭以传解经,但注重抽象思维和义理、卦意分析,并有他本人的哲学理论诠释、发挥,尤其发挥其阴阳理论、宇宙论等。这里仅选取几例,针对本论题加以分析(⑤ 关于对林译本较全面、详细的评析,参见王晓农《<易经>英译的符号学研究》(2016)第103~117页。)。

林译本中,王弼的这些理论发挥在其注解的译文中体现出来,这是恰当的。然而,在其《易经》文本的译文中也体现出来,就让人感觉《易经》文本中似乎本来就有王弼的理论观点。例如,林译本卦名主要以《易传》和王弼注解为基础,《乾》《坤》两卦名分别译为“Qian[Pure Yang]”“Kun[Pure Yin]”,突显了王弼意义上的阴阳理论。如“Pure Yang”意为六爻皆阳爻和卦性为纯阳两层含义。爻题也用“Yin”和“Yang”分别代替“六”“九”,加顺序词构成,如“九二”译为“Second Yang”,“六三”译为“ThirdYin”,符合王弼的易学理论,但直接将卦名用“Yin”和“Yang”来译,则存在以后释前的问题。再如《革》卦名“Ge[Radical Change]”,应是根据该卦彖传“汤武革命”译之为“剧烈变化”的,却非卦名原来的意义(即“皮革”),因此也属于以后释前的问题(⑥ 关于《革》卦本义的分析,参见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黄凡,1995:805~810)。)。

王弼的哲学理论概念不但进入了卦名英译文,也进入了文本本身的英译文。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是,似乎《易经》本身就含有后世产生的思想内容和概念,对于英文读者尤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王弼的注解延续了一些汉代象数易学理论并将《易传》产生后出现的一些新易学和哲学思想纳入其注解之中,使用了一些西周以后尤其是东周时期出现的哲学术语如“道”“中”(林译本译为“Dao”“the Mean”)等。因此,在林译本中,不但《易传》、王弼注的译文,《易经》的译文也使用了相应的哲学术语,如《泰》彖传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译为“The Dao of the noble man is increasing,and the dao of the petty man is deteriorating”(Lynn,1994:205)。两个“道”译法不同,前者的首字母大写,肯定的是君子之“道”,而非小人之“道”;后者首字母小写,与前者意义不同。在王弼注的体系内,君子的“道”是哲学术语,而它在《易经》文本中并非哲学术语。因此哲学化的译文“Dao”所表达的并非经文中“道”之本义。《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译文为“Here in Shi,one practices the Mean,so he has good fortune and so suffers no blame.”(Lynn,1994:179)王注云,“以刚居中,而应于上,在师而得其中者也。”(《周易正义》,2000:62)译文为“Here one abides in the Mean with strength intact and,as such,resonating with Fifth Yang. This is what it means when one finds oneself in Shi and obtains this mean position in it.”(Lynn,1994:179)显然,两个译文中的“中”都是“the Mean”。王注的“中”译为“the Mean”似无可厚非,而前者“the Mean”却易被理解为后世所说的“中庸”之中的概念(《中庸》一般译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但经文本义并无此理论概念。因此,经文之“中”译为“the Mean”就有以后释前的问题,导致了经文和注解概念上的同质化。

林氏《易经》译文不仅以王注论述的卦位和阴阳理论为基础,也纳入了后世其他疏解。例如,林译本把《需》六四注“凡称血者,阴阳相伤者也。阴阳相近而不相得,阳欲进而阴塞之,则相害也。”译为:“Whenever mention is made of blood,it means that yin and yang have wounded each other. Here yin and yang are immediately contiguous but do not resonate together. Yang wishes to press forward,but yin blocks its way;thus they wound each other.”(Lynn,1994:167)由王注本身来看,以上注解的译文是准确的,尽管古经之中并无这样明确的阴阳理论。而《否》六三“包羞”译为“He bears his shame”,王注“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但不当,所以‘包羞’也。”象曰:“包羞,位不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云,“言群阴俱用小人之道包承于上,以失位不当,所包承之事,唯羞辱已。”王注译文是“Both the petty man and the great man here utilize the lesser Dao in taking orders from the ruler,yet because this position is not appropriate for the great man,he has to bear his shame.”(Lynn,1994:213) 这表明,经文译文融合了王注和孔疏的内容。

林译本总体上在经传和注的思想内容层面是相当同质化的,个别的不一致之处主要是因译者理解的偏差所致。一是经传与注的译文不一致。如《复》初九“无祗悔”“there will be no regret here”,孔颖达正义采用韩康伯语云“祗,大也”,但译者没有采纳,而取楼宇烈观点译“祗”为“here”(Lynn, 1994:291)。二是译文过于依赖注解,忽视经文的实际意义。如《家人》初九“闲有家”译为“this one maintains the Family with strict control”(Lynn,1994:365)。王注是“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孔正义是“初九处家人之初,能防闲有家。”(《周易正义》,2000:186)林译本仅遵注解而译,不译原文“闲”的实际所指。初九译文“with strict control”实际上也与该卦上九才有的“有孚威如”及其王注“家人之道尚威严也”在语义逻辑上存在一定冲突。

总体而言,作为一部定位学术性的译作,林译本为西方了解中国传统易学主流之一即王弼易学提供了一部较为可靠的译本。20世纪初以来的《易经》研究,由于新思潮的激荡、新方法的引进和新材料的发现,取得了不同于传统易学的新成就(王晓农,2016:8~9)。林译本在20世纪末问世,对王弼《周易注》的解读基础是《周易正义》,除了引用中国学者楼宇烈部分观点作为对照放入注释部分外,实际上与20世纪后期易学关系不大,因此林译本仍属于传统易学范畴,是一部王弼玄学的译作。其译文诠释主要限于王弼、孔颖达注解体系范围,《易经》文本译文有很强的王弼色彩。因此,林译本中经和传注之间原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失去了应有的张力。

林译本是王弼《周易注》系统内的经传译本,因此从性质上讲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易经》译本,而是王弼《周易注》的译本,只不过《易经》和《易传》构成王弼注的对象而已。这可能导致了林氏以保持经传和注解的一致性为翻译策略,而未能将其适度分开。译者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从外部来看这样处理是否合适另当别论)。然而,以王弼注为依据英译《易经》,涉及的文本学和翻译学问题是,《易经》经文在王弼注系统内保持汉字文本的原貌,与其他《易经》汉字文本没有差异,但英译时,如何处理文本和注解的关系?注解的英译容易处理,对文本则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保持文本译文的独立性,按照当代易学有关的研究成果理解文本并进行翻译,保持其独立性,而将注解译为也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二是按注解理解经文,本例中即按王弼对经文的理解来英译经文,将文本译文王弼化。后一种做法必然导致以后释前的同质化问题。因此,林译本的副标题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其《易经》文本译文实际上是按王弼、孔颖达的理解译出的。实际上第二种情况在现有其他主要《易经》译本和其他先秦古籍译本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结语

本文探讨了先秦古籍外译时本文和传注译文在思想内容上的同质化问题,并通过分析林理璋《周易》英译文的一些译例揭示了其具体表现。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有对原典研究不够的因素(对古籍本义不了解)和未能充分意识到该同质化问题,客观上则是翻译本身造成的问题(如译入语的统一化)和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本文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当今古籍文本的外译仍要依赖古人注解,还是主要以新的研究发现为基础问题。过去的古籍外译,大都依赖传注解读文本,使得文本和传注在译文中难以适当再现原有的思想内容差异。随着国内外学者基于多重证据对古籍文本研究的深入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古籍外译时文本的外译应更多地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当代的先秦古籍复译,应适当保持文本和传注在思想内容上的原有差异和单向注解关系,减少对传统传注的依赖及后世传注的文本解读对文本外译的干扰。换言之,先秦古籍的外译应多考虑文本翻译的相对独立性,使之与传注的翻译有所区别,避免文本和传注在思想内容上的过度同质化。这是就整体来说的,其原因在于,根据当代相关研究成果,《易经》《诗经》等古籍中有一些文字所表达的意义或思想和其传世传注的解释并不一致。当然,具体到一个字或词,如果在文本中的原义和注解中的解释是一致的,那么其译文应该是统一的。就《易经》外译而言,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两个译文系统,即以《易传》(和传统传注)解经的《易经》译文系统和基于经传分离之研究成果的相对独立的《易经》译文系统(王晓农,2017a)。实际上,现有译本(包括仅译出古经部分的译本)多属于前一系统,后一系统的译本尚不多见(王晓农,2017b(⑦ J. Minford(闵福德)的I Ching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Minford,2014)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把《易经》视为智慧之书,依据传统传注解读和翻译经文;第二部分则专译古经,根据近世以来有关研究成果,解读和翻译经文,力图呈现“青铜时代”64卦经文的面貌。按照本文区分的两个系统,该译本第一部分属于前一系统,第二部分属于后一系统。尽管在解决文本和传注译文同质化问题上还有不少改进空间,但该译本代表着西方汉学家的可贵尝试(参见王晓农,2017b)。王晓农在其《<易经>之三元解读与三维英译》(2018)中提供的《易经》英译文属于后一系统,是这方面新的尝试。)。在笔者看来,后一系统代表着一个新的《易经》外译努力方向,这也是改变《易经》翻译实践显著落后于《易经》研究局面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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