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3): 45-60 doi: 10.12002/j.bisu.218

语言学研究(二语习得研究专栏 主持人:徐锦芬)

加工何以驱动语言发展?——加工决定论述评

杨梅

华南理工大学,510630

How Does Processing Drive Language Development? — Introducing Processing Determinism

YANG Mei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收稿日期: 2017-05-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6-15

基金资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加工决定论的汉语母语和二语发展研究”(15BYY065)

Received: 2017-05-9   Online: 2019-06-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杨梅,华南理工大学,510630,研究方向:第二语言习得电子邮箱:flmyang@scut.edu.cn 。

摘要

加工决定论在基于加工器的涌现论框架内提出,强调语言发展由加工驱动,所需加工成本越小的语言特征在发展进程中出现越早。决定加工压力的外部因素与语言输入质量有关,内部因素与有限的工作记忆容量有关,两类因素有时共同影响,有时单独作用。O’Grady 在加工决定论基础上思考语言发展本质,指出从加工成本角度考虑,语言的发展具有一致性。本文整理加工决定论的主要观点和实证依据,介绍加工驱动语言发展的基本思路,并评价加工决定论的价值与不足。

关键词: 涌现论 ; 语言加工 ; 语言发展 ; 语言习得

Abstract

In the framework of processor-based emergentism, O’Grady proposes Processing Determinism, which st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al profile of language is largely the product of processing-related pres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sis outlined a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s shaped by processing pressures (less costly > more costly). According to O’Grady,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shaped by two types of processing pressures—internal efficiency-related factors relevant to easing the burden on working memory and external input-related factors such as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With a special focus to document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ternal factors, he introduces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involving contrasts that are rarely instantiated in the input, yet show early mastery. Based on Processing Determinism, O’Grady proposes the Uniformity Thesis to describ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is uniform, where processing cost is releva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ideas of Processing Determinism and giv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ll the case studies as evidence, with a comment on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erits as well as some problems.

Keywords: emergentism ; language processing ; language development ;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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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杨梅. 加工何以驱动语言发展?——加工决定论述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3): 45-60. DOI:10.12002/j.bisu.218

YANG Mei. How Does Processing Drive Language Development? — Introducing Processing Determinism.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3): 45-60. DOI:10.12002/j.bisu.218

引言

语言能力是语言发展的产物,但语言如何发展?语言为何以特定的方式发展?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基于普遍语法的习得理论强调语言建立在天生的语法范畴和规则上(Chomsky,1981;Crain & Thornton,1998;Roeper,2007;Snyder & Lillo-Martin,2011),语言发展是天生的原则和参数系统与语言输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使用的习得理论(Tomasello,2003;MacWhinney,2004;Ambridge & Lieven,2015;)强调语言发展来自语言使用,学习者依靠具有普遍性的学习和认知机制,从语言输入中归纳出具体的语言规则,促成语言发展。还有研究者从加工视角出发(O’Grady,2005;Pienemann,2005/2015;VanPatten,2012;Filipović & Hawkins,2013),否认存在先天语言习得机制,弱化语言输入的功能,强调语言发展主要与加工过程中的压力、成本及效能有关。

O’Grady是持上述第三类观点的代表,他提出的加工决定论(Processing Determinism)强调,语言发展由加工驱动,加工压力和成本越小的语言特征在发展进程中出现越早。本文介绍加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分析该理论在涌现论框架下探讨语言加工和语言发展关系的理论思考及实证考察,并评价其价值与不足。

一、加工决定论:基本观点

1.基于涌现论的语言发展观

涌现论(emergentism)近年对应用语言学研究有重要影响,其理论基础包括强调自然系统动态性、复杂适应性、自组织性、非线性变化等特点的混沌复杂理论、动态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等,主张语言是复杂适应系统(Ellis & Larsen-Freeman,2006;The“Five Graces Group”,2009;贾光茂,2015),语言发展是具有非确定性、非线性、动态性的复杂适应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语言发展是当前研究热点,主要流派包括基于输入的涌现论(input-based emergentism)和基于加工器的涌现论(processor-based emergentism)(O’Grady,Lee & Kwak,2009)。前者亦称经验涌现论(Gregg,2003),以Nick Ellis等为代表,持基于使用的语言发展观。后者又称先天涌现论(Gregg,2003),持基于加工的语言发展观,承认语言学习与先天能力有关,但这种先天能力不是普遍语法,而与效能驱动的加工器(efficiency-driven processor)密切相关。

基于加工器的涌现论由Hawkins(2004)O’Grady(2005)提出。Hawkins(2004)强调加工驱动语法,效能和复杂度是决定语言选择的主要因素;加工效能表现为尽早处理并以最简洁的语言形式表达最多的内容;儿童会更早习得易加工的语言特征。O’Grady(2005)分析了一些复杂的语法现象如照应、提升、一致、辖域等,指出效能驱动的语言加工器以减轻工作记忆负荷、减小加工压力和成本为目的,而语言特征正是在此过程中各种非语言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仅如此,O’Grady(2008/2015a)进一步强调加工驱动语言发展,认为语言特征的发展也是在效能驱动的加工器运作过程中非语言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要考察语言为何发展及如何发展,应该从学习者先天具有的语言加工器角度出发,关注加工压力和加工成本如何决定语言发展。

O’Grady(2015a)把语言发展界定为学习者语言与输入语言逐步趋同的一系列变化。以这样的变化为准,语言学习过程中可以找到大量发展标志。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最早产出开音节,然后逐步接受清辅音出现在音节末尾,最后接受浊辅音(dog[dɔ]>[dɔk]>[dɔg])(Ingram,1976)。儿童对句子的否定在发展早期主要使用No,然后开始在动词前添加否定词,最后才开始使用助动词加否定词来表达否定(no>I no(t)go > I won’t go)(Déprez & Pierce,1993)。这种关注同一语言特征步进式变化的研究又称发展序列(developmental sequence,O’Grady,2015a)或发展轨迹(developmental trajectory)(Pienemann,2015)研究。此外,现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词素习得顺序的研究(如母语习得研究)发现时体标记-ing的出现早于定冠词the(Brown,1973),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两种或多种语言特征相对的出现顺序,又称发展顺序(developmental order)研究。O’Grady(2015a)认为语言发展应重点关注同一语言特征不断发展变化、逐步涌现的轨迹和过程,因此他主要在发展序列研究基础上讨论语言发展。

2.决定加工压力的内外因素

加工决定论主张从加工器角度审视语言发展,强调与效能有关的加工压力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根据O’Grady(2012/2015a),决定加工压力的因素来自学习者内外两个方面。

外部因素主要与语言输入质量有关,是影响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基于输入的涌现论者关注的热点。O’Grady(2015a)指出,语言输入频率会改变加工规则(processing routines)的力度及可及性,进一步改变加工压力和成本,因此与语言发展间的关系也值得基于加工器的涌现论者关注。此外,与输入相关的外部因素对语言发展的影响还包括:(1)语音的可感知度(perceptibility)和输入频率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加工,因此Hsieh,Leonard & Swanson(1999)在解释儿童为何习得英语复数标记-s早于动词标记-s时指出,这是因为复数标记在父母语言中出现频率更高,而且通常出现在句子末尾,发音拉长导致其可感知度也更高。(2)形态语音规则(morphophonological regularity)与输入频率共同作用影响语言发展,例如,虽然不规则动词过去时形态变化复杂(词汇内部变化如run-ran;结尾辅音的变化如send-sent;部分改变如think-thought;全部改变如go-went等),但由于使用频率高,加工提取速度反而更快,因此在儿童语言发展中其出现早于形态变化简单的规则动词。(3)语义复杂度(semantic complexity),指某一特定词素表达的语义特征数量。研究发现儿童习得英语复数标记-s早于动词后缀-s,这是因为前者只表达复数语义特征,而后者可以表达数、一致性、时态等三类语义特征,选择和提取的加工压力与成本都更大。

O’Grady指出(杨梅,2009),与输入相关的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这些因素只有被学习者内部加工器感知、进入加工机制后才能真正对语言发展起作用。加工决定论秉承当前大多数语言加工理论的基本思路,强调人的信息加工能力受制于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Nakatani & Gibson,2010;吴芙芸,2012)。加工压力是加工成本不同导致的学习者内部语言处理压力,由学习者有限的工作记忆容量决定,这种与内部工作记忆容量相关的加工压力才是驱动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O’Grady,2015a)。加工决定论认为,要想从内部加工压力角度考察加工和发展的关系,必须区分内外因素影响,在数据采集重点上以理解数据为主,原因如下:(1)虽然语言发展涉及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两类能力的提高都和语言加工有关,但正如对默语症患者的研究所示(Lenneberg,1962),缺少产出的语言发展是可能的,而缺少对语言输入的理解,不可能真正习得语言。(2)在理解数据基础上可以考察自然产出频率较低的语言特征,有助于区分内外因素的影响,仅关注产出数据则有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语言现象,无法全面描述语言发展状况。基于这样的理念,O’Grady重点考察自然产出频率较低的语言特征,并强调通过严密控制的实验手段收集语言理解数据,以印证加工对语言发展的驱动力。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具体参看第二部分),O’Grady(2015a:19)总结了与工作记忆有关的内部因素如何决定加工压力、进一步影响语言发展的情况。(1)语言加工的局域(locality)和即时(immediacy)机制支持同一论元内的共指同标关系,不支持代词与论元外的其他词共指,这可以解释为何英语反身代词的母语发展早于普通代词。(2)渐进机制(incrementality)支持通过聚合线性模式构建的辖域阐释,不支持修正先前已经完成的阐释,这可以解释韩语儿童为何在母语习得早期就接受all>not的辖域解读,而英语儿童在母语习得中却没有这样的解读偏好,还能解释母语为英语的韩语二语学习者为何不会受母语迁移影响接受not>all的辖域解读。(3)指称稳定机制(referent stability)强调某一个或一类指称在语篇中指代关系的清楚和稳定,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日语为母语的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在理解汉语零主语时,可以不受母语迁移影响,只接受汉语零主语的有定解读,而拒绝不定解读。

基于加工的语言发展研究关注以上内外因素和语言发展的关系,认为学习者内部或外部因素对加工成本和加工压力有决定性的影响,进一步决定语言发展过程。两类因素有时交互作用共同影响语言发展,但内外因素间具有本质差别,也会单独作用影响语言发展。例如,词汇学习可能更多受来自语言输入的经验影响(Huttenlocher et al.,1991;Hoff & Naigles,2002;Ambridge et al.,2015),而使用频率较低的语言特征发展可能更多受与工作记忆相关的内部加工压力影响。此外,正如O’Grady所言(杨梅,2009),当外部输入频率和内部加工压力相悖时,语言加工器会主要关注后者,导致输入频率高的普通代词母语发展反而晚于频率低的反身代词,或者频率高的宾语关系从句(如the man who the dog chased)母语发展晚于频率低的主语关系从句(如the man who chased the dog)。

3.语言发展一致性

语言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学习顺序及速度、学习者偏误、学习者个体差异、环境因素等都会对发展过程产生影响,导致同一学习者在不同阶段的语言变异及不同学习者之间的发展差异。语言变异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噪音,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系统的内在特征(De Bot,Lowie & Verspoor,2007:14),因此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关注。但是,O’Grady反对过分强调语言发展变异性,他在加工决定论基础上重新审视语言发展的本质,提出语言发展一致性观点(The Uniformity Thesis)(O’Grady,2015a:21):从加工成本角度看,语言发展具有一致性。

O’Grady(2015a)分析了学习者发展速度、最终发展结果、语言输入差别、发展顺序差别、母语差异等变异特征与语言发展一致性的区别。(1)学习者在发展速度和结果上的差别在母语和二语习得中都很常见,这样的变异性与语言发展一致性是两回事。发展一致性强调加工成本和发展进程的关系,对具有同质性的学习者而言,同一语言特征(比如主语关系从句、或者记忆300个词汇)所需的加工成本是一样的,由此引起的发展进程也是一致的。(2)有的变异性是语言输入所致,例如,美国儿童较早学会truck、mail、parking lot,而英国儿童较早学会lorry、post、car park;美国儿童对don’t need的习得早于need not,而英国儿童则恰恰相反。这些是语言输入差别所导致的发展差异,不仅不会给发展一致性带来挑战,反而有助于证明语言发展一致观。(3)学习者内部、学习者之间在词素发展顺序上存在变异,但这类发展顺序变异的研究结论大多来自产出数据,而产出数据受语言使用影响较大,且大多与输入差异有关。(4)最后一类变异性与母语影响有关,O’Grady(2012/2013)和Hawkins(2014)一直从语言加工角度关注母语迁移,认为母语迁移也是加工压力的产物。学习者借用母语中已有的加工规则,可以降低加工成本,增大二语加工效能(Filipović & Hawkins,2013)。而不论学习者母语背景有多大差异,加工成本和加工效能与母语迁移间的关系是一样的,由加工压力所决定的语言发展进程也具有一致性。

O’Grady再次强调,对语言发展变异的研究关注自然产出数据,这样的数据并不适于调查产出频率较低的语言特征发展,而这恰恰是我们区分内外因素影响、探讨内部加工压力如何决定语言发展的关键。此外,产出数据过度重视产出变异,但产出的不一致性其实在成人或母语语言使用者中也很常见,母语儿童或二语学习者就更难避免。对变异的过分关注会掩盖触手可及的发展规律,有碍获取真正的语言发展特点。因此,要寻找支持加工决定论和发展一致性的实证依据,应聚焦于学习者对低频语言特征的理解数据。

二、加工驱动语言发展:实证依据

为验证加工决定论和语言发展一致性,需要收集内部加工压力如何驱动语言发展进程的相关数据。O’Grady(2015a:24)预测具体语言特征的发展应呈现一个共同特征:如果X比Y容易加工,X的出现就不会晚于Y。下面来看已有的实证数据是否支持预测。

1.英语代词理解

英语反身代词只能回指同一论元结构内的先行词,例(1)中反身代词himself是动词scratch的直接宾语,只能回指动词主语Mickey,不能回指主句主语Donald’s friend,更不能指称句中未提及的其它角色。O’Grady(2005/2015b)指出,这并非受所谓约束原则A制约所致,而是加工压力的产物,因为反身代词的指称歧义在小句内即时消解,这符合加工成本最小化的要求。反身代词歧义消解的局部性和即时性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加工规则,是决定反身代词理解特点的根本原因。例(2)中,普通代词him的理解遵循不同的加工规则:由于普通代词是连接句子和场景的关键词,对其先行词的搜寻不能仅考虑局部性,而应聚焦于语篇中突显度较高的指称物。大量研究显示 (如Reinhart,2006:181;Reuland,2011:127),与英语反身代词加工的即时和局部性机制相比,在语篇中搜寻普通代词先行词所需的加工成本更大。

例(1)Donald’s friend said that[Mickey scratched himself].

例(2)Mickey scratched him.

(转引自O’Grady,2015a:10

有意思的是,对应以上不同的语言加工特点,英语反身代词和普通代词的母语发展也呈现出差别:三岁左右的母语儿童能完全掌握反身代词的用法,但在判断普通代词的指称对象时,他们会按照反身代词的加工规则来搜寻普通代词先行词,倾向于在即时和局部性基础上确定普通代词所指。O’Grady(2015a)指出,儿童对反身代词的掌握明显早于普通代词,而普通代词在输入中的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反身代词,因此单靠输入频率这样的外部因素并不能解释英语代词理解的发展特点,而必须依靠对内部加工规则的分析。由于在语篇中搜寻普通代词先行词需要更大加工成本,而就近寻找指称对象可以使成本最小化以减轻加工压力,所以儿童在理解普通代词时选择了反身代词的加工规则,体现出加工压力对语言发展的制约。

2.辖域偏好

自然语言都能表达否定和数量关系,两者交互作用可能导致辖域偏好差别。例(3)有两层含义:一种是Donald发出了部分信件,否定词not的辖域大于数量词all(not>all);另一种是Donald所有信件都没有发出,数量词all的辖域大于否定词not(all>not)。英语母语者普遍接受not>all,拒绝all>not的辖域解读。韩语却正好相反,例(4)虽然也有两种辖域解读,但韩语母语者却只接受all>not。O’Grady认为,跨语言辖域解读的差别是语言加工器和跨语言语序差别共同作用的结果。英语中否定词not出现在全称量词all之前,按照效率优先的线性加工模式,加工器先处理not,再处理量化名词短语。因此,英语语言使用者要么允许not辖域大于all(not>all),要么忽略否定词not、独立理解量化名词短语(all>not),在线性加工模式下,两种加工规则并不具备相对的成本优势。韩语中全称量词motun出现在否定词an之前,加工器先处理量化名词短语,再处理否定词。如果允许否定词的辖域大于全称量词,那就需要重新分析和调整前面的量化名词短语,增大加工成本,因此后出现的否定词并不能影响先出现的全称量词辖域,韩语母语者只接受all>not的辖域偏好。

例(3)Donald didn’t send all the letters.

例(4)Donald-ka motun phyenci-lul an ponay-ss-ta.

Donald-Subj all letter -DO not send-Pst-Decl.

“Donald sent none of the letters”.(All the letters were unsent)

(转引自O’Grady,2015a:12

加工器与语序差别的共同作用还影响了母语儿童辖域理解的发展。研究发现(Musolino,Crain & Thornton,2000;Musolino & Lidz,2006),英语母语儿童辖域理解的发展序列是:(1)先同时接受not>all和all>not两种解读;(2)随着年龄增大,受语言输入影响,逐步呈现和成人一样not>all的解读偏好。韩语儿童辖域理解的发展序列却不一样(Han,Lidz & Musolino,2007;O’Grady,2013),他们很早就呈现出和成人一样明显的all>not偏好。O’Grady(2015a)指出,由于类似的句子在自然语言中出现频率极低,语言经验和输入频率等显然不足以解释以上辖域理解的跨语言差异特征,也不能解释儿童语言习得中的辖域偏好发展序列。但是,从内部加工压力角度却可以解释以上现象:由于英语中两种加工规则所需的成本没有差异,儿童在语言发展早期会接受两种解读;由于韩语中all>not的加工规则成本更低,儿童在早期就出现明显的辖域偏好。从加工成本角度来考察辖域理解,其优势胜过语言输入频率。

此外,辖域偏好的二语发展数据也可以为内部加工压力的影响提供证据。O’Grady(2013)发现,以韩语为母语的英语二语学习者会把母语中all>not的辖域偏好迁移至英语,以英语为母语的韩语二语学习者却不会把not>all的辖域偏好迁移到韩语学习中。语言输入和语言教学的影响显然都不能够解释这种二语发展的不一致现象,但是从加工角度却能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学习者倾向于把母语中现成的加工规则迁移到二语中,但前提是这样的迁移不会导致加工成本增大(O’Grady et al.,2011;O’Grady,2012/2013;Filipović& Hawkins,2013)。由于英语中两种加工规则不具有成本上的差异,所以韩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习得英语时会迁移母语中all>not的辖域偏好;由于韩语中not>all解读的加工成本会明显加大,所以英语背景的学习者在习得韩语时不会迁移母语中not>all的辖域偏好,能较快掌握韩语辖域解读的特征。

3.零主语的二语理解

日语和汉语都允许出现零主语,对零主语的解读要依赖其他的语篇因素。两种语言在零主语指称对象上存在差别,例(5)中,汉语零主语指代前一个句子中提到的“三个警察”(有定解读),相当于英语they的用法;例(6)中(Monou & Kawahara,2013),日语零主语除了指代前句的“三个警察”(有定解读),还可以指代其他的任何三位警察,允许不定解读。新指称对象的引入会增大加工负荷(Crain & Steedman,1985;Kurtzman & MacDonald,1993),因此日语零主语的不定解读加工成本更大。

例(5)San-ge jingcha lai-le Zuoteng jia.

three-Cl police come-Asp Zouteng house

Three police officers came to Ms Sato’s house

pro ye lai-le Shantian jia.

also come-Asp Shantian house

[They] also came to Shantian’s house

例(6)San-nin-no keisatu-ga Sato-san-no ie-ni kita.

three-Cl-Gen police-Subj Sato-Hon-Gen house-to came

Three police officers came to Sato’s house

pro Yamada-san-no ie-ni-mo kita.

Yamada-Hon-Gen house-to-also came

[They]also came to Yamada’s house

(转引自O’Grady,2015a:16

Monou & Kawahara(2013)采用真值判断任务考察了22位母语为日语的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对汉语零主语指称对象的理解情况,发现虽然受试语言水平较低,教学中也没有强调汉语零主语解读的特点,但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汉语零主语的有定解读(86.4%),对汉语零主语的不定解读接受率只有33.5%。O’Grady(2015a)从语言加工角度分析实验结果,指出正是由于不定解读所需的加工成本较大,导致了二语者偏好汉语零主语有定解读、拒绝不定解读的结果。二语理解没有受母语零主语不定解读的迁移影响,这是由加工成本和加工效能共同决定的二语发展特点。

三、加工决定论:优势与不足

加工决定论和语言发展一致性是O’Grady在基于加工器的涌现论框架内,进一步明确语言加工和语言发展间关系、讨论加工何以驱动语言发展、探究语言发展本质而提出的研究理论和假设。理论的提出丰富了我们对语言习得现象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当前语言研究领域相关热点话题的思考。

首先,加工决定论坚持“加工驱动语法”(Hawkins,2004)和“加工驱动语言发展”(O’Grady,2015a)的观点,相对于生成学派的语言天赋论, 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说服力。自人类对语言发展的思考伊始,就一直存在先天与后天的理论之争(nature vs. nurture)。先天论强调语言理应如斯,或“遗传决定,天赋如此”(吴芙芸,2011),认为人脑中存在天生的普遍语法和语言习得机制。后天论流派众多,但都反对普遍语法的存在,强调语言习得是学习者通过一般的学习机制、分析输入语言的频率和分布特征、归纳出语言规则的过程。近年来,虽然后天派学习理论不断发展,受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广泛关注,但由于相关研究并未触及很多核心的语法现象,对一些复杂的语法规则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方案,因此受到的批评也较多,对先天派的相关研究也并未形成太大威胁(贾光茂,2011)。相对而言,Hawkins和O’Grady在基于加工器的涌现论基础上,强调加工驱动语法和语言发展的观点,指出所谓天赋的语言能力,不过是语言加工机制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受简化和效能原则驱动做出选择的结果,主张语言能力的发展离不开语言使用,语言加工的效能和成本直接影响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他们在实证基础上观察到一些语言特征及其发展现象的普遍事实,并从语言加工视角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倡导语言和语言发展都是语言加工机制在使用过程中受效能驱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和线性加工方式、以减轻工作记忆负荷为目的的选择结果。这样的观点把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有机结合起来,比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语言和语言发展的问题。

但是,加工决定论提出时间不长,对很多细节的讨论比较简单,提出的观点也有待论证。例如,Pienemann(2015)指出,O’Grady et al.(2012:118)认为母语学习者能根据词汇范畴及其在句中的位置来完成形式语义匹配,而且这种能力并不建立在任何先天句法知识之上。换言之,加工决定论反对语言天赋论,认为语言表征并不需要从特定的语言知识中涌现,O’Grady et al.(2011)O’Grady(2015a)描述的是一种无需句法的初始状态(syntax-free initial state)(Pienemann,2015:145)。但是,这样的形式语义匹配过程离不开学习者的词性识别、句中位置判断、对语义角色和谓词论元结构的知识等,这些不是纯粹的句法知识,而是特有的语言知识。因此,O’Grady的理论需要承认在初始状态有这类语言知识的存在,或者需要解释这样的知识如何从普遍认知结构中发展而来。目前O’Grady及其同事也在不断对理论作出修正以提高其解释力和自洽性,相信假以时日,一些模糊的核心概念会得以廓清。

第二,加工决定论从加工和发展关系的视角出发揭示语言发展的驱动力,探讨语言发展的本质,理论本身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证伪性,对一些问题的辩证思考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发展全貌。语言习得领域关注语言发展的研究,母语和二语习得研究者都对词素习得顺序等问题作了大量理论和实证探讨。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二语习得研究重点转向对语言知识表征的描述和解释,但研究者们也持续关注二语发展,2015年Language Learning还推出特刊“40年来二语形态句法习得的顺序和序列”,继续探讨二语语法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二语习得领域一直重视对加工和发展关系的探究,影响力较强的理论包括可加工性理论(Processibility Theory)(Pienemann,2005)及输入加工理论(Input Processing)(VanPatten,2012)等。加工决定论承续了传统研究对发展和加工问题的关注,同时对语言加工和语言发展间的关系作了系统详尽的探讨与分析,明确提出语言加工是驱动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加工决定论对一些关键的构念有明确定义,操作直接简便,理论本身具有较强的可证伪性,而这正是当前其他很多语言发展理论如语言天赋论、动态系统论等所缺乏的(Pienemann,2015)。不仅如此,涌现论习得观将语言发展看作是非线性、动态、螺旋式上升、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指出了语言发展稳定性和变异性共存的特点。加工决定论在涌现论框架下区分稳定性和变异性,提出语言发展的一致性观点,确保在关注语言发展变异的同时,不忽略对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考量,有助于辩证思考语言发展的本质,揭示语言发展的奥妙。

但是,加工决定论强调语言发展是效率优先的线性加工模式与语言输入互动的结果,可以调控加工成本和效能、决定加工压力的因素有两类:与工作记忆相关的内部因素和与语言输入相关的外部因素。内外因素既可能单独起作用,也可能产生互动,共同影响语言发展。虽然O’Grady强调,要证明加工决定论,需要收集恰当的实证数据以区分内外因素的作用,但已有数据表明,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太可能完全区分开来。在对语言现象的具体分析中,如何看待内部加工压力和外部输入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明确影响加工压力的内部与外部因素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此外,O’Grady(2008:448)曾将涌现论语言观概括为“语言现象应由大脑中非语言的因素及其互动来解释,如生理、感知、加工、工作记忆、语用、社会交往、输入特征、学习机制等”。O’Grady(2015a)也指出,决定语言发展的因素当然并不仅仅包括加工压力,还包括其他“第三类因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和交互影响,正是涌现论一直关注的重点。加工决定论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大多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内部加工压力和外部输入特征都只是影响和决定语言发展的非语言因素之一。这些第三类因素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它们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如何从中剥离加工压力的影响?还是说,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语言加工的成本和压力,所以才最终驱动了语言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不仅有助于加工决定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对语言涌现现象的探究。

第三,把加工决定论应用于汉语研究,有助于解释一些语言发展问题。当前的大多数语言加工理论均可归结到实时理解句子受制于有限的工作记忆资源这一基本思路(Nakatani & Gibson,2010),但这些理论大多是基于英语、德语或荷兰语提出。汉语是类型学上罕见的语种,汉语很多语言现象的发展具有特殊规律,在汉语语言习得中能否找到支持加工决定论的发展证据?或者说,加工决定论是否适用于解释汉语语言发展的一些特殊规律?

近年有研究者调查了汉语名词短语指称义、疑问词语义、全称量词辖域和关系从句的母语和二语理解,探讨了加工成本、加工效能和汉语语言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从加工决定论角度对相关的研究结果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董佩芸(2017)发现,在习得汉语疑问词“谁”的非疑问意义时,母语儿童对全指意义的掌握胜于虚指意义,她从加工决定论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认为这样的发展特点与加工压力有关,而决定加工压力的外部因素主要是输入频率,内部因素包括允准语境的词序差别、儿童普遍的认知能力等。严晓朦(2018)发现,与多种加工理论的预测不同,二语学习者对汉语宾语关系从句的掌握早于主语关系从句,汉语主语关系从句并不具备二语加工优势。她认为这是加工器在效率优先的线性加工模式过程中,各类非语言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结果。杨梅、严晓朦(2017)发现与母语者类似,韩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产出“被”和指量词修饰的宾语关系从句数量很少。她们从加工决定论视角分析,认为汉语宾语关系从句本身不具加工优势,而汉语和韩语在句法、语义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被”和量词共现于宾语关系结构无疑会给韩国留学生带来更大的工作记忆压力,导致语言加工的困难,相应的二语产出及发展也会受到影响。以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工决定论运用于汉语母语和二语发展研究,有助于解释一些相关的语言发展现象。

结语

加工决定论关注母语和二语发展,讨论了语言发展和语言加工的关系,提出了加工驱动语言发展的核心理念,廓清了影响加工压力、进一步决定语言发展的内外因素及各类因素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揭示了语言加工如何驱动语言能力发展的机制,并对语言发展本质作了有价值的思考和理论假设。以此为基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语言学理论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更可为构建有特色的语言教学模式提供语言发展的认知心理理据,揭示加工压力如何驱动语言发展的奥秘。下一步研究应该深入剖析工作记忆、加工压力与语言发展间的关系,调查影响加工压力的内外因素,讨论各种因素如何动态交互、共同影响母语和二语加工,以完善加工决定论的理论构建。实证研究则应该尝试以更多语言为对象,调查不同语言母语和二语加工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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