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外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焦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积极的支持者、实质性的参与者和努力的协调者”（王虎、李明江,2016：51）。新加坡的支持与参与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地缘政治方面,新加坡对中国破解“马六甲困境”意义重大;在双边经贸投资方面,新加坡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华人华侨方面,中国能够借助新加坡华人华侨的力量向世界传达合作共赢的声音（孙畅,2016）。具体来讲,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地位较高,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和合作,同时引导当地社会舆论,维护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方长平、侯捷,2017）。鉴于新加坡华人华侨在新加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的影响,笔者认为,学界在探讨新加坡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时,应首先考虑新加坡华文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表征和认识。

目前学界已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其研究结论可分为三类：积极支持、消极报道和正负持平。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报道主要来自英国媒体（赵雅莹、郭继荣、车向前,2016）、阿拉伯媒体（黄慧,2016）以及韩国媒体（石建国,2016）等。持消极怀疑态度的报道主要来源于美国媒体（周萃、康健,2016）以及印度媒体（毛悦,2017）。而聚焦澳大利亚媒体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于2013年至2015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呈现了从偏负面到正负持平态度的变化趋势（杨文睿、王伟,2016）。但学界鲜有对新加坡,尤其是对新加坡华人华侨主办的媒体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新加坡“规模最大、发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方长平、侯捷,2017：148）和依托其发展而来的联合早报网（zaobao.com）（以下统称为《联合早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揭示新加坡华文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表征特点,阐明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本文的研究视角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理论,主要原因是该理论适合语言表征研究（Halliday,1994;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2013）,并且学界尚未有从该视角对媒体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研究。

Halliday等（Halliday,1994;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2013）认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metafunction）,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meta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metafunction）。经验功能指人们用语言表征在世界中的各种经验活动,其主要手段是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及物性系统指人们用语言将各种经验活动表征为若干种过程（process）。自Halliday建构及物性系统后,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其进行了发展,如Martin（2010）、Fawcett（2009/forthcoming）等。何伟、魏榕（2016）、何伟等（2017a/b）基于大量英语与汉语自然语篇的及物性分析,融合了Halliday、Martin、Fawcett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系统性、可操作性和解释力为衡量标准,完善了英语及物性系统,建构了汉语及物性系统。他们提出这两种及物性系统均包括动作过程（action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交流过程（communicative process）、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和气象过程（meteorological process）;并且每种过程都涉及影响次类过程（causative/influential process）,即影响类动作过程、影响类心理过程等。同时,她们基于Fawcett（2009/forthcoming）提出的过程决定因素,完善和拓展了单参与者角色及复合参与者角色类别。其中单参与者角色包括动作过程的施事（Agent）、受事（Affected）、创造物（Created）、范围（Range）等,心理过程的情感表现者（Emoter）、意愿表现者（Desiderator）、感知者（Perceiver）、认知者（Cognizant）和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的载体（Carrier）、属性（Attribute）、拥有者（Possessor）、拥有物（Possessed）、相关方1（Correlator 1）、相关方2（Correlator 2）等,行为过程的行为者（Behaver）,交流过程的交流方（Communicator）、交流内容（Communicated）和交流对象（Communicatee）,存在过程的存在方（Existent）和位置（Location）。复合参与者角色则由两个单参与者角色组成,如施事—载体（Agent-Carrier）、受事—情感表现者（Affected-Emoter）等。在此基础上,结合过程类型和参与者角色类别,她们描述了较为系统的语义配置结构。综上,何伟等与Fawcett一致,均认为参与者角色概念非常重要,在经验活动中,其配置是过程类型的主要决定因素,只不过在语言系统内,多数体现过程意义的动词可用来识别参与者角色类型。

由此,本文认为对语篇所表达经验意义的系统而深入的解读不仅需要分析过程类型,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参与者角色,这样才能揭示语篇所表征的主体及其在经验活动中的作用。

为解读新加坡华文主流媒体《联合早报》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首先需要对其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主题类型进行统计分析,主题类型为经验活动的宏观类型,指的是实际发生的活动种类,即Halliday & Hasan（2014）所讲的语场（field）,以及Fairclough（1992）所讲的文本分析中的主题（theme）。通过主题分析可以看出媒体及其所代表群体的关注点。然后,需要对有关报道进行及物性过程及参与者角色分析以呈现其表征特点,从而最终得出新加坡华文主流媒体及华人社团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认识。

为尽可能分析在主题上比较全面、在内容上具有深度的报道,笔者将统计分析《联合早报》在2017年3月至5月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原因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率团参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联合早报》在此前及论坛期间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无论是主题范围还是内容深度等均具有代表性。

1．主题分析

笔者在《联合早报》数据库中以“一带一路”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得到有效样本208篇。依据主题内容,这些报道分为4个类别：经济建设,主要涉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经济建设、金融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活动;政治外交,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家领导人所参加的会议、进行的访问以及外事交流等活动;综合描述,主要涉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合作、目标规划、阶段发展、意义内涵等综合概述;社会文化,主要涉及“一带一路”沿线人民生活、文化发展、科技教育等情况。在208篇报道中,经济建设类报道共95篇,占比46%（数值取两位）;政治外交类60篇,占比29%;综合描述类43篇,占比21%;社会文化类10篇,占比5%。从报道主题及比例看,新加坡华文主流媒体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比较全面,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说明新加坡,尤其是华人社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比较高,了解比较多。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活动,相比之下,也比较关心中新之间的政治外交活动。这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现阶段尤为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加坡经济贸易及政治外交领域带来的影响。

2．及物性分析

本文以“报道具有主题鲜明、表征明确的特点”为标准,从上述四个主题中各选取一篇最具代表性的新闻报道作为样本,运用何伟等（2017a/b）及物性系统的研究成果对文本语篇的过程类型及相应的参与者角色进行分析,统计每个过程类型和参与者角色在样本中出现的频次,然后在每类过程中选取典型小句进行定性分析。根据何伟等（2015）在系统功能视角下对汉语小句的种类描述,本文以小句为分析单位,其中包括独立小句、并列小句以及嵌入小句,并列小句和嵌入小句又包括限定性小句和非限定性小句。在统计参与者角色时,根据其能动性,本文将每个小句中的参与者分为第一和第二参与者,第一参与者指在过程中能动性较为突出的角色,即过程的主体,如动作过程中的施事、心理过程中的情感表现者等主体性较强的角色,一般情况下出现在小句动词之前,用作句法主语;第二参与者是指在过程中能动性较弱的角色,即过程的客体,如动作过程中的受事、心理过程中的现象等主动性不明显的角色,常出现在小句动词之后,用作句法补语。对于小句过程中出现的唯一参与者,此处统一界定为第一参与者。同时,根据参与者角色在小句中的归纳,将有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或事以该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来统称。

根据上文所述的标准以及报道主题类别,笔者分别选取了经济建设类《新中同意进一步探讨三项建议,确立“一带一路”合作领域》、政治外交类《驻华大使罗家良：新加坡欢迎中国在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综合描述类《王毅：一带一路版权虽属中国,但收益各国共享》以及社会文化类《新加坡能在“一带一路”两领域发挥作用》的报道作为样本并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以上4篇报道的及物性特征详见图1至图4。

如图1至图4所示,4篇报道主要是通过动作过程、关系过程、交流过程和心理过程对相关经验活动进行表征,其中,动作过程在所有过程类型中所占比例最高,在4篇样本中共出现107次,占比44.8%（数值取三位）;其他依次是关系过程,54次,22.6%;交流过程,50次,20.9%;心理过程,28次,11.7%。在动作过程中,“中国”作为施事出现频次最高,表征中国对中新两国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新”为出现频次最高的受事角色,表征中新之间的合作及关系受到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影响。在关系过程中,“新加坡”作为载体出现的频次最高,“中国”或“中新”作为属性出现的频次最高,表征新加坡对中国或中新关系的界定和认识。在交流过程中,交流方以“新加坡”出现的频次最高,交流内容多聚焦“中国”或“中新”,表征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和中新合作予以强烈关注和实时追踪。在心理过程中,“新加坡”作为情感表现者和认知者出现频次最高,“中国”作为现象出现的频次最高,表征新加坡对“一带一路”的支持认可;“中国”和“新加坡”都作为意愿表现者出现,表征两国对深化合作有强烈的意愿。根据以上统计,笔者发现四类报道中的动作描述集中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团所关注的焦点,即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新加坡经济等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关系、交流和心理描述集中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深度解读如下。

（1）动作过程

鉴于动作过程主要表征相关主体的所作所为,因此《联合早报》在各种报道中主要通过此种过程的大量使用表征中国及相关主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主要作为和影响力,从而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这一过程首先体现在中国在各领域的实干行动及其影响力和中新之间在各领域的实际互动。

在表1例1中,施事虽为“新加坡”,但由于过程为“协助连接”,受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陆贸易路线”,表征新加坡响应并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表征一方面说明中新合作中新加坡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凸显了中国的主导地位,从而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团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新之间的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能够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带来更多的实质性发展。例2中,施事为句中的“双方”,即中方和新方互为施事,“加强”一词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新两国的实际行动,句中的“战略对接”一词,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对接”需要双方在同一平面上时才可以连接在一起,结合施事角色,显示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作为大国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奉行的“共商、共建、共享”准则以及“相互尊重、高度平等”的主张,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例3的句义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扩大到了全世界,该小句的施事为“影响”,受事为“全球”,表征“一带一路”的范围之大,受众之广,这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具有实干主导地位。例4也聚焦中新合作发展,“中国”作为小句中的施事,受事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和“联合实验室”,该句表征中国积极开展中新以及与其他合作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实际行动的认可。

（2）关系过程

关系过程表示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或人与事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表示事件的结果和影响等。《联合早报》在各类报道中通过关系过程对“一带一路”和新加坡以及中新合作进行属性上的界定,对“一带一路”为新加坡所带来的影响和所产生的结果进行阐述,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团非常注重新加坡与中国建立全方位的紧密联系,并体现出新加坡与中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在表2例5小句中,“新加坡”通过对自身属性的描述,表征了其对中美两国关系的认识与希望以及新加坡自身在中美大国之间的定位与态度——新加坡对中美两国都保持一致和透明的立场,是个“诚实的中介人”,说明新加坡意欲分别与中国和美国搞好关系,以达到两个大国在本国以及该地区的相互制衡,从而维护其自身利益。例6小句的载体为“（中新）两国”,属性为中新之间是“亲密的朋友”“相互学习的伙伴”,表征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国积极开展合作,中新合作态势良好。例7小句的载体为“‘一带一路’”,属性为“一起干的共同事业”,表征新加坡华人社团对和平合作丝路精神的支持。例8小句则侧面反映中新关系,载体“新加坡”具有“‘一带一路’中‘小红点’”属性,表明新加坡积极配合中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典范。

（3）交流过程

交流过程表示主体的话语行为。在《联合早报》中,权威专业人士的话语经常会被引用,用于表征内容出处以及描述权威人士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或对“一带一路”相关现象进行的解释,以增加该报道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新加坡华文媒体对相关权威人士话语的报道,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一带一路”和中新合作动态的高度关注。

在表3中,通过4例小句可以看出,交流方皆为政府各领域代表,均为权威人士,其交流内容代表政府观点,表征其出处权威,可信度高。例9和例10以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即新加坡支持并欢迎中国的发展,表征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中国发展的支持。例11和例12主要以中国或“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交流内容,表征新加坡华文媒体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紧密跟踪报道,表明新加坡华文媒体对“一带一路”和中新合作动态的高度关注。

（4）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主要表征相关主体的情感、意愿、感知及认知。《联合早报》在各类报道中通过心理过程表征“一带一路”作为意愿想望类的倡议经常被提起,表达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愿景,并且权威专业人士常用其表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愿、认识或态度,这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新甚至在全球视野下的前景的高度关注。

表4中,例13小句的“亚洲很多地区”作为意愿表现者表达需要中国的帮助;例14小句的意愿表现者“沿线各国”也迫切地需要与中国合作。这些意愿心理过程表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和新型合作平台。这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关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加坡以及其他沿线国家的影响方面有着比较积极和正面的认识,从而表明“一带一路”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符合中国及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

在表5例15小句为新加坡外交部长所言,“美中”作为认知者,“具建设性的接触和双赢的合作才是正确的模式”为现象,这表征新加坡对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认识,一方面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及新加坡政府希望中美保持良好的沟通,双方合作共赢,另一方面说明新加坡比较关注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例16小句中,“沿线国家留学生”作为认知者,“中国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为现象,这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团认识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可以拓展到社会文化领域,并且这种合作是互学互鉴的。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视角,对新加坡华文主流媒体《联合早报》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进行了研究。笔者发现,《联合早报》主要通过动作过程、关系过程、交流过程、心理过程表征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活动,说明新加坡华人社团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在各个领域的实际合作、两国之间的关系属性、沟通和交流、认识和愿望等;“中国”“一带一路”及“中新”被赋予施事、载体、交流方、意愿表现者或认知者等主要参与者角色,说明新加坡华文媒体比较肯定“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认识到“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将对新加坡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通过赋予“新加坡”施事、受事、属性、交流方、意愿或情感表现者等主要参与者角色,说明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具有一定能动性和主体性,以及对中新两国深化合作拥有强烈的意愿,并且十分注重与中国的沟通和交流;从报道赋予“中美”的参与者角色看,新加坡华文媒体也表示了对中美关系的中立态度,这说明新加坡华文媒体在肯定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时,也比较关注美国对区域安全的重要性。

《联合早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上述表征以及新加坡华人社团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中国的崛起和新加坡的平衡外交密不可分。“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对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具有战略支撑意义（黄靖,2015）。“中国崛起”这一概念是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提出的,它主要突出了中国所追求的发展道路,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的和平发展”（孙吉胜,2016）。然而,新加坡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带来更多合作机会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安全困境症”,即新加坡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潜在威胁（王森,2015）。与此同时,美国实行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政策,恰恰可以满足新加坡等亚太区域中小国家寻求安全保护的需求（孙学峰,2011）,相关亚洲国家从而形成“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徐进,2014）,这也是新加坡选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中立的根本所在。要转变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各国对于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和深度的认知,本文认为中国应在加强实干的同时,重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媒体的合作,促使其更好发挥中外联系的桥梁作用。对此,程曼丽（2001）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对发扬中国文化和扩大国际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