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2): 55-66 doi: 10.12002/j.bisu.210

翻译研究(译者行为研究专栏 主持人:周领顺)

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

任东升, 朱虹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66100

Differences between Sidney Shapiro and Howard Goldblatt: A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Behavior

REN Dongsheng, ZHU Hongy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收稿日期: 2019-04-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4-1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
中国海洋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文化自译与文化他译比较研究》(201861047)

Received: 2019-04-28   Online: 2019-04-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66100,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国家翻译实践电子邮箱:dongsheng_ren@ouc.edu.cn 。

朱虹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66100,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批评电子邮箱:Hongyu_Zhu23@163.com 。

摘要

翻译作为社会生产实践的一种,兼具制度化属性和市场化属性,表现为制度化翻译和市场化翻译两种模式,两种模式下的译者分别为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译者因政治文化身份不同表现出差异化的译者行为。本文通过对比端木蕻良两篇小说的沙博理译本与葛浩文译本,借助“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分析两译者的行为,进一步探究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在语言求真与社会务实之间的行为偏重,找出译者行为背后的依托。

关键词: 制度化译者 ;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 ; 沙博理 ; 葛浩文

Abstract

Translation, with the goal of achieving human communication, is a cross-cultural activity of ideas exchange and social production through the medium of various systems of language symbols. Translation as an activity of social production has two attributes of being institutionalized and market-driven. The two attributes are illustrated in the form of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ion and of market-driven translation, performed respectively by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and market-driven translator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cholar Professor Zhou Lingshun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nslator’s behavioral criticism to observe translation activity from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text. This framework emphasizes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translator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ext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model of continuum of evaluation towards translator’s behavior,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ifferences illustrated through comparing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Xue Ye and Ci Lu Hu De You Yu by Duanmu Hongliang. The two versions are translated by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 Sidney Shapiro and the market-driven translator Howard Goldblatt, who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wo types of translators. Through comparis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clination of lingual truth-seeking and social utility-attaining so as to reveal the root underlying their behavior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 ; “truth-seeking-utility-attaining” model of continuum of evaluation towards translator’s behavior; ; Sidney Shapiro ; Howard Goldblatt

PDF (1531KB) 摘要页面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引用本文

任东升, 朱虹宇. 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2): 55-66. DOI:10.12002/j.bisu.210

REN Dongsheng, ZHU Hongyu. Differences between Sidney Shapiro and Howard Goldblatt: A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Behavior.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2): 55-66. DOI:10.12002/j.bisu.210

引言

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以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为媒介的跨文化转换思维活动和生产实践。(任东升,2007:27)翻译活动的产品或服务形式不仅具有市场属性,受价值规律影响,同时还具有非市场属性,因为并非所有文本类型的翻译都适用于市场化运作,即市场化翻译模式,有些翻译活动适合另一种非市场化翻译模式——制度化翻译,即“国家、政权等具有行政性质的政治实体以机构或组织的形式,或代表机构或组织,为贯彻某一制度或维护自身利益,在机构内或以外包的形式实施的翻译”(任东升、高玉霞,2015:21)。我们将制度化翻译模式的行为实践主体称为制度化译者,市场化翻译模式的行为实践主体称为市场化译者。近年中国学者提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周领顺,2014),从内、外两个维度考察翻译活动,在传统文本分析基础之上注重译者的社会人身份。“制度化”和“市场化”作为两种典型的译者社会身份特征,正是该理论框架中的翻译外因素的体现,而翻译外因素需通过翻译内文本信息来传达和呈现。本文拟比照端木蕻良两部短篇小说《雪夜》与《鴜鹭湖的忧郁》沙博理译本、葛浩文译本,分析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制度化译者和以葛浩文为代表的市场化译者之间的行为差异,探究两类译者群体在语言求真与社会务实之间的行为偏重,找出译者行为背后的依托。

一、译者行为理论视域下的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译者为倾向的翻译研究,即“the translator’s turn”(中文译为“译者登场”)(Douglas,1991),译者行为理论的出现是该研究的纵深发展。译者行为则是“对具体的‘译者的行为’的抽象和概括”(周领顺,2014:9),“狭义上指的是译者身份下译者所应有的译者角色行为”(周领顺,2012:92)。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将译者、文本、社会一概纳入研究范畴,将译者行为视为特定环境的产物而非“在真空中翻译”(Bassnett & Lefevere,2001:3)的行为表现,是“以译者行为为中心并在翻译内将译者看作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在翻译外将译者看作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周领顺,2014:1),为统筹翻译内外因素、聚焦实践主体变化的研究模式提供了长足的理论依靠,更是有利于进行系统化、条理化、具体化翻译研究的可靠视角。制度化译者和市场化译者作为宏观视角下的两大翻译实践群体,其译者行为迥然相异,这种差异呈现于文本细节,却根植于幕后赞助人与服务对象及读者的不同性质。

制度化译者受国家机构资助,服务于外宣,是国家声音的对外传递者,其译者行为受制于机构命令,政治考量高于文学雕琢。这并非表明制度化译者沦为“翻译机器”,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性选择仍依赖译者,只是此时的译者是经过外宣训练的意志体,权衡翻译内外因素过程中以政治因素为首要考量指标。沙博理、科恩、杨宪益、戴乃迭均属制度化译者代表。市场化译者以读者反应为依托,从文本的挑选到翻译策略的实施,均打上了市场效应的烙印。相较于制度化译者的“国家公务员”较为单一的社会人身份,市场化译者则身兼文本挑选、翻译、“商业渠道获取”(谢露洁,2016:53)、译本宣传等多职,其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身份属性决定了市场化译者行为带有以“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周领顺、杜玉,2017:25)为基础的“经济行为”(任东升、高玉霞,2016:96)特征。葛浩文就是市场化译者群体的典型代表。本文将通过端木蕻良两部短篇小说的英译,从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分析沙博理与葛浩文之不同。

二、选材阶段沙博理、葛浩文译者行为差异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流程,首要步骤为确定原文本。虽然译者的个人意志、社会环境等对翻译结果的输出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不过翻译仍为发端于原文本的实践活动,译者的本职工作始终如钱钟书所言——“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钱钟书,1984:705),原文本才是所有翻译语言的凝聚核心,是译者行为批评能够持之有据的客观基础。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在这一客观基础的依照上就已呈现出不同的译者行为痕迹。

端木蕻良的《雪夜》《鴜鹭湖的忧郁》两篇小说是沙博理与葛浩文都翻译过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沙博理翻译这两篇小说实为“标本式翻译”,“与其翻译老舍、赵树理、茅盾等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个别作品的原因相同”(任东升、赵瑶瑶,2017:30),都是在国家机构安排下翻译的具有文学成就的作家的作品,且《鴜鹭湖的忧郁》一文隐约触及日本侵占中国时主人公懵懵懂懂察觉到要沦为亡国奴的“忧郁”,与社会政治大环境不无紧密联系。而葛浩文为研究萧红的专家,端木蕻良是萧红的第二任丈夫,因此葛浩文才接触端木蕻良并翻译其作品。然而,沙博理、葛浩文所参照的却是不同的蓝本。两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均得到修订,沙博理参照的蓝本为修订版,葛浩文所参照蓝本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原版。两篇小说新版本共计72处别字修订,出现增字、减字、换字三种类型的改动(因《雪夜》的两个版本中结尾不同,此处将其自第91段之后的内容忽略不计),具体见表1

表1   《雪夜》《鴜鹭湖的忧郁》修订版改动统计

新窗口打开| 下载CSV


修订版通过修订别字,如将动词之后的“的”修订为“地”,另使用增字、减字、换字等手法提升了文本语言品质。鉴于此,沙博理所参照蓝本语言更为完善、情节更加简明,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背景下的制度化翻译对选材的严格把关,以原文质量为初始标准,从译前至译后始终糅合外宣考量,文本政治价值甚至高于文学艺术价值。但是,葛浩文却参照了语言质量稍低的原版,笔者认为原因有二。首先,《雪夜》修订版中,小说结尾暗示了李总管至死都未能体恤劳苦人民,这是对其地主阶级代理人形象的准确定位,而原版结尾中李总管突生怜悯,人物形象的复杂化使情节更加引人入胜,是文章可读性的一大保障。其次,原版语言虽不及修订版,但是除《雪夜》的结尾有较大变动外,我们并未发现对文章意义传达产生较大影响的修订,且原版中的“病痨腔子”“一挺尸就像死狗似的”等是当代中国农民日常用语,成为了解中国农村的一扇窗口,可满足外国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使用未修订版作为蓝本,是葛浩文重视读者阅读期待和市场反应的译者行为表现。

统而言之,在译前选材上,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呈现出两点行为差异,体现在选材自主权和翻译材料两方面。第一,“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译者并不是出于个人兴趣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马会娟、王越,2018:67)。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虽然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对译文语言享有较高决定权,能够在充分吸收制度化译文规范的基础上发挥翻译才能,但是在译前选材上,他要翻译的文本由其所在的国家级翻译机构分派,带有“工作职责”或“翻译任务”性质。译本不论内容或形式都需符合外宣标准,有利于树立民族形象,对市场反应的考虑退居其次。而以葛浩文为代表的市场化译者则“持有较大自主选择权,以市场为驱动,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着重提升译本可读性与审美性的背后,是对其商业价值的考量”(任东升,2017b)。第二,制度化译者所译文本带有明显宣传性质甚至浓重政治气息,目的为向外语世界展现中国政策规定、社会风貌、文化文学等,而市场化译者的翻译素材则偏向“趣味化”,多是文学性与大众性兼具的作品,符合读者阅读期待,有利于提升译本销量,对译者个人声誉的传播、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是译者“单枪匹马”开拓市场的行为体现。因此,从翻译选材即可看出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的行为差异,这种差异在译文中呈现为明显的“求真”与“务实”行为偏重。

三、译本呈现中沙博理、葛浩文译者行为偏重

翻译是语言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结合,前者侧重译者头脑中的措辞选择机制在翻译过程中的运行,后者则指译者的社会成员身份对其翻译过程的影响。译者行为批评模式关注文本语言性质量和译者社会化行为,使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解释翻译中各种因素的动态变化。“求真是指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周领顺,2014:76)译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其“社会性总体要高于其语言性”(周领顺,2011:43)。政治作为重要的社会上层建筑渗透于翻译之中,政治属性是译者行为在具体语境中的社会属性之一,这在制度化翻译语境中尤为明显,反应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就是社会—政治性务实。市场作为社会中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对翻译的影响见于读者反应、译本销量等,呈现出社会—市场性务实特点。不过,对语言的求真是社会性务实的基础,在该基础之上的程度调整才是译者行为批评的依据,完全脱离语言的活动不属于翻译范畴。

翻译内的文本批评是开展行为批评的物质基础。(周领顺,2016:91)任何脱离文本的翻译批评都带有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局限性。译者身份的建立和价值的实现通过译本才得以彰显。沙博理与葛浩文的求真与务实同样体现于文本,两人在该连续统中虽处不同位置,甚至相差甚远,却在“译者行为合理度”(周领顺,2014:10)这一评价标准上同踞“高位”,展现出两人在各自社会人身份的前提下所践行的规范化译者行为。笔者将通过端木蕻良两篇小说的沙博理译本和葛浩文译本,对镶嵌于文本内的语言性求真与融入文本外的社会性务实之译者行为偏重作全面呈现。

《雪夜》和《鴜鹭湖的忧郁》均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展现出“栩栩如生的传奇性民俗风情及其蕴含的地域文化内涵”(逄增玉、杨帆,2017:87),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令人惊叹的语言和想象力,细腻多变的环境描写,尤其是独具匠心的人物心理和意识流风格,造就了这两篇小说的现代美学品格。《雪夜》讲述了过年前的一个雪夜,地主家的李总管下乡收租未果,拒绝留宿在佃户老包家,执意骑上毛驴,冒着大雪,星夜踏上归程。在路上,他陷入遐想和绝望,最终冻死在一间废弃的民居门前。《鴜鹭湖的忧郁》讲述了八月十五前的一个夜晚,年轻的主人公玛瑙和来宝看守豆秸田时豆秸两次遭盗:第一个盗贼是玛瑙的父亲,来宝误将其打伤;第二个盗贼是一个柔弱的女孩,玛瑙与其单独相处之后,最终协助女孩“偷”豆秸。期间,玛瑙产生了一系列“忧郁”的思绪。

作为典型的意识流作品,两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意识流风格上别具特色,这虽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度,却也拓宽了译者的发挥空间。同时,笔者比照分析两译本,发现沙、葛二人对再现原文语义表现出收敛与张扬两种行为姿态。因此,笔者将从原文与译文两个层面,以语义再现、意识流风格传达和人物塑造为角度,分析两译本差异,继而探究两位译者在求真和务实上的不同把握,并结合社会身份对其行为合理度进行解释。

1. 语义再现

情节是小说的核心,语义则是情节的展现方式,也是译者翻译过程中需首要考虑的因素。然而,由于存在必然的主体性和自由维度,原文语义在译文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表现为删削、改变、显化、推进等。除却译者本身的语言功底及翻译水平等“无意识”因素不议,译者对原文语义的故意处理能够反映其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及翻译观念等,是考察译者行为的重要依据。经过对比沙译本与葛译本中原文语义的再现,笔者发现,两位译者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进行了动态的偏向性变动,该种变动显现于语义显化与语义推进两方面。

语义显化,即将原文中的隐晦信息经过重新编排整理,使用译入语清晰地表现出来。语义推进指译文在原文语义基础上按照一定目的再现其未呈现的含义,使文中的潜藏情节或逻辑现于表面,以防造成误解。语义显化和语义推进并非语义转换,仅涉及对原文语义之呈现比例和深浅程度的调整。沙译本呈现出多处语义显化,而葛译本则呈现出多处语义推进。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中,语义显化偏向求真,又因其可方便读者理解而带有务实性;语义推进则有助于提升小说的情节性,是经过译者逻辑推理修饰的产物,带有显著的社会务实性。

《雪夜》中的李总管本以为已经迷路,眼前忽然闪现熟悉的大交界树,于是想起15年前自己在赵家的光景,而灰雀则是记忆中的标志性事物,于是他自言自语道(以下葛浩文译文简称葛译,沙博理译文简称沙译):

例(1)那树上的灰雀该睡着了吧?(端木蕻良,1998:57

葛译:The gray cranes should be sleeping in the tree,shouldn’t they?(Goldblatt,1988:31

沙译:The gray cranes must be roosting in it for the night by now.(Shapiro,1962a:68

葛浩文使用反义疑问句再现原文的疑问语气,不仅较为准确地还原了李总管因为看到希望而产生的轻松喜悦情绪,而且通过“shouldn’t they”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绪,是译者对人物心理的深度挖掘,推进了原文语义中人物情感的表达。再看沙译文,译者添加“for the night by now”以解释灰雀睡着的原因——夜晚已至。译者考虑到原文将该部分关于“夜晚”的信息隐藏,采用添加文内释义的手法,显化原文语义,力求廓清语义不明晰之处,是制度化译者严格遵照忠实性原则进行翻译的语言求真表现。

李总管因迷路而焦虑不安,这种焦虑后来转化为愤怒。他将愤怒发泄在胯下的小毛驴身上,通过不断加重的鞭笞来发泄情绪:

例(2)把路走错的就是它!(端木蕻良,1998:59

葛译:I didn’t lose my way, he did!(Goldblatt,1988:33

沙译:It was the donkey which had lost the road!(Shapiro,1962a:68

该句是李总管对小毛驴的责备,也显示出他不甘心就此迷失于雪夜而丢掉性命的心理活动。原文“把……就是……”为强调句式,强调人物的埋怨情绪之重,沙博理同样使用强调句式“It was... which...”,适切贴合了原文中的“就是”二字,还原了句式结构和人物情感,在语言上达到高度求真,制度化译者对语义的忠实遵照可见一斑。葛译文中“I didn’t... he did!”通过助动词的重复与否定和肯定的对比来深化人物情感。该句不仅表现出李总管对小毛驴的责备,也成为他推卸责任的托辞。译者通过推进原文语义,增强小说情节性和可读性,有助于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是市场化译者在考虑读者反应和市场效应后的务实性观照。

翻译是译者以原文为依附进行的实践活动,但是其中存在的诸多影响因素迫使译者调整语义以迎合翻译目的。沙博理和葛浩文由于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在语义处理方式上存在差异。统而言之,制度化译者倾向于显化原文的模糊语义,而市场化译者则倾向于推进原文语义。语义得到显化后,小说“神秘性”降低,“平铺性”提升,减少了潜在的产生误解的可能性,符合国家翻译实践中文学外宣的要求,这是制度化译者在政治性务实总体原则指导下的语义求真操作,也是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作出的平衡;市场化译本中的语义推进现象明显较多,语义推进是译者结合主观理解或对读者阅读反应的客观考虑来提升译文情节性和可读性的手段,有助于小说人物形象的立体化、故事发展的充实化和文章主旨的深刻化,可助力译本商业效益的提升,体现出译者行为的务实性偏向。

2. 意识流风格传达

意识流风格是两篇小说的写作特色之一,《雪夜》和《鴜鹭湖的忧郁》都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通过内心独白、内心分析、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技法塑造细腻多变的故事情节。因此,对文中意识流风格的传达成为译者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译者行为的重要凸显。

《雪夜》中,李总管发现自己确已迷路,于是焦急探路,看到一户人家后,喜出望外,本以为得救在望,谁想这只是一户弃宅,李总管在大慌大喜之后,此时已是大悲之态,由此激起了对人生的绝望慨叹:

例(3)人间的一切都如在雪海里荡起的云烟,看看明朗,清晰,等用手一扑,又都幻灭消逝了。他自己就如一团飞沫里边的一个浪花,方才还是晶莹圆润,充满着生命,顷刻就要破碎了。(端木蕻良,1998:61

葛译:Life on this earth is like a wispy cloud in snowstorm. You see it clearly, but with a swipe of the hand it vanishes into thin air. He was like a drop of froth, crystalline,round and moist,and full of life one moment,then obliterated the next.(Goldblatt,1988:36

沙译:Life was like the mist in a snow-storm. You saw it plainly,but when you tried to touch it,it vanished like a dream. He himself was no more than a fleck of forth. A moment ago he was crystal-bright,round,moist,full of vitality. But soon he would be just a formless blob.(Shapiro,1962a:72

两个译本最明显的不同在于时态。葛译中的“is”“see”“vanishes”三词均为一般现在时,译者以故事外叙述者阐释真理的视角对文中人物意识流加以评价,属于译者显形。此外,这种跳跃性的视角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引领读者将现实中的自身经验与虚拟故事中的人物心理相融合,塑造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体现了市场化译者对提升读者阅读体验的务实性考量;沙译中的“was”“tried”“vanished”三词则采用与原文一致的一般过去时态,表明该段文字是人物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且由于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颇显消极,译者使用一般现在时将其与当下情况进行区分,属“积极性”微调行为。显然,这在语言上显示出较高的求真性,不过语言的求真性并非与务实性背离,沙博理柔化文中消极着墨,正是其洞察政治态势后作出的行为选择。可见,制度化译者行为不可“被视为简单的文字翻译行为,它本质上是文学传播和译介,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耿强,2012:6),这同样表征了其政治性务实的翻译原则。

3. 人物塑造

作为叙事类型的小说,两部短篇都注重塑造人物形象。通过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反映主旨是小说成型的主要途径,而话语则成为人物塑造的主要手段,对话语的翻译是体现译者行为的重要载体。

《雪夜》中,面对李总管的威逼恐吓,老包百般祈求,希望李总管可以宽限还债日期,一再表示二月定可将欠钱送到李总管手中,并且作出承诺:

例(4)总管,恩典恩典,出正月吧,二月见面一定还的,碗大的窟窿,有我老包一颗心去塞!(端木蕻良,1998:53~54

葛译:Steward,have pity. Give us a month to get it together. Come around on the first of next month and you’ll have your money. I’ll fill that hole if I have to stuff my heart in it.(Goldblatt,1988:26

沙译:Have pity,head steward. Let the first month of the New Year go by. Come around the month after. I’ll definitely pay you. I’ll fill that hole if I have to stuff my heart into it!(Shapiro,1962a:64

“一定还的”主语实为“老包”,葛浩文将其译成“you’ll have your money”,主语转为“you”,此译法虽与原文主语不一致,导致文本失真,却使老包的承诺分量加重,也从侧面烘托了老包的强硬气度,有利于突显人物性格特点,塑造人穷志不穷的“老硬汉”形象,这是葛浩文为迎合读者阅读需求所作的调整,提升了文章的立体感与可读性,符合市场化翻译考量,做到了“最大程度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和社会”(黄勤、余果,2017:38),是程度较深的社会务实性的体现;沙译则严格按照原文行文基调,利用“definitely”一词展现老包态度,虽在气场上不如葛译强硬,却较为符合人物的真实心理。作为正在被追债的贫苦佃户,老包是否真的可以“一定还的”仍有待商榷,所以沙译此处对于语气的把握较为适切地阐释了原文内涵,可谓低调含蓄的求真译法,译者忠实态度了然于文本之中。

《鴜鹭湖的忧郁》中,玛瑙询问来宝今后农民是否会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来宝答道,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只是他们作为雇工可以找到工作而已。玛瑙十分沮丧,发出如下叹息:

例(5)“我都知道——”玛瑙又叹息,“咱们没好,咱们不会好的!”(端木蕻良,1998:9

葛译:“It’s the same old story,”Manao sighed.“Those without anything will never get anything.”(Goldblatt,1988:15

沙译:“I know all that,”said Ma-nao. He sighed again.“But it won’t do us any good. If it’s still the same world,we won’t be any better off.”(Shapiro,1962b:56

玛瑙的叹息流露出对时局的不满,“咱们不会好的”预示了他几近绝望的心态,他对未来的判断是消极的、死气沉沉的,认为时局不可扭转,农民永无翻身机会。葛译中的“Those without anything will never get anything”较大程度上还原了玛瑙的悲观心理,不仅表现出主人公现状的潦倒,还对其今后的生活不予丝毫希冀,可称之为直译译法,实现了语言求真与市场务实的平衡;而沙译在用“it won’t do us any good”来观照颓唐时局之后,又加译了“If it’s still the same world”一句,呈现出时局是有希望得到扭转的,前提就是“it’s not the same world”。该句通过增译手法缓和尖锐言辞,使主人公心理从悲观转为积极。尽管语言上求真度降低,但是政治务实性提高,是作为制度化译者的沙博理在求真与务实之间作出的合理偏重。

结论

译者行为批评是“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的翻译研究,成为接近译者、凸显译者的重要路径。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中,作为制度化译者代表的沙博理倾向于社会—政治性务实总体原则指导下的语言性求真,他的译者行为实则为其“政治选择行为的结果和外延”(任东升,2017a:12)。作为市场化译者代表的葛浩文则以市场为指标,“终极目标是赢得读者”(周领顺,2018:100),其译者行为具有明显的社会—市场性务实偏重。笔者曾对沙博理、叶君健分别翻译的茅盾农村三部曲译本进行比照,发现新中国成立前还是自由译者的叶君健同样表现出倾向社会性务实的译者行为。但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并非拘泥于连续统的某一端,而是合理遵照各自译者身份作动态调整,力求统筹文本求真和社会务实,由此衍生出合乎不同译者身份规范的多样化译文。事实上,文学品质高的作品总会不止一人翻译,译文多样化是常态,制度化译者与市场化译者则是译文多样化的有力推动者,两者合作互补,各自富有特性的译者行为背后,同是对中国文学走出国门的深切观照。

参考文献

Bassnett SLefevere A .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本文引用: 1]

Douglas R. The Translator’s Turn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本文引用: 1]

Goldblatt H. (Tran.) Red Night [M].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1988.

[本文引用: 5]

Shapiro S .(Tran.)

Shadows on Egret Lake

[J]. Chinese Literature, 1962a(4):54~ 63.

[本文引用: 4]

Shapiro S .(Tran.)

Lost

[J]. Chinese Literature, 1962b(4):63~ 75.

[本文引用: 1]

端木蕻良 . 端木蕻良文集第三卷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本文引用: 5]

耿强 .

国家机构对外翻译规范研究——以“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为例

[J]. 上海翻译, 2012(1):1~ 7.

[本文引用: 1]

黄勤, 余果 .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黑白李》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翻译比较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4):29~ 39.

[本文引用: 1]

马会娟, 王越 .

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艾黎英译李白诗歌研究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5):54~ 69.

[本文引用: 1]

逄增玉, 杨帆 .

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传奇叙事与地域文化

[J]. 中国文学研究, 2017(4):84~ 88.

[本文引用: 1]

钱钟书 . 林纾的翻译[C]//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696~ 725.

[本文引用: 1]

任东升 .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本文引用: 1]

任东升 .

从国家叙事视角看沙博理的翻译行为

[J]. 外语研究, 2017a(3):12~ 17.

[本文引用: 1]

任东升 .

殊途同归:沙博理与叶君健、葛浩文——以此文纪念沙博理诞辰102周年

[A/OL]. .

URL     [本文引用: 1]

任东升, 高玉霞 .

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

[J]. 中国翻译, 2015(1):18~ 23.

[本文引用: 1]

任东升, 高玉霞 .

翻译市场化与市场化翻译

[J]. 外语教学, 2016(6):96~ 100.

[本文引用: 1]

任东升, 赵瑶瑶 .

《小城三月》沙博理译本二次发表及其启示

[J]. 上海翻译, 2017(6):27~ 31,93.

[本文引用: 1]

谢露洁 .

葛浩文译介渠道的“资本”视角解读

[J]. 外文研究, 2016(4):53~ 60.

[本文引用: 1]

周领顺 .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相关概念辨析——译者行为研究(其七)

[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42~ 49.

[本文引用: 1]

周领顺 .

译者行为批评:翻译批评新聚焦——译者行为研究(其十)

[J]. 外语教学, 2012(3):90~ 95.

[本文引用: 2]

周领顺 .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本文引用: 4]

周领顺 .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圣经》翻译批评

[J]. 宗教经典汉译研究, 2016(5):90~ 98.

[本文引用: 1]

周领顺 .

葛浩文式意译

[J]. 中国翻译, 2018(3):96~ 103.

[本文引用: 1]

周领顺, 杜玉 .

汉语“乡土语言”葛译译者行为度——“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视域

[J]. 上海翻译, 2017(6):21~ 26,93.

[本文引用: 1]

版权所有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78734 传真:010-65778734 邮箱:flexuebao@126.com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