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2): 46-54 doi: 10.12002/j.bisu.202

翻译研究(译者行为研究专栏 主持人:周领顺)

译者行为的自主性和规范化

傅敬民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44

The Autonomy of Translator Action and Its Normalization

FU Jing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 China

收稿日期: 2019-04-2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4-1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翻译规范的中国应用翻译批评及标准体系研究”(17BYY046)

Received: 2019-04-28   Online: 2019-04-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傅敬民,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执行主编,博士生导师,200444,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圣经》汉译研究等电子邮箱:kookworm@126.com 。

摘要

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陷入困境。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翻译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持续不断的话题之一,从而衍生出对译者行为系统深入的探索。译者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包含诸多固有的矛盾体。其中,译者行为的自主性和规范化,基于主体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构成一对既难以消解又互有关联的问题。本文试图基于翻译规范理论探讨应用翻译译者的自主性。笔者认为,译者也是社会中的一份子,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和理性或非理性诉求,有其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行为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译者行为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假设之上,即认为译者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忽视了译者有意无意地希望突破这些拘束而立意实现自主的行为目标。有鉴于此,本文在突显行为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系统的翻译规范内化于译者,能够有效地调节译者行为的自主性。

关键词: 应用翻译 ; 译者行为 ; 自主性 ; 规范化

Abstract

In the 1950s, behavioral psychology found itself in a predicament. However, translation subjectivity has remained a hot topic ever since the 1980s,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profound exploration into the translator action or behavior. As it is, this paper tends to use translation action rather than translation behavior due to the fact that translation behavior has turned out to be a specific term used in the wester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text. Actually, translator action ha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ontains a number of innate contradictions, of which the autonomy of translator action and its normalization become interrelated and unsolvable because of som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factors of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ranslators may act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reasonably or unreasonably in a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and in the meantime they have the innate tendency to pursuit their own autonomy. However, it has long been held that translator action is governed by the external situation, which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ranslators consciously as well as subconsciously intend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ose constraints. Therefore, with respect to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ors should keep in mind the systematic translation norms, which helps modulate effectively the degree of autonomy they may hav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pragmatic translation ; translator behavior ; autonomy ; norm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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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傅敬民. 译者行为的自主性和规范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2): 46-54. DOI:10.12002/j.bisu.202

FU Jingmin. The Autonomy of Translator Action and Its Normaliz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2): 46-54. DOI:10.12002/j.bisu.202

一、译者主体与译者自主性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翻译的主体性成为国际翻译研究重要且颇具争议的论题,随之引发的焦点便是有关译者的讨论。国内研究者也紧随其后于20世纪90年代对其予以了积极关注。翻译主体性涉及的问题很多,“谁在翻译?翻译的主体是谁?译者能否成为主体?译者是否具有主体性?”(Robinson, 2001:3)对此,许钧先生曾在《论翻译》中作了四个方面的总结:译者为翻译的主体;原文作者和译者同为翻译主体;译者和读者为翻译主体;原作者、译者和读者都为翻译主体。(许钧,2003:350)从此四方面来看,译者都处在其中。其实,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应该还有其它方面,比如将原文作为翻译的主体,将语言作为翻译的主体等。有学者甚至认为,“任何一种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主体。”(周领顺,2014:69)其实,不同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旨趣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这本来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无论研究人员如何保持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都必然依据自身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作出选择。本文认为,翻译的主体必然是译者,而且是具有鲜活生命和思想的翻译人。原文当然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它只是翻译中的基础文本,离开译者,它就只能是用原语固化而成的原文文本,只能行召唤之责,不可能自己变成译文或者译语文本。翻译活动从广义上而言包括了语言活动,但其核心却是译者的活动,只有通过译者的心理活动和翻译行为,语言以及用语言承载的文本才能被理解并用另外一种语言呈现为目的语文本,翻译才能实现其基本的功能。诚然,翻译的职业化,翻译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智能翻译对译者的主体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笔者认为,翻译技术无论怎样发展,都必然是辅助性的,是为译者服务的,译者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性质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诚如哈蒂姆和梅森(2005:31)所指出的:“译者的辅助工具不断改善,但译者在翻译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发生变化。”机器翻译或者智能翻译是未来翻译发展的趋势,现在就过分地夸大其作用,甚至以为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人,显然为时尚早。然而,由于主体以及主体性概念的复杂多元,本文主要采用“自主性”来表征“译者自我主体性”(高宁,1997),突出译者行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译者这个角色,自古有之。“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甚至在海通之前,不同语言的交往必然有赖于译者。有翻译就必然有译者。有了对翻译的研究,就必然会涉及对译者的论述。但纵观翻译历史、翻译研究历史,有关译者的论述基本上都基于原文及原文作者至上的立场,往往将译者置于一个从属的、被动的地位,很少关注译者自身的身份地位及主体诉求。因此,“译者的著作身份从未获得法律的充分承认,因为原作者对翻译享有优先控制权——甚至到了损害译者身为英美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地步。”(韦努蒂,2009:9,12)一部原作经过翻译得以在目的语世界传播,在目的语世界获得新生,但是,“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呢,罪在译者。”(余光中,2002:55)苏珊•巴斯内特甚至将译者在翻译中的不忠实与背叛人民或者民族相联系。(Bassnett,2014:10)现实中,一方面对译者苛以严格的要求,要求译者担当多种职责,比如要求译者是百科式的人才、精通至少两种工作语言、熟悉所译材料内容,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再现原文作者的真实含义,要求译者为译文读者负责、为翻译委托人负责,要求译者具备读者、学者等多重身份,要求其翻译促进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但另一方面,社会又没有充分认识到译者以及翻译的功能与价值,只是认为“译者是站在这种交际动态过程的中介位置,起到介乎于源语语篇的作者与任何目标语接收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译者首先是这双方的中介人。”(哈蒂姆、梅森,2005:344)但正如袁筱一和邹东来(2011:98)所指出的,“中介”这个概念隐含着混乱,因为“在中介的努力下,原本素未谋面的两极是应当直接相遇的,中介只负责促成他们的相遇,至于相遇之后的结果,应该由两极自身决定。”但实际上,翻译中“出发语语言和目的语语言从未直接相遇过”,因为“翻译主体始终横亘在它们之间”。

这个横亘于原文与译语之间的中介,在20世纪后期的翻译研究中不再甘于中介,发出了呐喊:“作为一个和作者、读者一样拥有自我主体性地位的个人,译者是否就因为从事翻译工作而不得不丧失自我,丧失人的主体性地位,进而远离自己的内宇宙,变成一个机械的、缺乏灵魂的工具去转述别人的思想、观点甚至包括胡言乱语呢?”(高宁,1997)的确,就翻译而言,无论社会怎么轻慢、漠视甚至歧视,译者都在那里,虽然很多时候只能默默地存在,但确实不容置疑地客观存在着。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未必一定能够受人关注。译者问题真正从原来的“隐身”中走出来,走进了译界的视野,得益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得益于韦努蒂对“译者隐形”这一概念的文化批判。诚如王宁(2009:111)所指出的:韦努蒂所著《译者的隐身》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译者作为创造者的地位的建构”。的确,“促进译者显形,以便抵制和改变翻译在理论构建和实践操作方面的现状,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现状”,构成了韦努蒂创作该书的动机。(韦努蒂,2009:18)但是,当译者这一概念从“隐形”得以“显形”后,也为翻译研究如何重新认识“译者”引发了新的论题。

二、关于译者行为的一点思考

一般来说,所谓译者就是从事不同语言之间转换的翻译实践人。根据《中国译学大辞典》的界定,译者“指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方梦之,2011:90)这里的翻译工作是从狭义而言的,特指翻译实践者。如果从广义来说,翻译工作显然不只是局限于不同语言的转换,可以泛指一切与翻译实践有关的工作,类似于“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在现代翻译研究中,“翻译行为”本身已经被曼塔里(Holz-Manttari)理论概念化了,“泛指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可做的工作,翻译本身只是转换文本时所做的工作,即翻译行为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翻译行为理论特别强调并分析翻译过程参与者的不同作用以及参与者行为发生的语境条件。(方梦之,2011:11)事实上,现代翻译理论借助社会学功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等理论,将翻译理解为发生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人类交际行为,对翻译行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译有所为》一书中,诺德以《翻译与行为理论》为题,分别探讨了“翻译作为一种翻译互动形式”“翻译作为一种有意图的互动”“翻译作为一种人际互动”“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翻译作为跨文化行为”“翻译作为一种文本处理行为”等六个方面。(Nord,2001:16~26)值得注意的是,在诺德的翻译行为研究视野中,有关译者的探讨占据较少的分量,只在分析人际互动时提到了“译者的角色”,并且认为“译者显然是翻译行为方面的专家,负责展开受托的翻译任务,保证译本的质量,甚至监管译文格式与编排等交予其他参与者的工作”。(诺德,2005:26)这样看待译者的角色,无疑将译者行为归类于翻译行为之下,显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译者所发挥的“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功能。(陈静,2017)因此,鉴于“一概将译者行为泛化为翻译行为不利于看清事物的性质”,周领顺认为:“译者行为角度的研究是翻译研究一个比较理想的切入点。”(周领顺,2014:27,52)就目前而言,周领顺基于“译者行为”概念所建构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无疑最为深入系统地就“译者行为”进行了探讨。

根据周领顺的界定,所谓“译者行为指的是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2014:25)该理论框架试图将“文本研究和译者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翻译内和翻译外研究相结合”,它“既是翻译内研究,也是翻译外研究;既是过程研究,也是结果研究;既是译作研究,也是译作效果研究。”(周领顺,2014:63)毋庸置疑,译者行为理论彰显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也为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的译者行为研究依然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比如说,“译者行为”中的“行为”究竟指什么?按照周领顺的观点,他研究视野中的“行为指的是连续的、有规律可循的行动”,是“一群译者的一个动作或一个译者不断重复的某一动作上升为‘行为’”(周领顺,2014:9),他倾向将其译为“behavior”。孤立起来看,“译者行为”对应于“translator behavior”毫无问题,但如果将行为“包括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语言操作行为、远离原文而边缘化的非语言性翻译行为以及内在的心理活动行为、主动的社会性选择行为和受动的社会化务实行为等”(周领顺,2014:22),我们就不难发现,“translator behavior”有其不能承受的理论概念之重。

在英语世界中,“behavior”往往表征做事的方式(manner/way)。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发展出旨在探索“可观察的”“整个人类行为”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心理学(华生,1998:12)。换句话说,“behavior”在英语中已然具有语境化的特定含义。任何理论都应该基于自洽的概念体系,“behavior”也不例外。周领顺显然对此有所意识,因此他对translation act、translation action、translation performance、translation conduct分别进行了探讨,力图为translation behavior与“翻译行为”的勾连寻求概念理据。(周领顺,2014:7~9)但behavior毕竟属于外在的,与neural(神经系统的)对应。如果我们考虑到翻译是个复杂的活动,考虑到翻译的语言间性、主体间性和译者的多重身份及边缘地位,那么我们在探讨译者行为的时候,就不能只是聚焦于behavior,而要全面地考察译者的action。可以发现,无论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诺德(Christiane Nord)还是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谈论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时,都倾向于将这类行为视为action而非behavior。弗米尔认为行为(action)就是“反应的施为”(act of behavior),并且强调在本该有所行为时却不施为(not acting)也是一种行为。(Nord,2001:19)诺德在探讨“翻译与行为理论”的关系时,显然认同怀特(George Henrik Wright)的观点:“行为指的是施为的过程(action is the process of acting),是指‘有意(率性)地引发或阻止(实际)世界发生变化’。因此,行为可以界定为有意‘使某种事态向另一种事态变化或转变’。”他还认为:“如果行为理论应用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施为者(agent)案例,行为理论就成为互动理论(theory of interaction)。”(Nord,2001:16)切斯特曼基于斯坦纳(E. Steiner)的理论,按层级从高到低划分出活动(activity)、行为(action)和操作(operation),认为活动具有目标(objectives),行为具有低一层级的目的(goals),操作则是译者的译文文本化过程(texting process)。(Chesterman,2012:88)behavior只相当于此处的operation。

就汉语目前使用“行为”一词来看,语义较为模糊混乱,这必然会制约“译者行为”研究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而“对于任何研究项目而言,问题的构成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它也是描写—阐释性研究的基础。”(谢芙娜,2018:12)如果译者行为研究想进一步有所作为,就有必要对汉语语境中的这一概念作出更为完备的理论概念建构。

三、适切行为:自主性与规范化的有机结合

在笔者看来,译者行为就是译者在意向性引导下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施为或不施为的操作。任何行为,无论是施为还是不施为,都既非无中生有的完全自主性实践,也并非完全受制于外在于施为者的各种规范性因素。图里(Gideon Toury)认为,虽然“所有的翻译决定都是在个人的脑海里做出的”,但“只要还存在所谓(根据一系列潜在约定来判断的)合适与不合适的行为,就有必要存在行为指导。”(谢芙娜,2018:24,19)因此,对行为的考察至少应该综合考虑行为所具有的以下三种属性:意向性(intentionality)、目标性(aim/gaol/purpose/objective)和操作性(operation/performance/acting or not acting)。

译者行为首先基于意向。意向既可能基于译者本人的意愿,也可能迫于他者的意愿。鉴于应用翻译往往是项目化的、委托性质的,基于他者意愿的译者行为更加普遍。其次,翻译总是目标性的,译者行为需要目标的引导。缺失目标的行为是盲目的。对于应用翻译来说,其译者行为目标相较于文学翻译来说更加明确。但也必须清楚,目标可分为终极性目标和语境化目标、大目标和小目标、自主性目标和外在性目标。最后,至于行为的操作性,并非只有施为才是操作,在特定的语境下,不施为也是操作性行为。比如鉴于应用翻译的全译、变译等形式,由于翻译目标不同,所实施的操作也不尽相同。有些时候,对原文的部分内容不译,“在本该有所行为时却不施为”也许更能达到翻译行为的目标。

在“译者行为”这一概念中包含着自主性与规范化这对既难以消解又互有关联的矛盾。自主性意味着译者本身的诉求,规范化则体现为行为外在的制约。自主性与规范化的张力,构成译者的重要行为逻辑。“事实上,当我们不再把对翻译的理解停留在字词的层面上,不再试图去寻找与原文本对等的影子,而是把翻译文本看作是经过变形和改造,融入译者的主观审美意向和历史存在的一种自足的艺术创造产物时,立刻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面临关于翻译主体性及其能动空间的提问。”(袁莉,2002:402)此处关于译者“能动空间”的提问,可以在罗宾逊的著述中找到互文关系:“主体内哪些力量在起作用?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力量从外部传到主体的内部?”(Robinson,2001:3)简而言之,主体如何发挥其自主性?规范如何制约主体的自主性?

译者自主性(translator’s autonomy)源自文化自主性催生的翻译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translation)。在韦努蒂看来,翻译自主性以译文的独立性为基础,认为“翻译文本担负着一种特殊的‘职责(responsibility)’,主张对翻译以其‘自身’的标准进行评价,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翻译既然意味着异域文本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本土化过程,那么译本就应该独立于源语文本和文化,不必屈从于原文。第二,翻译虽然意味着异域文本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刻写的过程,但是译本毕竟是反映异域文化的文本,那么译本也没有必要一味认同目的语文化。”(张景华,2009:65~66)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建构既是能动的也是被动的,既是自我发展的也是开放的,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一方面,译者在遇到翻译问题时,他会使用一种具有自我印记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可能会在翻译进程中得到不断的修正或确定,“译者的创造性在于,根据当时的文化语境,选择特定的外语文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融合英美文学文化的发言和话语。”(韦努蒂,2009:347)另一方面,作为具有语言能力和其他翻译能力的译者,本身就必然经历一个理性的发展与完善、促使翻译规范内化的过程。翻译规范即内化于译者的行为制约因素。“在不同规范之间游刃有余的能力,自然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能力的习得,则是社会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谢芙娜,2018:22

因此,适切的行为是自主性与规范性有机结合的结果。但在理性主义的关照下,理性行为人的行动,往往将其偏离目标的行为归结为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拘束。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往往导致理性行动的一笔勾销,非理性行动占据绝对的上风。因此,当人们要求译者这样或那样行动时,往往忽视了译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和理性或非理性诉求,有其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行为方式。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译者行为的认识,往往建立在虚构的假设之上,即认为译者是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受到规范和法律的拘束,恰恰忽视了译者有意无意地希望突破这些拘束而立意实现自主的行为目标,即忽视了译者的自主意识。事实上,正如图里所指出的:“不论译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决定,但往往只有作为自洽个体的译者本身才能决定如何行动。”(谢芙娜,2018:25)脱离了译者行为的自主性来谈论译者行为规范,无疑忽视了译者从来都不“只是在翻译”这样一个事实。毕竟,任何翻译都面临语言间性、主体间性之间的博弈,实践于特定观念及期待的逻辑场域,译者只有经历将翻译规范内化的社会化过程,才能够有效地调节译者行为的自主性。内化的翻译规范越系统,译者自主性越具有目标性,操作起来也越得心应手。

毋庸置疑,本文所探讨的译者自主性和规范化只是局限于个体化译者,但正如蓝红军所指出的:“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翻译主体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译者,因而在对翻译主体意识的讨论中也只局限于译者主体意识,对译者主体意识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对机构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主体意识的了解却远远不够。”(蓝红军,2017)或许,这也是译者行为研究面对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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