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久已有之,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也经历了多次流变。史料表明,东西方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多聚焦原文和译文这两个要素,以原文为中心,对翻译行为（这里指的是译者语言转换行为）设置种种规则,并以此为标准来评判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于是,静态的文本比较成为了翻译批评一以贯之的传统思路,虽然后来的“语言学”转向使得翻译评价标准更具统一性和科学性,但翻译批评在面对特殊翻译现象时却显得解释乏力。在经历“文化转向”之后,翻译行为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封闭系统,而被看作是在历史、文化、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之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批评也因此转向语言和文本的外部,探索文本外部因素对翻译主体（译者）以及对译文所产生的影响。“文化转向”使翻译批评的解释力得以增强;但翻译研究边界的无限扩大以及对语言和文本的忽视致使翻译批评陷入了新的尴尬境地——原先规定性的标准被弃用,众说纷纭之下出现了以下问题：翻译批评是否还存在“评”的准绳和必要?翻译行为是否还具有群体的相似性和规律性?翻译批评是否能为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

本文认为,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跳出了前期“顾此失彼”的“文本批评视域”和“文化批评视域”的藩篱,从“译者批评视域”出发,回归到对译者和文本的关注,并着力在译者“意志”和行为结果（译文）之间建立联系,以描写研究的方法动态地评价译者行为的合理度。“译者行为批评”凸显了翻译批评对科学性与系统性的理论诉求,具有强烈的理论模式构建意识,吸纳并融合了国内外优秀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之长,高屋建瓴而又独辟蹊径,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翻译学,尤其是翻译批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相较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较为滞后。一方面,翻译批评缺乏自成体系的理论建构,因而难以通过透视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抽丝剥茧地获取翻译规律;另一方面,翻译批评长期以来囿于文本对比,疏于与译者行为建立直接关联,因而对多样、复杂的翻译现象缺乏充足的解释力,在指导翻译实践的有效性方面备受诟病。周领顺教授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恰好在以上两个方面填补了存在已久的缺陷。笔者认为,“译者行为批评”有以下两大理论贡献：

1. 开辟翻译研究新领域,拓展翻译批评新视域

历史上,翻译批评曾经长时间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为标准。当翻译批评的视域仅聚焦于文本之上时,“译者”便处于“隐身”状态,也就无从谈起对“译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在静态的语言文本对比之下,翻译批评长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僵局之中。后来,“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的研究视野,打破封闭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催生了百花齐放的新格局,并在整体上愈发关注“译者”。随着“文化”这一概念的引入,人们认识到翻译是发生于宏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就语际翻译而言,译者常常需要考虑不同诗学传统、社会风俗、读者接受和文化差异;不仅如此,译者的翻译行为还受制于特殊翻译目的、政治考量、赞助人意图、文化霸权、不平等的权力话语等因素,从而产生在内容、形式、意义、长度、体裁、结构、修辞、风格、功能等方面与原文存在不同程度差异的译文。在“文化”视域关照下,翻译批评极大地增强了对包括摘译、节译、改译等特殊形式译文的解释力,但翻译批评始终未能在独立的“译者行为”之间建立关联,寻找到群体的规律性,因而存在迷失自我的可能。

Wilss（1996）、Mason（2001）、Carl,Jakobsen & Jensen（2008）等国外学者均提出过“译者行为”（Translator behavior）这一概念（转引自周领顺、赵国月,2015：9）,但并非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来使用,也没有对它进行明确界定并用之于翻译批评之中。CNKI学术趋势^①(① CNKI学术趋势网址：http://topic.cnki.net/TrendSearch/trendshow.htm?searchword=%u8BD1%u8005%u884C%u4E3A)的大数据（图1）显示,以“译者行为”为视角的研究虽然并非空白,但这一表达在2010年之前甚少出现在国内文献之中,且“均非批评性的”（同上）。2010—2013年间,周领顺教授在前期研究的积累之上,开国内外之先河,撰写十余篇论文专题介绍“译者行为”研究论纲、视域、概念、聚焦点和评价模式,以大量实例论证其有效性,逐步构建这一全新的翻译批评理论。2014年,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与《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两部专著最终出版,“译者行为批评”在国内引发热议。许钧（2014）、黄勤、刘红华（2015）、刘云虹（2015）、Lus Shih（2015）、马明蓉（2017）等学者先后对其理论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予以高度评价。

“译者行为批评”在宏观上属于文本外（context）研究,和传统上的文本（text）研究相对,因此可将其视为翻译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译者行为批评”并不忽视传统上的文本研究,而是属于真正内部和外部相结合、文本和人本相结合的研究。这样做能够更好地实现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三大目标。“译者行为批评”将翻译批评的前两个阶段归纳为“文本批评视域”和“文化批评视域”下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翻译批评应当从对“译者行为”的研究出发,以“译者批评视域”为关照,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综合分析和评价“译者行为”的合理度。这一视域较好地实现了翻译批评前两个阶段的衔接,既避免了纯粹的静态文本研究对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视而不见,在研究方法上印证了苏珊•巴斯内特所讲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Bassnett,2004）,同时也努力将翻译研究重新拉回对译者和文本的关注,为“翻译研究开展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资深化的主题”（许钧,2014：112）。这就是其理论贡献之一。

2. 融合古今中西精粹,铸就翻译批评新论

“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对古今中外翻译理论融会贯通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翻译理论都仅仅是译者基于经验之上的感悟、观念总结和技巧凝练,未成体系。例如,西方自古有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两分法,昆体良“与原作竞争”,哲罗姆“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奥古斯丁则感慨《圣经》翻译须凭“上帝的感召”。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广为人知、用词精炼的观念性评述,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说”等等,罗新璋（1984）曾将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发展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前人的研究虽未能为后来人提供可供遵循的量化依据,但也曾引发广泛共鸣,为规范翻译实践作出过巨大贡献。时至近代,西方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思维方式融入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开始具备体系化的特征,产生了一系列可量化的规定性标准。在古今、中西的碰撞交锋中,中国传统译论因过于笼统和模糊而备受争议。众声喧哗之中,周领顺教授逆流而上,基于对新史料的挖掘,取中国传统译论之精粹为己用（周领顺,2006/2011）,从发展的角度看传统翻译观中内涵广博深邃的汉字在新时代所具有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他认为,“我们所希望的标准是可量化、可用来具体操作的,但量化的却不一定是科学的”（周领顺,2006：108）。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构建及其“‘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以下简称“连续统”）之中。

“译者行为批评”采纳了中国传统译论之长,吸收了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思想的多元成果和开放精神。

首先,“译者行为批评”包含一个“独立循环的概念系统”,从而保证了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性。这一理论认为,译者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其意志控制翻译行为。译者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如“文学型”或“应用型”）和自身“社会角色”的“务实”需要来选择翻译策略,产生译文。为了细化翻译批评的执行细则,周领顺教授提出了“译内行为”“译外行为”“译内效果”“译外效果”“角色化”“求真度”“务实度”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构成了自足的术语系统。不仅如此,他还详细描写了“连续统”这一动态评价系统,以作者/原文和读者/社会作为两极,综合考量译者的双重属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影响因素,描写译者行为的合理度和译文在连续统上所属的位置。“连续统”提供了一个范围,译者在一定限度内或偏重于语言上的“求真”,或务实于因“社会人”身份所携带的特定翻译目的。这“与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翻译过程定位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之中以考察制约译者的文本因素和非文本因素的做法是一致的”（周领顺,2012：50）。

其次,“译者行为批评”区分了“意志性”译者和“译者主体性”。“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便是“译者主体性”,但是“译者行为批评”概念系统中的“译者行为”与“译者主体性”的出发点不尽相同。“译者主体性”随着“文化转向”将人们的眼光从翻译内部转向翻译外部（包括整个翻译过程）,仅在对影响翻译活动的外围因素予以考量时才把译者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和主动从译者意志进入而挖掘译者行为规律的“译者行为批评”有着根本的不同。作为对被“泛化使用的‘翻译行为’”的有效区分,“译者行为”概念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周领顺,2013：72~76）。狭义上的“译者行为”是指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语言性行为,即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行为”,而广义上这一概念既包括译者基本的语言转换行为,也包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具有“社会性”而产生的种种“译外行为”。前者只考虑对译者的外在制约,忽视译者自身内在的和其他潜意识的制约因素,后者则克服了这一缺点,“将译者作为核心点,从行为的角度兼顾考察了制约译者行为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周领顺,2014：12）。

再次,“译者行为批评”在兼顾内外的同时回归到对翻译本体的批评。“文化转向”以来,各个翻译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逐渐泛化翻译外部环境的研究对象,这使得翻译批评走向众说纷纭的离散境地。为此,西方翻译研究曾出现“语言学回转”（王宏,2011：85）,国内学者也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笔者也曾提出有必要区分“宽泛意义的翻译”和“严格意义的翻译”,进而在翻译批评中就其内容忠实、形式相似、效果对等几方面予以合理评价（刘伟、王宏,2013：79）。周领顺教授开创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则将翻译批评往理性的轨道上推进了一大步,使翻译批评的三大目标较好地落到了实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评”的准绳,从根本上扭转了翻译批评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局面。

最后,“译者行为批评”正致力于“从译文里的意志性痕迹抽绎出译者类型并从译者类型预测可能的译文文本类型,以实现翻译批评的全面和客观”（周领顺、赵国月,2015）。“各个译者虽有意志个性,但各类译者在相似的意志性支配下,其行为却有着共性的规律可循”（许钧,2014：112）。寻找群体译者的规律性,预测和指引今后的翻译实践活动,这正是构建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要务之一。不仅如此,这一理论体系在描写功能之外也具有一定的规约功能,并且更具可操作性。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译者存留在译本中的行为痕迹来解释翻译中存在的各种现象,以帮助译者预测未来的译文质量,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产生自律意识”（赵国月,2018：85）。这不仅实现了翻译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为今后译者进行翻译活动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

此前笔者曾提出,“我国翻译界同仁仍须加倍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新成果早日与国际翻译界同行分享”（王宏,2012：289）。时隔不久,“译者行为批评”便以其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呈现在世人面前。“译者行为批评”研究经历了理论推出、引发热议、获得认可、应用实践这几个阶段。目前,我国译界聚焦“译者行为批评”,因为该理论工具是原创的,走在国际前沿,在国际上是领先超前的。这理所当然也引起了国外翻译机构/研究者的注意。美国达拉斯得科萨斯大学顾明栋教授就如此评述道：“中国翻译界已经对翻译理论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如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扬州大学的周领顺教授等人的研究很有价值。”（顾明栋,2016）目前,“译者行为批评”已经进入翻译批评内外相结合的阶段,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翻译批评的实践之中。大量的应用研究不仅证明了其理论本身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也为完善和丰富该理论作出了贡献。

通过调研“译者行为批评”用作理论工具的期刊论文,笔者发现,对这一理论的实践应用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将之用于评价和阐释特定历史条件下特殊的译者行为。例如,译者在宏观层面的节译、增译、改译、创译和使用副文本的行为;或在微观语言层面处理文化负载词、熟语、习语或乡土语言时使用不同语言策略的行为。例如：张虹、段彦艳（2016）,黄勤、余果（2017）,谭莲香、辛红娟（2017）,黄勤、王琴玲（2018）,杨宁伟（2018）,周领顺、高晨（2018）,等等。这类批评着墨于描写译者所处时代下原文和译文社会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如迥异的“意识形态”因素、“诗学”传统和社会文化传统,其路径看似无异于此前“文化批评视域”下的研究,但事实上,是为了说明译者除了具有“译者身份”,还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继而为评价译者行为的合理度提供依据。译者在“意志性”作用下能够根据其主要的社会角色,自主选择译文的语言“求真度”和社会“务实度”,使译文不同程度地向“连续统”“务实”一端倾斜,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译者的“主体性”。这说明“译者行为批评”具有实践指导上的积极意义。

第二类是以“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为关照,将特定文化或地域内的译者群体作为观察对象,描写译者行为的共性特征。例如：唐蕾（2016）对华裔获得语作家的身份建构问题予以探讨;高博、陈建生（2018）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诗人译者群体”的翻译行为进行评价;周宣丰、赵友斌、罗选民（2019）以柯大卫的《四书译注》为例,管窥19世纪新教传教士英译儒经的行为;戴文静（2017）尝试区分学者型译者和评论性译者的不同行为特征;而鲍同（2018）则反向探索了日本译者群体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选择”。可见,“译者行为批评”的确为许多翻译研究者打开了思路。在微观层次上,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文本的语言分析来归纳翻译行为的规律;在中观层次上,研究者能够探讨翻译行为与译者社会身份的关系;在宏观层次上,研究者还能够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翻译行为,从中发掘启示性意义,构建包含“典籍翻译”研究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体系。

任何理论都存在需要完善和改进之处,周领顺教授的“译者行为批评”也不例外。例如,“意志性”译者的概念预设了译者能够意识到一切外部环境对自身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区分主次,自主选择在翻译过程中的“务实”程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一切外部环境对个体产生的影响都是从“无意识”开始的。“无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大多数时候不为人知。在一定刺激条件下,“无意识”能够转化为个体“意识”,塑造个体观念,从而以更为规则的、符合逻辑和社会需求的方式显性地指导个体的行为。基于这一点,“译者主体性”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对译者具有操纵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无论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都认为,人能够意识到操纵自身的无意识力量,通过扩大对“无意识”的认识,人能够将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人”（弗洛姆,1986：105）。因此,“意志体”译者主要是通过不断扩大对“无意识”的认识来作出符合其社会角色的翻译选择。一方面,特定社会角色携带着显化的特征,塑造群体观念,操纵群体行为,因此,特定译者群体才可能出现相似的“务实”行为,翻译批评对未来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便来自这有迹可循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对“无意识”的认识,译者真正具有了“意志性”,便可能颠覆现有社会对各种“角色身份”的定义,引领新的翻译气象。如果在评论实践中意识不到这一点,便可能导致批评的过分模式化。

翻译研究虽然不能完全借用理工科的思维逻辑,但也依旧需要一定的规范和量化支撑。描写翻译学派曾经引领翻译研究破除僵硬死板的规定性条款,但其自身仍然孜孜以求翻译规范（norms）。笔者认为,“译者行为批评”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求真”和“务实”是“译者行为批评”这一理论框架最基本的规范,但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是否应该有量化的标准?

（2）在“求真—连续统”中,译者行为只要不越界,都属于可解释的合理范围内,而不越界有无具体的标准?如何进一步区分不同阶段的译者行为特征?

（3）译者行为与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包括翻译的社会效果和译文的语言特征）之间有怎样的关联?作为译者的条件是什么?

显然,“译者行为批评”是一个框架性的理论,对以上问题需要作出回答,更多的问题还有待挖掘。

目前,我国翻译研究已经进入“反思自我传统、构建中国译学话语和理论创新意识增强的‘发展’期”（许钧、周领顺,2015：97）,这既得益于民族文化的总体复兴,也是翻译研究在我国经历蓬勃发展后自然到达的新阶段。中国拥有悠久的翻译实践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翻译作品和观念论述,其中不乏鞭辟入里、经久不衰的金句良言。进入21世纪的翻译研究更具科学性质,成为了一门交叉性学科,并不断从哲学、符号学、认知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话语语言学、比较文学、对比语言学等不同的学科吸收学理营养,拓展研究空间,产生新的理论。近几十年来,国内翻译研究者一方面大力学习和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一方面结合自身与西方大相径庭的语言和文化实情,融通古今、中西,不断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翻译研究路径。经年积累之下,我国翻译研究先后出现了诸如“变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译者行为批评”等本土翻译学研究理论。“译者行为批评”将翻译批评内外相结合,已经“初步显示出强大的普适性和理论解释力……为当今陷入困顿僵局的译学研究注入一股清流”（马明蓉,2017）。我们相信,这一理论在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之后必将愈发成熟和完善,搭建起中西译论融通的桥梁,为当代中国译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