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与形象学》（Interconne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magology）是本杰明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一部跨学科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力作。该书由来自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翻译研究学者皮特•弗林（Peter Flynn）与鲁克•范多斯拉尔（Luc van Doorslaer）以及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乔普•利尔森（Joep Leerssen）共同编纂,集结了十几位来自欧洲的中青年学者关于翻译研究中形象塑造或构建问题的学术成果。鲁汶大学一直是欧洲翻译研究的中心之一,也是近五十年翻译研究发展历史中至为重要的“低地国家学派”研究者的主要来源地。现代翻译研究历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一次会议就于1976年在该大学举行,鲁汶大学的何塞•朗贝尔（Jose Lambert）、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詹姆斯• 霍姆斯（James Holmes）以及来自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雷蒙德•伯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是该次会议的召集者。会后,朗贝尔向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提议设立翻译研究小组,为翻译学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鲁汶大学的研究者在国际翻译研究领域一直非常活跃,该书的编者弗林和范多斯拉尔就是该大学新一代翻译研究学者的杰出代表。而且,该校研究者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合作传统延续至今,《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第三位编者利尔森是目前西方最为活跃的形象学研究学者之一,该书正是这一跨界融合的学术成果。全书包括4个主题,共收录16篇论文。

第一个主题“翻译与形象的历史渊源”下的4篇论文皆涉及欧洲历史上翻译如何塑造甚至重新创造特定民族形象的著名案例。麦金伦（Simon McKinnon）回顾了英国商人及政治家约翰• 库克（John Coke）在其于1594年翻译的Debate Betwene the Heraldes中如何通过占用和操纵（appropriating and manipulating）（van Doorslaer,Flynn & Leerssen,2015：26）^①(① 以下对此书的文内引用均只标注页码。)的手段将原作中“法优英劣”的民族身份彻底反转,从而在译文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优越的英格兰民族身份特征。根据麦金伦,法文原作创作于英法百年战争期间,传递的是法兰西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以及相形之下英格兰人的异质和低劣（foreign and inferior）（22）。译者于1594年将其译成英文,此时英法亦处于战争期间,译者通过调转原文本中英法使者的角色,彻底扭转原文所呈现的英法民族特性,并以激烈的口吻嘲笑法兰西民族,迎合了当时战争环境下英国读者的期待,深受英国读者欢迎。

伪译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佩雷斯（Yolanda Perez）关注的是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帝国八十年战争（1568—1684）后出现在荷兰的一部伪译作品The Life of the Amsterdam Spaniard。该伪译模仿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特点,刻画了一位骨子里流淌着荷兰人血液的西班牙人的冒险经历。这部伪译之所以被当时荷兰读者所接受并流行开来,其原因之一是它“以腐化堕落的西班牙社会为背景创造了一个百折不屈、不断进取的荷兰人形象”（49）。

英格比恩（Raphael Ingelbien）探讨的是爱尔兰作家Thomas Grattan写于1830年的一部历史小说The Heiress of Bruges的法译本（1831 & 1837）和德译本（1840）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该小说亦以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帝国八十年战争为背景,描绘了欧洲大陆上来自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各式人物形象。英格比恩发现,这本历史小说里的各种族群形象在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被改编,从而为其各自的民族主义服务。贝希尔斯（Lieve Behiels）考察了20世纪初弗兰德民族主义小说家兼翻译家Jozef Simons通过有选择地翻译西班牙小说,呈现出一个“未被工业现代化污染的、具有田园生活特色、传统而浪漫的西班牙民族形象”（81）,而这样的西班牙形象正是“译者心目中理想的传统弗兰德民族形象”（69）。

该部分涉及的翻译案例时间跨度大,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正是欧洲文明发展的关键期。在此过程中,翻译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16世纪至17世纪,更是见证了西方翻译历史中的一次高潮。该部分通过回顾该段历史中的一些著名翻译案例,追溯翻译活动与形象塑造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历史渊源,从而为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结合的必要性提供历史理据。

第二部分以“翻译与他者形象的构建”为主题。形象学的首要关注对象是他者形象,他者形象是通过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关于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文学、语言等各方面的特性,而翻译正好具备这些特征,因此,他者形象的构建理所当然成为形象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首要话题。

奥沙利文（Emer O’Sullivan）对一战和二战后两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德译本进行从文本本身到前言后记的全面分析后发现,尽管他们的译者都意识到《爱丽丝梦游仙境》所代表的荒谬体裁（nonsense）是英语独有的特性,并在前言后记中向读者一再解释并强调该小说独一无二的英语特性,以期消解译文读者在阅读小说过程中对英语异质性的陌生感,这一预设意味着译本一定保留并传达了原作的英语特性（91）,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译本充满德国童话传统的互文表征,显示出一种与译者前言后语所述截然相反的趋势——一种折中或归化的趋势,即“译文完全失去了原作荒谬体裁的特征（totally devoid of nonsense）”“原文的英语特性在译本中被消解和替代”（103）。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刻画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各种小人物形象,其中包括德国人。布伦（Pieter Boulogne）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The Humiliated and Insulted在19世纪末德国和荷兰的译本进行考察后发现,译者们都趋向于采取各种翻译策略弱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强烈嘲讽而强化其作品的人文主义思想。这不仅有利于其作品在德国的接受度,甚至有利于其在整个欧洲的传播,因为当时很多其他欧洲国家都是以德译本为间接的原文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译介给本国读者。

梅洛（Carla Mereu）针对英美电影中的意大利人形象,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意大利的翻译审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二者对英美电影中的意大利人形象传达和塑造的影响。其研究发现,20世纪前期,意大利的电影审查在某些情况下会完全禁止贬低或丑化意大利人形象的作品进入意大利电影市场,如20世纪30年代风行世界的美国黑帮电影《小凯撒》（Little Caeser）就被意大利审查机构禁止播映,因为其中的主要黑帮人物就是意大利人（128）。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影审查与电影翻译倾向于相互妥协,英美电影中的很多意大利人物形象在翻译的过程中被直接替换或删除,如1938年美国电影The Adventures of Marco Polo在译介到意大利时,马可波罗变成了苏格兰人（131）。到20世纪后期,电影审查的介入减少,翻译发挥的空间变大,区域性的语言变体和方言成为意大利电影翻译再现英美电影中意大利人物形象的常用策略。

第三部分“翻译与他者形象的重建”四篇都是基于大数据语料库的研究。兹兰特纳和兹戈恩（Marija Zlatnar Moe & Tanja Zigon）聚焦流行小说中的民族、种族及相关亚属文化族群形象在翻译中的再现。他们主要关注三类流行小说：爱情小说、犯罪小说和科幻小说。这几类小说的译本表现出的基本趋势是：尽量再现原文中涉及的各种形象,对于目标语系统不太熟悉的民族或文化形象则倾向于模糊化或使其同质化。

简森（Hanne Jansen）通过对丹麦公众图书馆意大利当代叙事小说分类关键词和评价关键词的语料分析发现,丹麦的意大利翻译文学通过文本选择呈现了一系列“丹麦人所认为的意大利形象”（177）,而这些选择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两国文学传统的渊源与联系、国际翻译市场的影响、丹麦社会长期形成的对意大利国家和族群形象的认知等。

斯凯恩斯（Desiree Schyns）对三位阿尔及利亚法语作家作品所反映的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后殖民特性如何在德语译作中再现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在翻译的过程中,原作者的多族裔身份、原作的多元语言特征以及阿尔及利亚曾经的殖民历史均被模糊化。这反映出翻译对他者形象塑造的双重功能,即翻译在塑造并突显具有异质性的他者形象的同时亦有可能消解原作中异质的民族特性与形象。

迪米特瑞（Rodica Dimitriu）考察了20世纪中后期罗马尼亚主流出版机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特征。其研究表明,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的影响,在处理涉及特定国家和民族形象时译者和出版机构会进行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并采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策略,比如在译介有关文学作品时,会主动屏蔽任何涉及俄罗斯民族形象的消极负面因素,进而创造出与原文本截然不同的积极正面的俄罗斯族群形象。迪米特瑞认为,翻译对形象塑造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文本策略的选择层面,甚至在选择文本的时候,初始规范就会驱使译者有意识地选取符合特定民族或族群形象的作品而屏蔽其他任何可能的选择（209）。

翻译不仅具有塑造他者形象的功能,还对目标语自我形象具有保护、改变和塑造的功能（Lefevere,1992：125~126）,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对于本国、本民族形象的塑造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功效。

第四部分“翻译与自我形象”前三篇论文都是探讨传媒（新闻和报纸）翻译或摘译如何构建特定民族及其亚属族群的自我形象,最后一篇是关于诗歌翻译如何参与本土文学、语言及文化形象构建的问题。瓦尔第昂（Roberto Valdeon）引入了传媒研究中“自我框建”（self-framing）的概念,详细考察了El Pais英文版如何逐渐摒除传统的懒惰、狂热的西班牙人形象,从而向世界构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崭新的西班牙民族形象（219~238）。

斐尔摩（Denise Filmer）和凯莫特（M. Cristina Caimotto）均聚焦新闻话语翻译,而且探讨的都是新闻翻译中意大利国家和民族自我形象的构建问题。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以出言不逊、爱用粗口而闻名,斐尔摩主要关注贝卢斯科尼不当言论在新闻话语中的翻译及其对意大利国家形象的影响。凯莫特关注了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自我形象的构建问题,由于一系列暴乱和激进的社会变革,当时的意大利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意大利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凯莫特考察的语料是英文报纸The Times及意大利本土报纸La Stampa的摘译,其研究显示,本土报纸的摘译倾向于弱化原文本中批评质疑的声音,力图构建一种积极乐观的民族形象（241~250）。

蒙特希利（Daniele Monticelli）和布拉泽维奇（Zrinka Blazevic）均聚焦翻译与民族意识及民族自我形象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聚焦20世纪初青年爱沙尼亚文化运动中一个实验性的翻译案例。1905年至1915年,爱沙尼亚发生了一次以文学和语言革新为主题的“青年爱沙利亚”文化运动。通过分析该运动领袖人物Vilem Ridala对意大利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哲（Gabriele D’Annunzio）作品《无辜》（L’innocente）中情感表达词汇的翻译,蒙特希利发现Ridala创造性地在翻译中用异化的策略丰富了爱沙尼亚语言中的情感表达词汇,而这种以翻译带动语言革新的做法亦促使爱沙尼亚自我民族形象迈向了一个崭新的现代阶段（295）。布拉泽维奇则通过对比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史诗作品中神话原型的异同,揭示了文化翻译具有促进民族杂合化与构建民族特性的双重功能。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频繁的跨文化交流在促进各个国家和民族不断全方面、宽领域地融于全球化发展大潮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于如何保持或维护各自民族特性的思考（1）。该书正是以此为背景,从形象学视角出发,正视全球化大趋势下关于民族特性问题的各种思考,聚焦国家、民族以及特定族群形象在翻译活动中的多种呈现形式与不同解决途径,探讨了翻译与形象相互涉入的各个层面的问题,其意图在于将形象学视角作为翻译研究一个崭新的视角、将形象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推到翻译研究发展的前沿（8）。

虽然形象这一概念很早就已经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大多以背景化的方式存在,研究者们大多将之置于文化视角下的一个细微层面进行剖析或作为意识形态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探讨。该书所有论文均围绕翻译与形象构建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涉及的案例时间跨度较大——从16世纪到今天,全面系统地展现了翻译活动自出现以来便是跨文化语境下形象构建的重要途径,因此,翻译研究不应忽视自古以来翻译对于形象塑造实实在在的功用。该书丰富的案例研究显示,翻译研究不仅可以描写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主体如何通过翻译来塑造、改变、传播和强化某一特定民族及其各种族群的文化形象和文化隐喻,而且通过从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到微观文本层面的探微,洞察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互动关系,揭示介入翻译过程的各种关联因素,包括翻译与民族、翻译与宗教、翻译与政治、翻译与社会、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审查、伪译等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

本书涉及的翻译文本类型多样化,充分说明了形象学视角的广泛适用性。首先,形象学视角不只限于文学类型的文本,而且为新型文本如新闻翻译、传媒翻译、电影翻译等提供了很好的观察和分析工具,本论文集有4篇论文涉及特殊类型文本翻译中的形象构建问题;其次,形象学视角不仅可用于对真正的翻译进行分析,还可用来考察与伪译相关的问题。佩雷斯（Perez）发现,对特定形象的操纵和占用是某些伪译得以在目标语社会被接受并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38~47）。

同时,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对接亦可能为形象学的发展带来启示和思考。比较文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者很多情况下所依据的文本其实并非原文本,而是经过翻译过程过滤的文本,他们往往无法窥见译本可能出现的形象扭曲或失真。而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对接则能弥补这一漏洞。当前,跨界是人文学科的基本趋势,翻译研究不仅可以借用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还能为相关学科的发展输送养料。

当然,由于该书是形象学与翻译研究对接和融合初步的尝试和应用成果,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1）本书大部分论文均以案例研究为主,缺少如何对形象学视角与翻译研究进行结合的理论探索。一般来讲,人文社会科学不但应研究个性,还需总结共性,并对其进行理论化提升,从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甚至理论体系。形象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应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契合与互补空间,建立一个系统的形象学理论框架为目标。

（2）本书收录的论文都是关于翻译与形象塑造的,无一篇论文提及口译这一同等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与形象塑造之间的作用机制。事实上,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口译活动与国家形象构建的问题更加突出。在今后的文集编写中,应适当收录有关口译与形象塑造研究的论文,这将有助于拓宽形象学视角在翻译研究中的学科视野。

（3）本书的学者基本都来自欧洲,他们探讨的论题大多限于欧洲大陆某些国家民族特性及形象构建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容易招致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编者不自觉或下意识地从欧洲的角度来剖析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容易以偏概全,从而掩盖可能存在于其他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相关翻译问题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