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1): 101-111 doi: 10.12002/j.bisu.177

外国文学研究

后殖民视角下斯蒂芬·迪达勒斯的身份杂合性

牟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00871

A Postcolonial Study of Stephen Dedalus’s Hybrid Identity

MOU T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收稿日期: 2017-11-2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2-15

Received: 2017-11-29   Online: 2019-02-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牟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00871,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电子邮箱:tongmu@pku.edu.cn

摘要

詹姆斯·乔伊斯的早期作品《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是一部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它反映了20世纪初潜藏在爱尔兰社会的殖民话语和抵抗话语。本文详细分析了作为乔伊斯代言人的斯蒂芬·迪达勒斯的身份危机,试图管窥整个爱尔兰民族整合、重构民族身份的焦虑。借助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后殖民理论,本文观察到斯蒂芬对宗教、政治、民族运动试图构建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拒斥。本文得出如下结论:斯蒂芬正视自己身份杂合性的内在张力,以流动、矛盾、居间的状态动摇了殖民话语的二元对立,创造新的话语空间,从而得到更多叙事、发声的可能性。在斯蒂芬寻觅身份认同的探索中,乔伊斯倾注了自己对爱尔兰问题的反思和对爱尔兰身份认同的想象。

关键词: 詹姆斯·乔伊斯; ;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 殖民话语 ; 抵抗话语 ; 文化身份 ; 杂合性 ; 爱尔兰文学

Abstract

By locating 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he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of the adolescent James Joyce, in the postcolonial spac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revealing the colonial discourse and “counter discourse” hidden in the Irish society in the early 20 thcentury.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he identity crisis of Joyce’s alter ego, Stephen Dedalus, which unveils the whole nation’s anxiety over integra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Irish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postcolonial theories of Edward Said, Homi Bhabha, Stuart Hall, etc.,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essentialist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ed by religious institution and all kinds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The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tephen refuses to be fixed in the essentialist position, which ignores the irreversible reality of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plurality. He embraces the hybrid identity and stays open to all the unknown, foreign and heterogeneous elements in life. Instead of breaking everything into dichotomy, hybrid identity often involves contradictory experiences and alterities, breaking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defying the binary disciplines. In this way, the hierarchical colonial discourse is disrupted and destabilized. Meanwhile, a new possibility of narrative space and discursive space is created. Stephen’s choice of self-exile is not the denouncement of any “presence” in his identity but the embracement of the interplay of his “presences” in a larger world of hybridity. Although he left Ireland, Joyce kept the dialogue with his mother country all his life.

Keywords: James Joyce ;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 colonial discourse ; counter discourse ; cultural identity ; hybridity ; Irish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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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牟童. 后殖民视角下斯蒂芬·迪达勒斯的身份杂合性.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1): 101-111. DOI:10.12002/j.bisu.177

MOU Tong. A Postcolonial Study of Stephen Dedalus’s Hybrid Identity.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41(1): 101-111. DOI:10.12002/j.bisu.177

长久以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一直被视为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传统文学批评认为他对爱尔兰的政治活动和民族运动心灰意冷、自愿流亡,与20世纪初流亡欧洲的世界知识分子一道,在后来的艺术实验上声名鹊起,成就了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这一立场一度在乔伊斯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直至后殖民批评兴起,乔伊斯作品潜藏的“抵抗话语”(counter-discourse)才逐渐浮出水面。麦凯波(Colin MacCabe)是较早强调乔伊斯作品政治性的学者之一(MacCabe,1978:1~2)。Vincent J. Cheng的《乔伊斯,种族和帝国》(Joyce,Race,and Empire)率先关注到乔伊斯作品中各种殖民话语的霸权和抵抗。他提醒读者,“把乔伊斯供奉在现代派的‘万神殿’里别有用心,这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去关注乔伊斯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话语了”(Cheng,1995:2)。比格姆和摩西在《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Modernism and Colonialism: British and Irish Literature,1899—1939)一书中,将“现代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并置,一个是“极端考究、审美化的文学运动”,另一个是“残忍的帝国与征服的事实”(Begam & Moses,2007:1)。比格姆试图阐明,乔伊斯既不是一个远离民族主义的美学家,也不是一个漠视形式主义的民族主义者(Begam,2007:188)。国内学者陶家俊在研究乔伊斯式的“爱尔兰性”(Irishness)时,也将他置入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相互交织的力量中心。他认为乔伊斯以彻底的文学批判形式抓住了现代爱尔兰跳动的脉搏,继而审视爱尔兰人的道德良知,砸碎套在民族身上的精神枷锁(2004:53)。

对爱尔兰的入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爱尔兰于1150年由罗马教皇交由英王亨利二世统治,从此开始了长达8个世纪充满暴力与苦难的殖民历史。与其他英属殖民地不同,爱尔兰是一个白种人殖民地,并信仰罗马天主教,这使得爱尔兰人肩负英国殖民者和罗马教廷两座大山。乔伊斯在《爱尔兰乃圣贤之岛》(Ireland,Island of Saints and Sage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坦白说,我认为当罗马暴政(天主教)统治着我们的灵魂殿堂时,谴责英国暴政毫无裨益”(Joyce,1959:173)。从18世纪开始,爱尔兰的反殖民运动此起彼伏,滥觞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论及爱尔兰的殖民地地位,认为它与其他非欧洲地区大同小异,都具有“文化的依赖与反抗并存”的特点(2003:314)。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6,以下简称《画像》)是乔伊斯带有自传性质的早期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在小说塑造的后殖民空间中,隐匿的殖民话语无处不在,而抵抗话语也有迹可循。斯蒂芬的身份危机浓缩了整个爱尔兰民族整合、民族身份重构的焦虑。借助萨义德、霍米·巴巴(Homi Bhabha)、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的后殖民理论,可以观察到斯蒂芬拒绝接受宗教、政治、民族运动构建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他正视自己身份杂合性的内在张力,试图动摇殖民话语的二元对立,发现新的叙事、发声空间的可能性。在斯蒂芬寻觅身份认同的探索中,乔伊斯倾注了自己对爱尔兰问题的反思和对爱尔兰身份认同的想象。

一、殖民话语与抵抗话语

巴巴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分析,殖民话语的目的是建构一种“堕落”的被殖民者形象,从而替自己的殖民征服辩护(Bhabha,1994:70),其重要特点是依靠对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的“固化”(fixity),建构意识形态的他者。然而,固化的结果是一个悖论,“它一方面表征僵化、不变的秩序;同时又意味着混乱、堕落、魔鬼的反复”(同上:66)。其中,刻板印象是固化概念的主要话语策略。斯蒂芬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个爱尔兰老人的形象:

——他在那里的一间山上的木房子里遇见了一位老人。那位老人眼睛发红,抽着一根很短的烟斗。老人讲爱尔兰语……马尔雷南和他谈了一些关于宇宙和星体的事。老人坐着,听着,抽着烟,吐着痰,然后说:

——啊,到世界快结束的时候,准定会出现许多可怕的奇怪的人。(294)(① 引文出自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77),下文仅标注页码;译文则参考了黄雨石翻译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98)。此处及后面出现的原文内容只在括号内标明页码。)

粗野、愚昧、又带有些许神秘智慧,曾经“圣贤之岛”的主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刻板印象。萨义德列举出了英国文学对爱尔兰人的描绘,这些描绘总体上把爱尔兰刻画成了“野蛮人和堕落的民族”(2003:314)。老人的形象在斯蒂芬的脑海里如幽灵般挥之不去,斯蒂芬坦白道,“我怕他。我怕他那眼圈发红又发硬的眼睛。整个一夜直到天亮,我必须和他进行斗争,直到他或者我死去……不,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他。”(294)他深知这种形象的片面性、虚假性,力图抵抗刻板印象的固化。这种复杂的心态反映了刻板印象的悖论:它看似根深蒂固、人尽皆知,却无法真正被经验和逻辑证实。巴巴对刻板印象的批判正是着眼于它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可以保证殖民话语在不同的历史、地理情况下不断重演(Bhabha,1994:66)。

除了刻板印象,殖民者还通过语言控制,构建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乔伊斯在《画像》中真实再现了都柏林复杂的语言状况,各种话语形式并存,包括都柏林俚语、爱尔兰语、爱尔兰民谣、斯蒂芬的父亲和叔叔所唱的街头流行歌曲等。不过,英语的权威地位却不可撼动,象征着现代性、权力、国际化、商业贸易等。敏感的斯蒂芬清醒地认识到英语作为标准语言对其他语言的压制和规训。在与来自英格兰的副教导主任的对话中,主任错以为“通盘”(tundish)这个词是爱尔兰语,斯蒂芬反驳道,“在下德拉蒙康德拉一带这东西叫做通盘……那里的人英语可都是说得呱呱叫的”(219~220)。斯蒂芬对这位来自英格兰、皈依天主教的主任充满了敌意和讽刺,也折射出他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态度。在小说末尾的日记中,斯蒂芬不忘旧事重提,“我查了一查,发现它(通盘)原是英语,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古老的英语……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是教我们他自己的语言,还是跟我们学习我们的语言”(293~294)。当斯蒂芬说“他自己的语言”时,可以看出他明白英语原是强加在被殖民者头上的别人的语言。可令他绝望的是,自己民族的语言早就没落了,只能用一种后天习得的语言来表达自我。阿什克罗夫特等在《对帝国的逆写》(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提出“语言异化”的概念。这种现象同时出现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中,指的是在后殖民空间中语言的习语、种类、语法在形容特定的物质条件或文化习惯时表现的“不完备或不适合”(Ashcroft,Griffiths & Tiffin,2007:9~10)。乔伊斯在斯蒂芬身上清晰呈现了英语同时作为母语和宗主国语言导致的异化、疏离与隔阂的现象:

——我们两人刚才谈话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原来是他的语言,后来才变成了我的语言……他的语言对我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生疏,对我而言,它永远只能是一种后天学来的语言。那些字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能接受。我的声音拒绝说出这些字。我的灵魂对他这种语言的阴森含义感到不安。(213~214)

斯蒂芬对殖民话语的抵抗还表现在对英国文学的态度上。当有同学认为丁尼生(Lord Tennyson)是最好的诗人时,斯蒂芬忍不住插嘴说,“他那全都是些顺口溜”,并坚称拜伦(Lord Byron)才是最伟大的诗人(88)。斯蒂芬对丁尼生的鄙夷源于他是桂冠诗人,自然也是帝国王室的代言人,其传统职责是为各种重大庆典写诗歌功颂德。对于帝国殖民话语输出的文化价值观,斯蒂芬是谨慎排斥的。他崇拜被同学们当作“异端分子”“极不道德”的拜伦,因为反叛、坚持独立精神的拜伦同样不被当时的道德观接受,他流亡海外仍坚持反思、批判民族性。虽然遭到同学们的嘲笑、殴打,斯蒂芬仍坚持己见,拒不改口,“而他因为眼泪模糊了视线,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一边哭泣,一边用力捏紧自己的拳头”(89)。

经历了8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爱尔兰丧失了自己的传统与自主权。斯蒂芬置身于充满悖论的后殖民空间,他通过反思刻板印象、语言权威和帝国文化输出,抵抗殖民话语的霸权,挣扎着寻觅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惜一意孤行、孤军奋战。

二、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

在殖民话语和抵抗话语的暗流汹涌中,爱尔兰社会各种宗教机构、政治组织试图动员整个民族,重构一种本源的、一以贯之的、先验的民族身份。在《文化身份与离散》(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霍尔将这种身份理解定义为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文化身份。基于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历史、祖先和文化编码,这种文化身份是纯粹的、稳定的、不变的(Hall,1994:393)。这看似诱人的身份想象,基本消灭了所有的差异性,忽略了身份异质性的现实,在实践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萨义德,2003:176)。乔伊斯从三个方面批判了追求本质主义文化身份带来的狭隘、极化、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

首先,天主教对爱尔兰社会的精神把控是根深蒂固的。从小说一开始,天主教就充斥着分裂、体罚、对地狱的恐惧以及严酷的道德制裁。不谙世事的斯蒂芬早早就体会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势不两立,当小斯蒂芬说他长大了要娶新教徒家庭的女孩时,丹特吓唬他说老鹰要挖走他的眼睛。狭隘的宗教道德观在克朗戈斯中学里表现得更加鲜明,同学之间扑朔迷离的同性恋事件让整个学校人人自危。学者瓦伦特(Joseph Valente)引用福柯的“镇压假说”,指出天主教道德观的宗教禁欲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激发了斯蒂芬的肉体欲望(2004:215)。天主教的道德制裁在阿纳尔神父布道的段落达到高潮,对地狱的恐怖描述直接导致斯蒂芬的精神崩溃。

其次,天主教的极化延伸到伦理、道德方面。爱尔兰著名民族运动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uart Parnell)的婚外恋丑闻直接导致了他的倒台和其领导的政治运动的搁浅,这在斯蒂芬家的聚会上引发了激烈辩论。丹特认为人们应该遵守天主教道德观,“上帝和宗教高于世上的一切”(40)。凯西先生反驳道:“爱尔兰根本不需要什么上帝……在爱尔兰上帝已经太多了”(41)。丹特认为帕内尔是“一个叛徒,一个色鬼”(39);但对于凯西先生和斯蒂芬的父亲,帕内尔是“我们死去的皇上”(41)。天主教狭隘的道德观无力整合爱尔兰内部断裂的身份认同,带给爱尔兰的是政治诉求的失败和进一步的分裂与矛盾。

第三,各种形式的民族运动有着同样信仰:一个想象中的充满活力与凝聚力的民族身份。由帕内尔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试图利用在英国议会的强大影响力,通过和平的宪政改革实现爱尔兰自治。帕内尔试图模仿英国的政治体制,重建爱尔兰丧失的民族认同感。与帕内尔的议会党依赖英国政治权威的做法不同,由叶芝(W. B. Yeats)和格里高利夫人(Lady Gregory)领导的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the Irish Literary Revival)试图回归爱尔兰的精神根源——凯尔特文化。在《爱尔兰与艺术》(Ireland and the Arts)中,叶芝指出了爱尔兰丰富的传奇和自然之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和各种手艺人能熟稔这段历史、传奇,将这山川大河深深印在脑海中,然后再现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样一来,天南地北的爱尔兰人还可以活在他们的祖国里。”(Yeats,1980:205~206)学者西蒙斯(Allan H. Simmons)认为文学复兴运动是在帕内尔失势后填补宪政改革失败的空白(Simmons,2008:32)。在《爱尔兰乃圣贤之岛》中,乔伊斯表达了对文学复兴运动的怀疑与讽刺:“寻求爱尔兰彻底的复兴早就不是时候了,如果她真的可以复活,让她醒来,否则就让她蒙头躺好,永远安息吧。”(1959:174)民族主义者和文学复兴主义者的二元思维给了爱尔兰的未来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英国体制,要么凯尔特传统。不过,乔伊斯预言这两种“疗法”都是徒劳。

面对令人窒息、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斯蒂芬无意与任何“主义”结盟。他拒绝了神父提出的加入耶稣教会的邀请,认为“那种生活的冷漠和谨严都使他感到非常厌恶”(180)。宗教的狭隘、封闭会剥夺他的自由和独立思考,斯蒂芬宣告:“他命定对一切社会或宗教上的职务都将采取逃避的态度……他命定不用任何人的帮助自己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明智的做法”(181)。当斯蒂芬拒绝在和平请愿书上签字时,达文试图劝解、拉拢斯蒂芬,质问道,“之前我听到你大声疾呼反对英国文学,现在你又在反对爱尔兰的告密者……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爱尔兰人?”(230)达文是一个“芬尼亚分子”(Fenianist),也是全书最典型的民族运动的参与者。斯蒂芬明确表示:“首先和最重要的,我是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方面,达文质朴的形象让斯蒂芬想到爱尔兰的广大农民和英雄传奇的精神文明;另一方面,达文的仇外心理和地方主义是斯蒂芬无法接受的:“不管任何从英格兰,或者通过英格兰的文化传来的思想或感情,他的头脑都一律加以拒绝”(203)。

斯蒂芬并不是犬儒式地拒绝任何政治参与,他比其他爱尔兰人更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无力动员精神瘫痪的爱尔兰民族,因为它无法弥合历史遗留下来的裂痕。他质问达文道,“没有一个正派、诚实的,为爱尔兰牺牲自己的生命、青春和爱情的人,不是被你们出卖给敌人或者在他最需要你们的时候被你们抛弃掉或者受到你们的诅咒”(231)。斯蒂芬边缘化的位置注定了他在爱尔兰不得不在精神上、心理上进行流亡,他坦白道,“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287)。

三、杂合的文化身份

面对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空缺,评论家急于为斯蒂芬寻找一个中和各种矛盾的新身份,并最终落脚在艺术、审美上。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斯蒂芬通过对古希腊神话著名匠人代达罗斯(Daedalus)的认同,找到了自己未来艺术之路的动力和勇气:“他将和与他同名的那个伟大发明家一样,用他的灵魂的自由和力量,骄傲地创造出一个新的、向上的、美丽的、摸不着的、永不毁灭的生命。”(197)斯蒂芬试图寻找的和谐统一,似乎最终在“圆满、和谐、辉煌的艺术”中找到了答案(Bolt,1992:68)。另一种主流观点聚焦在第四部分的“鸟女”上。作为斯蒂芬的“尘世缪斯”,她不同于他曾经接触过的妓女,也不同于天主教意义上的圣母(Burgess,1988:53)。那一刻,幻想与物质世界、天堂与人间、大海与陆地、活动与静止,在顿悟(epiphany)的“神圣的狂喜的宁静”中相互交融(Riquelme,2004:117~118)。这个尘世缪斯代表的是“人间的美”,她给斯蒂芬上了一堂生命之课,“她的眼睛已经对他发出了召唤,他的灵魂在听到这召唤时止不住欣喜若狂。生活下去,错误下去,堕落下去,为胜利而欢呼,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199)然而,下文中夕阳西下,夺走了斯蒂芬身边的美景,夺走了顿悟一刻的荣光。斯蒂芬叹了口气,暗示狂喜的短暂易逝,残酷的现实仍然存在种种裂痕与危机。对希腊艺术、尘世缪斯的赞美和追求是斯蒂芬抵抗殖民话语和宗教精神把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并不能置换上文提到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也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斯蒂芬的身份危机,因为后殖民空间的矛盾性、吊诡性并不是可以轻易消解的。

霍尔在《文化身份与离散》中着重探讨了第二种杂合的(hybrid)文化身份。它是一种永远未完成的“形成过程”,拥有历史但仍在经历变化,是福柯所指的历史、文化和权力互相作用的产物(Hall,1994:394)。不可否认,在后殖民空间,“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所有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样是单一的,单纯的。所有的都是杂混的,多样的,极端不相同的。”(萨义德,2003:22)霍尔借助非裔加勒比人的离散身份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把非裔加勒比身份构建在两个轴线或向量中,同时作用:一个向量代表相同点和继承,另一个向量代表不同点和破裂。加勒比身份永远必须考量这两个轴线的对话关系。”(Hall,1994:395)霍尔认为加勒比文化身份至少有三个“在场”:压抑的非洲在场、强大的欧洲在场和交汇的美洲在场。借助这个模型,斯蒂芬的文化身份也可以看作是“凯尔特在场” “英国在场”和“罗马天主教在场”等文化在场杂合的结果。乔伊斯在《爱尔兰乃圣贤之岛》中意识到凯尔特民族的杂合性,他写道,“我们的文明是一个巨大的组织结构,融合了形形色色的元素,是北欧的侵略性、罗马法、新的资产阶级准则和基督教互相调和的结果。”(Joyce,1959:165)这种杂合在《画像》中以一个堕落的妇女作为象征出现,“她通过一个毫无忸怩之态的女人的眼神、声音和姿态,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她的床上去”,表征着爱尔兰民族的形成历史本身就充满了身份的交叠与入侵(206)。

乔伊斯用语言文本层面上的自由、创新再现了斯蒂芬杂合身份中的想象、意识流、杂糅和戏仿的成分。在都柏林瘫痪的现实中,“他(斯蒂芬)感到自己已和所有的时代融合在一起了”,即他是神话匠人代达罗斯,想象着希腊白色庙宇外面深紫色的葡萄;他又是基督山伯爵,想象着法国马赛绚丽的天空,阳光下的藤蔓;他也是哈姆雷特,遇见“丹麦人的古王国的魂魄”(189)。时间、空间与都柏林的现实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既清晰又模糊的交界空间,“他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听到一种混乱的音乐,那音乐仿佛唱出了他几乎完全清楚可又全然无法琢磨的一些记忆和一些人的名字”(187)。这个绚丽又混乱、清楚又模糊的交接空间就是巴巴所讨论的居间空间(in-between spaces),或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由于殖民话语无法完全压抑他者的声音,他者被压抑的语言、知识出现在殖民话语中,呈现出了杂合的话语现象。杂合的异质性、矛盾性和无法定调的特点解构了殖民主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他者得以创造新的叙事和发声空间(王微,2016:125)。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借用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rites de passage)模型,描述了进入阈限阶段之前需经过的分离阶段,即“个人或群体从原有的处境——社会结构里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体的一种文化状态‘分离’出去的行为”(2006:95)。这就不难理解斯蒂芬注定要流亡的选择,他对达文说,“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马上就有许多网在他的周围张开,防止他飞掉。你和我谈什么民族、语言、宗教。我准备要冲破那些罗网高飞远扬。”(239)(② 原文为:“When the soul of a man is born in this country there are nets flung at it to hold it back from flight. You talk to me of nationality, language, religion. I shall try to fly by those nets.”最末一句的“fly by”的翻译有争议,译文为“冲破”那些罗网,也可以理解为超越、凭借那些罗网飞翔。)这里“罗网”(nets)象征着都柏林种种宗教、文化、习俗、传统的束缚。斯蒂芬并没有试图割裂他身份的文化烙印,相反,他想保留杂合性,超越二元对立的殖民话语,实现“分离”,进入新的话语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杂合的身份并未止步于多元文化皆大欢喜的局面。这种身份的居间性、不确定性和边缘性使得新的话语与身份得以不断建构,它是多变的、流动的,充满了危机和间隙。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介绍文化杂交时借用了巴赫金复调(Polyphony)理论,认为各民族的人都将参与到世界文化中,但同时又保留本土文化,然而这两种文化不可能是平等的,所以矛盾、反抗必然存在,同质化也不一定是最终必然的结果(2016:103~104)。在小说的末尾,斯蒂芬宣布离开爱尔兰,他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未知的、多样化的生活。他选择自愿流亡,并不是摒弃他身份中不同的“文化在场”,而是接受不同身份的互相作用、动态矛盾——“欢迎,啊,生活!我准备一百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并在我的心灵的作坊中铸造出我的民族的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295)

结语

乔伊斯的政治敏感性在《画像》里潜藏的殖民话语与抵抗话语中可见一斑。通过代言人斯蒂芬对爱尔兰宗教、政治活动、民族运动的漠视,乔伊斯否定了在后殖民空间建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斯蒂芬接受身份的杂合性,以流动的、矛盾的、“介于之间”的状态,动摇了殖民话语的二元对立,在开放性的空间里,得到了更多叙事、发声的可能性。《画像》的情节止步于斯蒂芬自愿流亡的前夜,然而6个月之后,斯蒂芬的故事又在《尤利西斯》中继续展开,帝国殖民话语和天主教的精神把控有增无减,但布鲁姆的出现给了寻找身份认同、精神之父的斯蒂芬新的希望。乔伊斯将犹太裔移民背景的布鲁姆置入荷马史诗的宏大叙事中,给布鲁姆的杂合身份更加丰富的场域。尤利西斯的回家之旅与斯蒂芬的寻父之路互为映衬;同样,犹太民族的苦难和复兴也折射出爱尔兰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努力。然而,与斯蒂芬的理想主义不同,布鲁姆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反英雄。他有低俗的爱好,又有温暖、宽容的人文关怀。他的不可界定性和充满异质性的身份,反映了乔伊斯对爱尔兰固化的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构,布鲁姆和斯蒂芬的互动也暗含了乔伊斯对斯蒂芬身份危机的想象性解决。与叶芝后期转向对神秘主义的研究不同,乔伊斯在离开祖国后继续反思爱尔兰问题,他虽然离开了爱尔兰,但对祖国的反思与对话却持续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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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外国文学, 2004(4):48~ 54.

DOI:10.3969/j.issn.1002-5014.2004.04.008      URL    

无论是从后殖民还是现代性视角分析,爱尔兰性是较完整地把握詹姆斯·乔伊斯思想的关键。与爱尔兰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爱尔兰民族身份重构不同,乔伊斯关注的焦点是:民族主义政治的混乱现实,现代城市爱尔兰,深陷世俗和宗教殖民主义、后殖民政治以及现代性牢笼中的爱尔兰主体。因此,乔伊斯的爱尔兰身份建构遵循否定之否定逻辑,以彻底的文学批判方式勾画现代爱尔兰人的心灵图景,重构爱尔兰的现代历史意识。

王微 .

霍米·巴巴阈限空间思想刍议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2):122~ 130.

[本文引用: 1]

维克多·特纳 .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刘博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詹姆斯·乔伊斯 .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 黄雨石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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