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量词词类是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重要区别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语语言的复杂性。李旭平的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一书于2013年由De Gruyter Mouton出版社出版,以对Cheng & Sybesma（1998）将汉语量词分为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的异议为始进行探讨,依据Rothstein（2009/2010）有关计数量词和计量量词区分的理论,对汉语量词的计数与计量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较以往的研究增加了汉语量词的形式语义分析。本文首先概述全书的主要内容,然后作简要评价。
一、内容概述
该书共有三个部分,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基于汉语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区分的争论;（2）量词的计数和计量功能;（3）量词语言中的定指标记。下面对各章逐一进行介绍。
1. 第一部分（第二章到第五章）：基于汉语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区分的争论
第一章是作者对整本书内容和结构的介绍。作者主要讨论汉语（包括吴方言和广东话）中的数量词,研究汉语数量词在句法语义接口层面的语法属性等,其主要任务是探讨量词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语义解读或其不同的语义解读是如何在句法层面实现的。
第二章是对汉语量词的界定。关于量词的属性问题,主要有名词和功能词两种说法。作者指出,汉语量词与英语中的量词不同,不同意量词有名词根源说,并总结认为汉语量词符合Abeny（1987）功能性词汇的五个标准：功能性成份是封闭类的;没有“描述性的内容”;自身不是论元;依附其他相邻的成份而存在;在语音或形态上是依附性的,常为词缀或小品词,没有重音。
第三章中作者对汉语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的区分进行了再回顾。Cheng & Sybesma（1998）认为汉语也存在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体现在量词层面,将量词区分为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他们认为这两类量词的句法结构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中心语的位置基础上生成的,是功能语类,带有一个NP作为自己的补足语;后者是词汇语类,为了选择自己的补足语,必须经历N到Cl的移位,其计量属性也决定其可以作为一种计量方式而产生移位。Cheng & Sybesma（1998）指出,count classifiers和mass classifiers的区分可以由两个句法测试进行检验：（1）是否可以被形容词修饰;（2）量词后“的”的选择。结论是只有mass classifiers符合这一检验标准。这一检验标准受到了很多挑战（陆俭明,1987;罗远林,1988）,作者也给出了很多反例,他认为这一标准有很大的局限性：修饰mass classifiers的形容词只是局限于“大”“小”等的形容词;mass classifiers不仅局限于Cheng & Sybesma（1998）所讨论的容器量词,还可以包括集合量词和部分量词;并非所有的mass classifiers后都可以加“的”;有些count classifiers与约数连用时后面可以加“的”。因此,他指出这一分类标准并不足以说明汉语个体量词与非个体量词的区分。
第四章中作者主要评价了以Doetjes（1997）和Cheng et al.（2008）为代表的利用词汇手段研究个体／非个体量词区分的观点,认为从词汇层面将两者归于“个体”和“非个体”的区分是不合适的,应该从语法的角度而非认知的角度进行区分,并将语法的概念与本体或认知的概念区分开来。他支持Rothstein（2010）的观点,即两者的区分并不是基于原子／非原子或同质性／非同质性的区分,例如非个体名词furniture、jewelry可以是表达个体的集合,fence、wall和bouquet等是同质的却又是个体名词。
第五章中作者表明支持Krifka（1995）、Chierchia（1998a/b）的所有汉语名词都是集合名词以及光杆名词是表示种类的说法,并回答了光杆名词的种类解读和定指（非定指）解读的关系,指出种类解读是默认的解读,定指（非定指）解读是从种类解读发展而来的。作者用种类情境、同位语、辖域的模糊性、与量化名词结合的辖域来证明光杆名词的本质是表种类的。他支持Chierchia（1998a/b）的观点,指出汉语的光杆名词和英语的集合名词一样,都表示种类,映射到P,它的类型是k,是每个世界所有此类事物的和。作者指出,他不同意Higgins（1973）歧义BE动词的说法,而是支持Partee（1986）和Rothstein（2001）所认为的BE动词是无歧义的说法,其语义上也没有任何的变化,类型是<<d,t>,<d,t>>,之后的光杆名词短语可以由基本的类型d进行“类转换”到<d,t>或<<d,t>,t>,具有三种类型：（1）表达个体的集合,此时从基本的类型k转换成类型为<d,t>的谓词解读,由∪算子操作实现,即∪∩Pw=Pw,如“小王是中国人”中“中国人”进行类转换后不是表达种类而是一个个体的中国人所具有的特征的集合;（2）表达次种类的集合,∪算子将种类映射到类型为<k,t>的表达次种类的集合,即∪∩Pw,如“海豚是鲸”,“鲸”分为好多种,海豚是其中一个次类;（3）表达种类的集合,系动词BE前后两个论元都表示种类,即k1=k2,BE动词后面的论元经过了类提升,即IDENT： k→<k,t>,如“西红柿就是番茄”,两个光杆名词“西红柿”和“番茄”是可以互换的。
2. 第二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汉语量词的计数与计量功能
第六章中作者指出,计数和计量是量词最基本的两种解读,他反对以往对量词进行词汇分析的方法,认为量词之间的区别是它们所参与的操作方式不同,两种解读中量词短语的句法结构分别为[DP[D NumP[Num NP[N NP]]]]和[DP[MeasP[Num NMeas]N]],4种量词得以区分：[+计数, —计量]默认值是计数的量词,以个体量词为代表,如“个”“只”“朵”;[—计数,+计量]默认值是计量的量词,以Chao（1968）的标准量词“斤”“磅”“米”和临时量词“身”“脸”为代表;[+计数,+计量]既可以计数也可以计量,以容器量词、集体量词和部分量词为代表;[—计数,—计量]是种类量词,既不表示计数,也不表示计量。
Krifka（1995）将计数解读归于计量解读的一种,量词先与数词结合,最后形成MP,作者认为这一观点不能够解释计数量词和计量量词在句法上的不同。Rothstein（2010）认为个体名词和非个体名词是不同的,后者是谓词,是个体的集合,类型为<d,t>,前者是有序对的集合,类型为<d×k,t>,个体名词的计数是通过隐性的COUNT词汇算子来实现的,非个体名词的计数是通过显性的COUNT词汇算子来实现的,此时需要一个量词来引入,如unit of furniture的逻辑语义表达式为||unitk of furniture||=λxπ1（x）∈（FURNITURE∩k）∧π2（x）=k。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汉语量词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的光杆名词都是表示种类的非个体名词,汉语的量词应用于表示种类的光杆名词,表示从种类到以情境k为标记的种类实现的函数,其类型为<k,<d×k,t>>,这能够清晰地表明英汉量词的区别,即英语的量词本质是名词,汉语的量词本质是功能中心语,表示从种类到集合的函数。作者给出了计数量词[+计数,—计量]和计量量词[—计数,+计量]的逻辑语义表达式,但集合量词和部分量词的语义推衍、[+计数,—计量]和[—计数,+计量]量词的非默认解读以及[+计数,+计量]量词的计数和计量解读是如何互相作用的,这些都是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七章中作者讨论了量词前的修饰语。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量词前形容词只出现在具有计数解读的环境中,也就是在[+计数,—计量]和[+计数,+计量]量词前,而非[—计数,+计量]或[—计数,—计量]量词前。作者指出,他不同意Cheng & Sybesma（1998）的观点：量词前形容词只能出现在“非个体”量词前,不能出现在“个体”量词前,如“一大栋房子”和“一大个芒果”是成立的。
第二,量词前形容词与量词和名词的关系。Cheng & Sybesma（1998）认为量词前形容词修饰非个体量词,而作者认为其修饰的并非量词,如“他经常用那个大杯喝酒,不过每次都只喝一小杯”中的“大”“小”并非描述容器的尺寸;宗守云（2009）和Zhang（2012）认为量词前形容词修饰名词,“几粒小黄豆”是由“几小粒黄豆”经历了“形容词降落”变来的。作者指出,量词前形容词修饰的是Cl+N,汉语中量词形容词和英语中的不同,只有尺寸形容词可作量词前修饰语,量词前形容词处于ClP的specifier位置,表达“量名”结构所指原子实体的属性,此类原子实体本质上是独立的实体,具有尺寸和数量的属性,因此可以被尺寸形容词修饰。
第三,量词前形容词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点。作者不支持Tang（1990）形容词和量词是一个成份（constituent）的观点,认为量词前形容词符合Potts（2007）和Schlenker（2007）提出的“表达维度”概念的功能和特征,并给出了量词前形容词使用的三种语境：（1）消耗语境;（2）重要性情景;（3）对比情景。作者认为,量词前形容词短语的句法结构是[NumP[Num ClP[AdjP Cl’[Cl NP[N]]]]],指出量词前形容词和属性形容词及谓词形容词是不同的,根据Rothstein（2010）,量词前形容词的类型由<e,t>转化为<<d,t>,<d,t>>或<<d×k,t>,<d×k,t>>。
第八章中作者讨论了量词后“的”的允准条件和语义解读。作者不同意Cheng & Sybesma（1998）、Tang（2005）和Hsieh（2008）的观点：Cheng & Sybesma（1998）提出,“的”只出现在非个体量词后,会引出一个计量解读,Tang（2005）和Hsieh（2008）认为“的”也可以出现在个体量词后,如“一年约种植了一百四十多万棵的树木”;Tang（2005）提出了“信息重量”的观点,认为个体量词后“的”的复杂修饰语可以产生计量解读,简单的修饰语只能产生计数解读。作者给出了反例,如“＊明天的活动需要一百零一张的方桌子”是不成立的。Hsieh（2008）指出“的”产生的条件是“具有不确定量”的情景或“强调／对比”情景,强调数量之多,如“近一百位的抢救人员”。作者指出,“的”在非个体量词后表达确定的量是可以的,如“三瓶的酒”。
作者总结量词后“的”出现的情况是计量语境。他指出,无论量词表示计数还是计量,量词后的“的”都会迫使Num和Cl成为一个成份,“的”表示谓词到谓词修饰语的函数,类型为<<d,t>,<<d,t>,<d,t>>>,它结合一个<d,t>的谓词类型,生成一个修饰另一个谓词的短语。当为计量量词时,此结构相当于as much as,如果没有“的”,如“三瓶酒”,即在Num-Cl-N结构中,量词的类型为<n<k,<d,t>>>,应用于一个数词,生成一个复杂的量词,这个复杂的量词应用于一个表种类的名词短语,产生具有计量解读的种类的例示集合;如果有“的”,如“两公斤的苹果”,“的”作用于<d,t>类型的谓词,使其转化为类型为<<d,t>,<d,t>>的修饰语,此时量词的类型是<n,<d,t>>,与数词结合生成一个<d,t>的类型,前者中N所指的数量达到了Num-Cl所表达的价值,后者中Num-Cl是一个谓词,强调语用的解读,即N所指的数量与Num-Cl所表达的价值等价。当为计数量词时,此结构相当于as many as,如“五百棵的树”,语境上数量很大,且是约数,表示对总的数量进行估价,具有不确定性,计数量词的基本语义类型是<k,<d×k,t>>。在“的”的作用下,计数量词转化为具有计量功能的类型为<n,<d,t>>的量词,“的”迫使其前的数词和量词结合生成一个类型为<d,t>的成份。
3. 第三部分（第九章到第十章）：形容词、关系从句、限定词和所属结构修饰的量名结构
第九章中作者讨论了汉语中的三种量名结构：普通话中的量名结构、吴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和广东话中的方言结构。他指出,在汉语普通话中,汉语中的量名结构只出现在被词汇管辖的位置,量名结构不能处于动词前的位置,如主语和话题位置,只能处于动词后,如“有”或者宾语标记“把”之后,得到一个不定指的解读。吴方言中的量名结构有定指解读,动词后的量名结构有不定指解读。广东话中动词前的量名结构是定指的,但动词后的量名结构是歧义的,即既有不定指解读,也有定指解读。
作者分析了不定指“量名”结构的句法结构。他反对吕叔湘（1984）的省略说,即量名结构是由“one+Cl+N”省略而来的,也不支持Cheng & Sybesma（1998）的NumP说,即量名结构中的Num是省略掉的。他指出,不定指的“一量名结构”是一个量词短语ClP,不是一个数词短语,ClP是一个最大投射,在此基础上没有其他的投射,不管“一”是不是重读,都与非定指的“量名”结构是不同的。作者还分析了定指“量名”结构的句法结构：石汝杰、刘丹青（1985）认为定指的量名结构是由“指示语+量名”结构发展而来的,即省略了指示语。作者指出这是存在问题的,一是不知道定指义是如何从指示语传到量词的,二是两者应该具有同样的意思,可并非如此。他支持Simpson（2005）定指的量名结构是DP结构的观点,指出量词处于DP投射中心语的位置,由于缺少数词,量词经历了Cl到D的提升,变成了DP的中心语。作者指出,吴方言中表定指的量词和英语中的定冠词the是不能等同的：（1）两者的位置是不同的,前者也没有“独一无二”这种含义的预设,具有定指含义的不是量词,而是D位置;（2）前者基于“弱熟悉性”,后者基于“强熟悉性”（Robert,2003）。他认为,定指的“量名”结构和非定指的“量名”结构一样,都有谓词性解读,经历了量词到D位置的提升,这一过程是论元形成的过程（Landman,2004）,同时产生了定指的广义量词的解读。
作者最后指出,“量名”结构是具有计数解读的,当“量名”结构具有不定指功能时投射出一个ClP,再与Num结合形成一个NumP,并给出了逻辑语义表达式：如||ben shu||=λx. π1（x）∈（∪∩BOOK∩k）∧Volume（π1（x））∧π2（x）=k。
第十章中作者指出,吴方言中的“Cl+N”结构也可以是非光杆结构,前面也可以加形容词、指示词和拥有者等修饰语,遵循一定的顺序并且是定指的。被修饰的“Cl+N”结构具有定指解读,是DP结构。作者提供了两个证据：（1）带修饰语的并列结构是两个DP结构的并列,量词和修饰语处于不同的句法位置,前者处于DP中心语的位置;（2）在吴方言和普通话中,“指示语+量名”结构意味着单数性。在普通话中,“量名”结构是基础生成的,而在吴方言中,量词的句法位置高于数词,跨过空的数词中心语,经过了由Cl中心语的位置到D中心语位置的移动。上述两个证据表明,在吴方言中,量词不在位于基础生成的Cl中心语位置,而是整个DP投射的中心语。
对于定语从句和中心语的关系,Partee选择使用[the[N-RC]]而非[[the N]-RC]结构,即定冠词the指向的是N-RC的外延而非N的外延,定语从句的语义类型是<<e,t><e,t>>,作用于一个<e,t>的谓词类型。作者指出,Modifier-Cl-N的线性结构是违反Partee（1975）的组合语义的,他遵循Bach & Cooper（1978）选择使用[[the N]-RC]结构,认为名词短语如DP可以带一个额外的表属性的论元,这可以由一个关系从句和表属性的名词短语结合来实现,其中DP经历了由类型为<<e,t>,t>的广义量词到类型为<<e,t>,<e,t>t>的函数的转换。量词前修饰语表示的信息对听话人和说话人来说都是熟悉的,这种熟知性同时是量词由Cl位置移位到D位置的必要条件。
二、简评
数量结构中的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一直被句法学家、语义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关注,主要有两种观点：（1）这种区分是句法的语法区分;（2）这种区分是本体的区分。作者将两者区分开来,他遵循Chierchia（1998b）的观点,认为汉语的名词都是不可数的,可数与不可数在汉语的名词域是本体的认知区分,就量词的功能而言,可以将其划分为计数量词和计量量词,这是句法的区分。
Cheng & Sybesma（1998）认为汉语中可数和不可数的区分存在于量词层面而非名词层面,是句法的区分,具体表现为个体量词与非个体量词的区分,两者区分的两个标准即量词前是否可以用形容词修饰或后面加“的”：如果可以,则是非个体量词;如果不可以,则是个体量词。作者不同意Cheng & Sybesma（1998）有关个体量词和非个体量词的句法区分标准：（1）量词前形容词只能出现在“非个体”量词前,不能出现在“个体”量词前。他引用陆俭明（1987）给出的24个形容词可以出现在个体量词前的反例,如“一大栋房子”和“一大个芒果”是成立的。（2）“的”只出现在非个体量词后,会引出一个计量解读,作者指出“的”也可以出现在个体量词后并给出了反例。他指出,Cheng & Sybesma（1998）的个体量词和非个体量词不能清晰地区分可数与不可数,并在本书中给出了更多的反例,证明了这两个并不是理想的区分标准。
英语中可数与不可数名词有明显的句法标记：是否可以直接被数词修饰,是否可以加复数标记如s,是否必须加量词,这种区分是明显的语法的区分。但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如同英语一样有清晰的句法标记,如汉语中所有的名词都需要加量词,希伯来语中harbe可被翻译成much或者any。汉语的名词必须有量词修饰,从语法上看都是不可数的。Chierchia（1998a）曾指出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是应该独立于句法的,他总结了5点：（1）同一种语言中具有相同感知显著性的实体,有些是可数的,有些是不可数的,如英语中rice是不可数,而lentil/lentils是可数。（2）同一种语言中存在近义词组对,同时可以用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来表示,如英语中一些近义词组对shoes/footwear,coins/change,carpets/carpeting,荷兰语中也有一些近义词组对de meubel（the piece of furniture）/het meubilair（the furniture）。（3）一种语言中的可数名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是不可数的,如英语中的chalk是不可数的,但在希伯来语中giyr是可数的。（4）同一种语言中平行的可数／不可数近义词在跨语言的使用中可能是相反的,如英语中的hair/hairs与意大利语的capello/capelli是平行的,“剪头发”在英语中用不可数名词结构表达I cut my hair,而意大利语用可数名词复数表达Mi sono tagliato i capelli（pl）。（5）汉语中,光杆名词是一个不可数名词短语,但如果表示多只熊需要加量词（Krifka,1995）。这些跨语言的现象证明可数和不可数的区分受句法的影响,但其区分又不完全是句法的。
Link（1983）提出根据名词是否具有原子性（atomic）和是否同质（homogenous）来区分可数与不可数名词。作者不否认名词域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是本体的或认知的,但指出有些名词根据其本身是否为原子或同质性来区分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非个体名词如furniture具有原子性而一些个体名词如fence是同质的。Rothstein（2009/2010）也指出根据名词是否具有原子性（atomicity）或同质性（homogeneity）来将名词划分为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是不合理的,有些不可数名词如处在上位范畴的一些名词furniture、silverware是非个体的,但具有原子性,有些名词如fence、wall等是个体名词但又不具有原子性,有些不可数名词如salt、rice是不完全同质的,一些学者对这些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Gillon,1992;Chierchia,1998a;Landman,2006）。Rothstein（2010）指出,我们要区分自然原子性（natural atomicity）和形式原子性（formal atomicity）,后者是布尔结构中的原子。Rothstein支持Chierchia（1998）的不可数名词也有原子性的观点,并区分了可数名词域中的原子和不可数名词域中的原子：前者是语义原子性,后者是形式原子性。Gillon（1992）、Chierchia（1998a/b）和Landman（2006）都曾指出,不可数名词域也是原子性的,可以表示为布尔结构（Boolean semi-lattices）中的原子,可数与不可数的区分不在于他们所指事物属性的区分,而是我们如何表达它们。Barner（2005）的儿童语言习得的行为实验也证明了个体的集合名词和个体名词一样都表示个体,当儿童被问及who has more furniture时,他们会比较数量的多少而非量的大小,这说明儿童将个体的集合名词也视为个体名词。这些都证明,可数与不可数仅从本体或认知的角度来区分是不够的。
对于Cheng & Sybesma（1998）中有关量词区分的两大标准,许多学者都已经给出了反例,指出有些个体量词前也可以加形容词（罗远林,1985;陆俭明,1987）,个体量词后也可以加“的”（Tang,2005）。不仅如此,Cheng & Sybesma（1998）将量词划分为个体量词和非个体量词,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说明这与可数与不可数是如何联系的,个体量词后必须跟可数名词,但是非个体量词后既可以跟可数名词也可以跟不可数名词,如“一瓶牛奶”是成立的,“一箱书”也是成立的,“牛奶”是不可数名词,但“书”是可数名词。作者从汉语量词的功能入手,从句法的层面对汉语的量词进行了新的划分,将汉语的量词分为表计数的量词和表计量的量词,有效地解决了数量结构中存在的歧义现象,对汉语量词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数量结构中存在着歧义现象（Selkirk,1977;Corver,1998）,如“John carried three bottles of water home”中“three bottles of water”表示计数,而“I poured three bottles of water into the soup”中“three bottles of water”表示计量。这种区分是句法的,可以从句法结构上体现出来。作者依据Rothstein（2009）给出的英语数量短语的句法结构,分析了汉语中数量结构的计数与计量解读（见图1、2）：
图1
图2
在计数解读中,量词和名词形成一个ClP,再与数词结合形成NumP;而在计量解读中,数词与量词先结合形成ClP,再与名词结合形成NP。作者同时给出了各自的形式语义分析,这是对之前以句法为主的量词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他认为,汉语的量词和英语不同,是应用于表示种类的光杆名词,表示从种类到以情境k为标记的种类实现的函数,其类型为<k,<d×k,t>>。他给出了计数量词和计量量词的区分标准：（1）形容词只出现在表计量量词前,修饰的不是量词或名词而是Cl+N,量词前形容词的类型由<e,t>转化为<<d,t>,<d,t>>或<<d×k,t>,<d×k,t>>。（2）量词后“的”出现的情况是计量语境。“的”也可以跟在计数量词后,但表示计量意,是对总的数量进行估价,是不确定的量,如“五百棵的树”,此时相当于as many as。当出现在计量量词后,数量短语相当于as much as,如“两公斤的苹果”。
该书不仅分析了汉语普通话中存在的量词,也将汉语方言（广东话和吴方言）纳入在内,探讨了Cl+N（量名）结构,对普通话和方言中的量词的句法语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指出,不定指的量名结构会生成一个ClP,而定指的量名结构会生成一个DP,并且量名结构是具有计数解读的,被修饰的量名结构是具有定指解读的,是DP结构。
但是,笔者认为,本书的几个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首先,作者将汉语量词进行了二分法分析,既然是二分,笔者认为应该包含所有的量词,但是作者将种类量词排除在外,即[—计数,—计量]。且有的量词既是计数的也是计量的,这也不完全符合二分法。
其次,本书出现了几处笔误或排版错误。如第140页,作者指出在计数解读中,Num和Cl会形成一个ClP,此处应该是在“计量解读”中;第217页,作者在例（29）中给出了计数解读和计量解读的两个例子：（a）wo kai le san ping（de）jiu.[Counting]及（b）wo-de wei neng zhuaung xia san ping de jiu. [Measure],作者前面指出容器量词后加“的”可以表示计量解读,不加“的”表示计数解读,因此（a）情况中possible to insert de after ping应改为impossible to insert de after ping,（b）情况中Ping be followed by de here应改为Ping can be followed by de here。
参考文献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D].
The NP-S analysis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J].
We have sketched how it is possible to give an analysis for adjoined relative claus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mpositionality principle and have shown that the technique which seems necessary for this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a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for the NP-S analysis of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It is unlikely that anyone work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compositional theory would choose the NP-S analysis for English, since it is clearly much less elegant and simple, in some intuitive sense, than the alternative Nom-S analysis. Our results seem to indicate, however, that such an analysis cannot be ruled out in principle, since any constraint on the theory that would exclude the NP-S analysis would seem to exclude the Hittite analysis as well. So the arguments for the Nom-S analysis in the English case must be based on other grounds, or the Hittite analysis is also incorrect and should be ruled out, or the happy discovery of some as yet unknown principles will allow one but not the other.
Quantity judgments and individuation: Evidence that mass nouns count
[J].Three experiments explored the semantics of the mass-count distinction in young children and adults. In Experiments 1 and 2, the quantity judgments of participants provided evidence that some mass nouns refer to individuals, as such. Participants judged one large portion of stuff to be ore than three tiny portions for substance-mass nouns (e.g. mustard, ketchup), but chose according to number for count nouns (e.g. shoes, candles) and object-mass nouns (e.g. furniture, jewelry).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some mass nouns quantify over individuals, and that therefore reference to individuals does not distinguish count nouns from mass nouns. Thus, Experiments 1 and 2 failed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exist one-to-one mappings between mass-count syntax and semantics for either adults or young children. In Experiment 3, it was found that for mass-count flexible terms (e.g. string, stone) participants based quantity judgments on number when the terms were used with count syntax, but on total amount of stuff when used with mass syntax. Apparently, the presence of discrete physical objects in a scene (e.g. stones) is not sufficient to permit quantity judgments based on number. It is proposed that object-mass nouns (e.g. furniture)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individuals due to lexically specified grammatical features that normally occur in count syntax. Also, we suggest that children learning language parse words that refer to individuals as count nouns unless given morpho-syntactic and referentia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n which case object-mass nouns are acquired.
Yi-wantang, yi-getang: Classifiers and massifiers
[J].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J].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pretational variability of bare nouns and [classifier+noun] phrases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We argue that bare nouns are never bare in structure and that [classifier+noun] phrases may have more structure than just Classifier Phrase. We show that the lack of articles and number morphology in Cantonese/Mandarin leads to many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type languages and English-/Italian-type languages.
How universal is the universal grinder
[J].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J].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bare nominal arguments (i.e., determinerless NPs occurring in canonical argumental positions)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It is proposed that languages may vary in what they let their NPs denote. In some languages (like Chinese), NPs are argumental (names of kinds) and can thus occur freely without determiner in argument position; in others they are predicates (Romance), and this prevents NPs from occurring as arguments, unless the category D(eterminer) is projected. Finally, there are languages (like Germanic or Slavic) which allow both predicative and argumental NPs; these languages, being the 'union' of the previous two typ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like Romance for certain aspects of their nominal system (the singular count portion) and like Chinese for others (the mass and plural portions). This hypothesis (the 'Nominal Mapping Parameter') is investigated not just through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but also through a detailed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bare arguments in Germanic (English) vs. Romance (Italian). Some general consequences of this view, which posits a limited variation in the mapping from syntax into semantics, for current theories of Universal Grammar and acquisition are considered.
Plurality of mass noun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Predicate movement in pseudo-partitive constructions
Quantifiers and Selection
[D].
Toward a common semantics for English count and mass nouns
[J].http://www.jstor.org/stable/25001491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M].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M].
The logical analysis of plurals and mass terms: A lattice-theoretical approach
Montague grammar and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J].Describes and partially presents a theory of grammar combining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s of Montague's theory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 to syntax. Appendices include examples of truth definitions, derivations according to Montague's theory and illustrations of types of intentional logic. A list of references follows. Available from the MIT Press, 28 Carleton Street, Cambridge, MA 02142. (CLK)
Ambiguous pseudo-clefts with unambiguous ‘be’
Measuring and counting in Modern Hebrew
[J].
Counting and the mass-count distinction
[J].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n account of the semantics of count nous. I show that neither the atomic/non-atomic distinction nor the homogeneous/non-homogeneous distinction is 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semantic contrast between mass and count nouns, since there are mass nouns which are atomic, and there are count nouns which are homogeneous. Starting from a version of Chierchia's 1998a account of the semantics of mass nouns under which the mass and count domains are atomic, I show that the denotation of singular count nouns is derived via a measure operation which picks out sets of non-overlapping entities which count as one by a recoverable unit of measurement. These entities I call 'semantic atoms'. Since the choice of unit of measurement may be context dependent, the denotation of a count noun may be context dependent too. Grammatical oper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restricted to, counting require access to sets of semantic atoms, thus count nouns but not mass nouns can be directly modified by numerals. A third relevant notion of atomicity,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both formal and semantic atomicity, is natural atomicity. This is a (gradable) property of predicates which denote entities which (usually) come in inherently individuable units. The derivation of count nouns may make use of natural atomic structure, but this is not necessary. As Barner and Snedeker 2005 show, mass nouns as well as count nouns may be naturally atomic.
Uniqueness in definite noun phrases
[J].No Abstract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Expressive presuppositions
[J].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theory
[D].
Nouns or classifiers: A non-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J].
Numeral Classifier Structures[Z]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M].
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
[J].正 §0.现代汉语数量词中间,有时可以插入一个形容词,例如: 只切了一片儿肉→只切了一薄片儿肉喝了一杯白兰地→喝了一满杯白兰地就吃了一牙西瓜→就吃了一小牙西瓜我们都吓了一跳→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关于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的补充考察
[J].正陆俭明先生的《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一文(以下简称陆文),较为详尽地考察了现代汉语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的各种情况,分析了这种插入组合所受到的各种制约因素。这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有利于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正确认识和掌握这种组合规律,而且为汉语本身的句法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对这种插入组合的另一种情况,作一补充考察。 一 我们认为,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的组合,不仅要受到数词和量词,特别是量词的制约,以及数量词所修饰的名词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语境语义因素的制约。语境语义制约是陆文没有提到的另一种情况。 语境语义制约,是指句子结构以外的上下句形成的语境,在语义上对这种插入组合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可以影响句子结构内部的插入组合。陆文提到: 由量词“件”形成的数量词,当它修饰名词“行李”时,中间可以插入形容词(一
苏州方言量词的定指用法及其变调
[J].苏州方言里头的量词,除了可以跟数词、指别词一起构成数量词组或指量词组来修饰名词外,还能单独地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如: 根稻柴稻草(?)条被头被子(?)本借得来葛书(?)(?)串钥匙(?)段小花头葛布(?)(?)个糊涂朋友(?)粒饭米糁饭粒(?)(?) 这种量名词组,意义跟"指别词‘搿’[(?)](十数词‘一’)+量词+名词"的格式大致相同,都有确定的指示意义。但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试比较: (1a) 张纸头啥场化什么地方来葛?? (1b) 搿张纸头啥场化来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