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潮的推动下,美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发生了剧变。整个社会以物质利益为中心,人们的物质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精神追求,信仰危机已然出现。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人们曾遭受战争、饥荒和内乱等不幸,曾因对原罪的恐惧战战兢兢,那么“如今人们所受的折磨是信仰虚无,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且不相信事情的必要性是合理有益的”（爱默生,1993a：180）。简言之,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处于价值转型的焦虑之中。与此同时,美国文学也处于从附庸到独立的重要转型期：一方面,19世纪初期,美国文学仍然依附于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缺乏独立性;另一方面,在清教的影响下,美国初期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主要是牧师们写的布道文,其他作品大都被视为不虔诚的文学,即文学仍为宗教服务。虽然唯一神教把对文学作品的纯粹道德约束上升为道德的美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是文学仍然没有摆脱其依附于宗教的附属地位。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奥尔弗斯意象的重现对重建美国价值观和推动文学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众多文学家纷纷呼唤美国奥尔弗斯式人物的出现。欧瑞斯特•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在1836年与爱默生的聚会上提出：“我们的时代需要一个理想人物,他能融合有限和无限。”（Brownson,1950：108）虽然这样的理想人物几乎不可能存在,但“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中间人来调和冲突的利益和原则”（同上：114）。布朗森的理想人物和中间人体现了对奥尔弗斯式人物的呼唤。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认为奥尔弗斯是一个既具有神性权威的立法者,也是一个可以启迪所有人灵魂的意象,一个兼顾权威性和普遍性的形象,这恰是时代需要的。（Fuller,1941：111）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曾提出奥尔弗斯是许多神祇的合体,用语言和艺术把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爱默生在此基础上提出,奥尔弗斯是智慧的集合体,他融合了柏拉图、普罗提诺等众多哲人的思想,“预示着19世纪最高的渴望”（Yoder,1978：4）。以此为蓝本,爱默生构建了一个奥尔弗斯式的理想诗人形象,他成为爱默生眼中履行美国价值重建和文学独立使命的最佳人选。

奥尔弗斯式诗人的形象渊源已久。奥尔弗斯（Orpheus）,又名俄尔普斯,是希腊神话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根据传说,奥尔弗斯是色雷斯人,他的父亲是色雷斯国王俄阿格鲁斯（Oeagrus）,母亲是缪斯神卡里厄普（Calliope）;一说他的父亲是阿波罗（Apollo）,他教给奥尔弗斯音乐,并赠予他自己最爱的竖琴。奥尔弗斯擅长诗歌和音乐。他的音乐具有非凡的魔力,能感动神灵、撼动山石,使草木野兽为之动情。这种魔力象征了艺术沟通天人的力量,也是奥尔弗斯成为诗人和音乐家的原型和典范的原因。

古希腊很多的宗教诗歌都归到了作为诗人的奥尔弗斯名下。虽然有人称奥尔弗斯名下的诗作大多是后人的托名之作,但有学者指出,“人们一直都把他看作与荷马和赫西俄德齐名的诗人”（Linforth,1941：107）,而且“他还被赋予了西比尔式的预言能力……如今这些诗歌主要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存在于其他作者的文献中”（李永毅,2006：88）。所以,无论是从神话传说还是从文学史料来看,奥尔弗斯都是一位具有魔力的伟大诗人,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形象和故事为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和灵感。文学家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像奥尔弗斯一样富有灵感、想象力和具有预言能力的诗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奥尔弗斯般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不同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奥尔弗斯或以之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在不停地演变。有学者指出,关于奥尔弗斯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前后：诗人伊比库斯（约公元前530年）在其诗中提到了“奥尔弗斯”（Guthrie,1952：1）;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公元前456年）在悲剧《阿伽门农》中提到奥尔弗斯的歌声令万物沉醉;品达（公元前522—公元前442年）把奥尔弗斯称为“诗歌和音乐之父”（Guthrie,1952：314）;贺拉斯在《诗艺》中把他称为“‘神的代言人’,认为他体现了诗歌化无序为有序、化野蛮为文明的伦理力量”（李永毅,2006：89）。到了中世纪,奥尔弗斯—克里斯托斯（Orpheus-Christos）的形象开始流传,Christos是基督,奥尔弗斯—克里斯托斯被视为牧人、诗人和人的教导者。基督教徒在奥尔弗斯身上看到了耶稣的影子,“在罗马陵墓中的壁画中,甚至发现了基督手持竖琴的形象”（Dawson,2000：248）。文艺复兴时期,奥尔弗斯的形象在文学家和艺术家笔下大放光彩,他们纷纷以奥尔弗斯为题材来探索人性,以他为原型的音乐剧、诗歌、戏剧层出不穷。浪漫主义时期,奥尔弗斯的形象契合了雪莱笔下的诗人——“立法者和先知”（雪莱,1984：122）,也成为爱默生在《诗人》（The Poet）、《梅林》（Merlin）、和《巴克斯》（Bacchus）中描述的诗人形象的蓝本。

早在1830年之前,爱默生就开始阅读和设想奥尔弗斯的化身。1836年,在“超验主义圣经”《论自然》（Nature）中,爱默生首次在文学作品中提出“奥尔弗斯诗人”的意象。1838年,在《在神学院毕业班的演讲》（Divinity School Address）中,爱默生把“奥尔弗斯诗人”的形象进一步具体化成“诗人—神父”。在1844年的《诗人》中,爱默生把诗人的形象进一步细化,构建了一个具有三重身份的诗人。

《诗人》是爱默生集中阐释其诗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散文。爱默生在文中深入探讨了诗人的本质和作用,刻画了一个理想诗人的形象。爱默生以奥尔弗斯为蓝本,构建了“诗人”的三重身份：第一,诗人是一个“代表人物”（a representative man）,是“人”的代表和整个民族与时代的代表,是奥尔弗斯整体力量的化身;第二,诗人是“见者”（seer）和预言家,具有智性感受力,能洞悉并宣告未经人语的真理,是奥尔弗斯灵感与智慧的化身;第三,诗人是“言者”（sayer）和命名者,能把自然的象征意创造性地转化为象征性的语言,是奥尔弗斯语言艺术能力的化身。

爱默生在《诗歌与想象》（Poetry and Imagination）一文中指出,“真正的奥尔弗斯是用人而非音节来书写颂歌。诗人正是这样的人。”（Emerson,1904c：65~66）在《论自然》中,爱默生称“一个个具体的人（the individuals）正是来自‘普遍的人’（the universal man）”（Emerson,1904a：70）。“普遍的人”是爱默生抽象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在他的话语体系中,奥尔弗斯式的诗人正是“普遍的人”的代名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代表。爱默生把奥尔弗斯与“人”连接起来,作为“神的代言”的奥尔弗斯由此化身为“人的代言”,诗人化身为“人的代表”。

为什么诗人能成为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从爱默生创作《诗人》的背景入手。在爱默生创作《诗人》的几乎同一时期,他正在准备有关“代表人物”的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汇集收入《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一书,书中涉及诗人莎士比亚、神秘主义者斯威登堡、怀疑论者蒙田、作家歌德、阅世老手拿破仑和哲学家柏拉图六个代表人物。《代表人物》实际上讨论的是伟人的问题,是爱默生对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0）中伟人观的回应。卡莱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伟人是一个领导者,他的作用在于领导和统治其他人,维护整个国家的秩序。爱默生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伟人是所有人的典范、象征和代表,“是一个放大镜,我们通过他们来认识自己”（Emerson,1904b：5）。所以伟大人物不是高高在上地统治着我们,而是帮助和引导我们认知自我。从根本上说,卡莱尔关注的是民主社会是否需要领导人物,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物;爱默生关注的是民主社会中个体的平等和自由。为了与卡莱尔的“伟人人物”相区分,在《代表人物》的开篇《伟大人物的作用》（Uses of Great Men）一文中,爱默生不断地将“伟大人物”（Great Men）一词改写为“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这一改写体现了一种内涵的改变。文中的代表人物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代表或者一个象征性人物,是民族、时代的代表,是人类的代表、自然的代表和宇宙秩序的代表。在爱默生看来,诗人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在《诗人》中,爱默生称诗人是“一个特殊的代表”。具体地说,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代表”有两层含义：

第一,诗人首先是一个“人”,他和普通人有共通性,是所有人的代表。爱默生认为,普通人本身就具有神性,具有创造力,具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他甚至认为,在语言创造之初,每个人都是诗人。后来,人的神性都湮没在日常经验生活中,“其原初的神圣性已改变”（爱默生,2008：116）,已经不被察觉了。因此,人们无法超脱物质世界探索“隐秘的真理”,无法进入更高的精神世界。但是,诗人是一个灵魂完善的人,一个能力高度发展的人,一个让感性和理性力量在自己身上达到平衡的人,一个“完人”（Complete Man）。诗人具有超越常人的感受力,他是世界的盟主,能凭借直觉感受到隐藏在事物下面的统一性,可以“透过男人、女人、大海和星辰”等自然界万物看到万物的转化变形,看到上帝、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看见自然的本质,可以“透过期限、时代、世界和种族”,跨越时空的界限,“看见音乐般的秩序、珠联璧合的节奏”,把握宇宙的规律。所以,诗人“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个人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同上：115）,他也因此成为所有人的代表。尽管诗人能获得普通人无法认识的真理,他“认识的真理和拥有的艺术是曲高和寡的”,但这个真理是所有人都需要的,“他所认识的真理和艺术最终会吸引所有的人”（同上：115）。所以,诗人是一个人对所有人讲话,他会将“领受的自然宝训传授给众人”（同上：115）,将自己所获得的真理传达给其他人,并帮助其他人发现和表达真理。爱默生在《美之歌》（Ode to Beauty）一诗中提到的奥林匹斯的诗人、奥尔弗斯般的诗人,都是在“尘世”而非天界吟唱“神界的思想”,他们用诗把获得的真理传达给众人,抑或众人在他们的诗中发现真理。从这层意义上来看,诗人也是所有人的代表。不仅如此,在《诗歌与想象》中,爱默生同样将诗人看成人类的代表,并指出诗人成为人类代表的能力还在于他所运用的象征。他认为,所有象征都是一瞬即逝的,但是诗人有一种能力,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不断地由一种象征转移到另一种象征中去,这种能力使得诗人成为人类思想的代表。（埃利奥特,1994：318）

第二,诗人是民族和时代的代表,他能用诗反映民族和时代的特征。爱默生眼中的诗人是一个“综合者”,他不仅聚合了诸多个体的能力成为“所有人”的代表,而且囊括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时代的需求,成为民族和时代的代表。他把个人的生命与整个时代以及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诗人莎士比亚》（Shakespeare; or, the Poet）中,爱默生称“诗人是与他的时代和国家声应气求的一颗心”（爱默生,1993b：783）,莎士比亚正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他认为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诗人,是诗人中的诗人。他能利用舞台为大众写作,他能从本时代、本民族中就地取材。他的十四行诗富有震撼力量,可以将一切事物转化到它们的本质,阐发时代的主题。然而,时下的美国却缺少这样的人物：

当今美国没有这样的天才：他用那双严厉的、能洞察我们国家无与伦比的物质材料价值的眼睛,从我们时代的野蛮与物欲中看到他在荷马史诗中看到过的那些令他敬仰的诸神的狂欢……我们的公众演说和公众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捕鱼业,我们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我们的船只和政府对债务的托辞,泼皮的暴怒和老实人的胆怯,北方的贸易、南方的种植业、西部的开阔以及俄勒冈和德克萨斯都未曾被诗人吟唱。（爱默生,2008：133）

在他看来,美国的土壤早该孕育出卓越的诗人,然而这位诗人却迟迟没有到来。他渴望出现一位美国诗人,一位美国的代表人物,能吟唱美国的广袤领土,描绘美国的景观、人物和事件,挖掘美国独特的价值,从对英国文化及诗歌传统的依赖中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民族和时代的诗歌,展现美国本身这首诗的韵律。

从诗人的第一重身份可以看出,集合众神之力,凝聚集体智慧的奥尔弗斯已经化身为“人的代言”,奥尔弗斯式的诗人成为一个“代表人物”。这一定位消解了上帝的绝对权威,肯定了人的神性和价值,体现了对个体及民主平等的关注,有助于个体自我价值观的建立。作为代表人物的美国诗人从本民族和本时代取材,拓宽了美国文学的创作题材和主题,推动了美国文学的民族化。

神话中的奥尔弗斯具有变形的魔力,他能看透自然界万物,化无序和杂多为有序和统一。爱默生笔下的诗人亦如此：他“能将世界变成透明的玻璃,向我们展示它们在其序列中所处的位置”（爱默生,2008：124）。也就是说,他能凭借独特的感受力透过世界的表象“看到”事物运行的规律。因此,爱默生称诗人为“见者”。在《诗人》一文的开篇诗中,爱默生用“充满欢乐的双眼”“流星般的目光”“隐秘的光”“越过视野的边缘”“透过”和“看见”等一系列词语刻画了一位“见者”的形象。诗人还能宣告“未经人语的”事物或现象,他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发言人”（爱默生,2008：118）,即诗人所言就是真理,所以诗人也是一个预言家（prophet）。如卡莱尔所言：“真正的诗人是‘见者’。他天生能看到宇宙的神秘,能破译神谕;我们也称他为预言家和‘见者’,因为他能看到‘公开的秘密’的伟大之处,使隐秘之物变得明朗,未来只是现在的一个阶段：诗人所说都是预见的真理;他会践行自己所言。”（Carlyle,1894：237）诗人作为“见者”和预言家这两种身份隐含着两个过程,一是诗人认知世界、把外部世界内化的过程;二是诗人把对世界的感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外化过程。

从16世纪末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大陆到1783年美国诞生,美国人一直在政治上争取自己的独立。直到19世纪初,美国依旧没有形成自己本国的文化。英国《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的创办人之一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在1803年公然问道：“在地球上,有谁能读到一本美国书?”（黄宗英,2010：50）爱默生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而当时引进美国的两本著作——托马斯•布莱克韦尔（Thomas Blackwell）的《荷马的生平与写作》（Life and Writings of Homer）和罗伯特•劳瑟（Robert Lowth）的《希伯来宗教诗歌》（Lectures on the Sacred Poetry of the Hebrews）进一步促成了爱默生“诗人是预言家”的观点。这两部书一方面质疑了权威文本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把诗人提高到了先知和预言家的位置。荷马是古希腊的先知,《圣经》是希伯来的圣典,那么,爱默生时代的美国《圣经》、美国先知在何处?爱默生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诗人。他一面反对作为标杆的欧洲文学的权威性,一面哀叹当时美国文学的微不足道而渴望文学的神圣精神和活力,渴望美国出现预言家—诗人。

爱默生在他的诗选《帕纳索斯》（Parnassus）序言中提到了两种诗人：天生的诗人和后天养成的诗人。他认为乔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赫伯特等诗人属于前者,蒲柏和弥尔顿等属于后者。（Emerson,1874： iv）在他看来,真正的诗人是天生的,他们生来就具有内在的激情和神秘的力量,这种天生的力量在他看来是一种“隐秘的智性直觉”（ulterior intellectual intuition / perception）,诗人凭此直觉来“见”世界。那么,爱默生眼中的“隐秘的智性直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从“隐秘”一词来看,这种能力带有神秘的色彩,隐含灵感的力量。有学者指出,“奥尔弗斯的母亲是缪斯神卡里厄普,向他传授音乐的是太阳神阿波罗。他的音乐能够感动万物正是由于有神的帮助。因此,奥尔弗斯本人就是西方灵感观念的化身,奥尔弗斯传统（Orphic tradition）也就是灵感创作的传统。”（李永毅,2006：91）柏拉图的灵感说和心灵狂迷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他认为诗人因“神圣的狂怒”而作诗,正如希腊圣人在某种力量指引下变成了神秘力量的代言人。诗人因接受灵感而暂时放弃自己,精神之光才会降临到他身上,他才会说出精神。爱默生赞同诗人应该在灵感降临时创作,他认为,诗属于“特定的灵魂”和“特定的时辰”,灵感降临时：

世界仿佛哗然敞亮,

上帝的意志自由驰骋,

那时即使白痴也会惊醒,

洞见千年里人世的变迁。^①(① 李永毅译,选自：范圣宇主编.爱默生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16~219.下文选自《梅林》的译文均出自此书,仅标注页码。)

（《梅林（一）》第70~73行）（Emerson,1904d：121）

但爱默生指出,诗人不应完全被动地接受灵感。

他的学识应广博深厚,

他的训练不应减少

对快乐的信仰,或令其缺失：

他的身体自当感觉,他的眼睛自当读懂

来自可怕力量的每一句箴言;

在丰富中他品尝

生命的蜂巢,但不应太快;

吃饱喝足,却不应沉醉其中。^②(② 译文系本文作者自译。)

（《诗人》第40~48行）（Emerson,1904d：310）

他也不赞成诗人借助外物让自己进入兴奋状态以获取超越平常的力量,那样产生的情绪“是一种赝品式的激动与狂怒”（爱默生,2008：129）。葡萄酒、鸦片、咖啡等“助长人摆脱自己的离心趋势,让他进入自由的空间……这是一种看似使人获得自由、实则能使人误入歧途的方式。它不是一种使人进入天国式的解放,而是一种使人坠入更为低贱的境界的‘自由’”（同上：128）。可见爱默生所说的智性直觉有别于灵感或狂迷,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创作感觉或神启之力,而是“一种在哪里看和看见什么的智慧,来自于通过形式而对事物的轨迹和事物的运行背景的把握”（同上：127）。这种直觉力量背后蕴含着对客观真理的探求,正如爱默生在《诗歌与想象》中提到的：“诗人醉心于思想和规律。他明白它们的运作方式,受它们驱使。他的兴趣从可见事物上升到它们的象征意义,他从一个旁观者成为一个制造者。当所有的一切流动前进,所有能力和欲望发挥作用,所有洞察力成为主宰力量时,诗人就有无限的希望。”（Emerson,1904c：13）由此可以看出,智性直觉既包含感知事物形式的感性因素,也包含把握事物规律的理性因素。当然,这不同于启蒙时期运用理性、知识和技巧来把握世界的方式,而是更强调直觉和想象。真正的诗人在普通事物中寻求创作的题材,用直觉感悟自然和精神的规律,使人为之物和与自然相违背之物同自然重归于好,而且还能“看到它们已融合到一种规模巨大的秩序中”（同上：123）。

爱默生多次在他的诗歌中塑造具有“隐秘的智性直觉”的诗人形象,最典型的当属梅林和尤利埃尔。在《梅林（一）》（Merlin I）中,爱默生称：

诗人当如君王,

击打琴弦必须有野蛮雄健的力量

……

揭示太阳旋转的秘密,

和辽远星球的火焰。（216）

（《梅林（一）》第9~10行、第14~15行）（Emerson,1904d：122）

此处,梅林（诗人）成为世界的盟主,他可以揭示宇宙的规律,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正是智性直觉的体现。在《尤利埃尔》（Uriel）中,爱默生写道：

他（诗人）以神的身份断言,

应当抛弃线的概念。

“自然界根本没有直线,

个体和宇宙都是圆,

所有光线的旅行都是徒劳,

恶会赐福,冰会燃烧。”（李永毅,2014：288）

（《尤利埃尔》第19~24行）（Emerson,1904d：14）

这里,爱默生借“线的概念”代指人们对自然片面单一的认识,用“圆”来喻指对世界全面立体的认知。表面上看,自然界的万物纷繁复杂,但从本质上看万事万物都归于统一,看似矛盾对立的两个事物不仅相通而且还能相互转化,这就是为什么“恶会赐福,冰会燃烧”。尤利埃尔能看到这一点是由于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性直觉,自然界经过尤利埃尔的眼睛,就由对立变成了统一。

在诗人的第二重身份中,富于灵感与智慧的奥尔弗斯化身为具有隐秘的智性感受力的诗人,他能理解神谕,把握世界的规律,预见未来的发展,并获得真理。面对缺乏活力的美国文学,爱默生借此传达了自己的期望,期待美国能走出奥尔弗斯般的“见者”或“预言家”诗人。这一观点把诗人提升到与神同等的地位,把诗歌看作与神谕同等重要,把文学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美国文学的独立。

奥尔弗斯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变化不一,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化自然万物为语言和音乐的魔力。爱默生认为自然本身蕴含着精神或超自然的力量,它本身是一种美的存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然的美,但他们只爱实在的美,而且倾向于用生活而非词语来表达美。因而,爱默生在《诗人》中提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喑哑的”,他们无法将自己与自然的交流复述出来,无法将折磨着我们的“隐秘的真理”表达出来,因为大部分人身上“存在着一些阻碍的力量和某种过分的冷漠”（爱默生,2008：117）。普通人的表达障碍使词语和语言本身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富有魔力的奥尔弗斯仿佛也在世间消失了。而爱默生笔下的诗人不同于常人。他认为诗人是“言者”,“是自然的代言人,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从事我们前面所说的表达”（同上：117）。因此,“只要他（诗人）的眼睛看见的/他的语言都能清晰敏锐地描绘”（Emerson,1904d：134）。他能领会自然的秘密并用诗的语言将之传与众人,他能写出人们想要说出而且必须要说出的话。

诗人是“言者”的观点本质上指的是诗人能够化自然象征为富有象征意义的语言,诗人的象征性语言来自于对自然象征意义的把握。爱默生认为语言源于自然,语言是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自然是精神的象征,词语则是自然的标记,因而,词语或语言中就具有表征精神的能力,蕴含了对精神的象征。因此,语言在产生之初就富含诗性,语言的象征意义也是语言的诗性所在。然而,从语言形成之初至今,其最初的诗性特质不断消失,词语逐渐失去了与有形事物的连接,成为毫无生命力的僵化符号。诗人能看穿词与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重新把词语与有形的事物连接起来,这是诗人言说的力量所在。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富有象征意义的诗歌意象。爱默生认为事物本身的内涵比任何一个意象都丰富,但它必须通过意象来表达自己,意象恰恰能把事物的物质性和词语的精神性合二为一。诗人从广泛的自然事物中选取意象,捕捉意象背后的象征意义。爱默生坚信“象征的力量存在于意象中,因为这种力量存在于自然。它会产生如此的影响,是因为它本就如此。斯威登堡令人感叹之处并不是他的创作,而在他超凡的感知力——洞见,他不得不如此。世界是心灵的体现。通过意象能更好地理解心灵。相比意象的力量和意义,意象的选择不再是自发的,而是注定的”（Emerson,1904c：20）。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一个象征物固定地对应一个真理,这样的象征是机械的、僵死的。对于诗人而言则不然,同样的自然对象可以激发人作出不同的阐释,产生不同的象征意义,不同的自然对象也可以产生相同的象征意义。这样的象征是流动的、充满活力的,它能不断地激发创造者和读者从固定的模式和限制中逃离出来,进入对某一真理的新鲜感知中。诗人正是依仗对平常事物崇高性的不断地新鲜体验才得以创作出高于事物本身的词语。把握了象征的本质,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就不会只选择那些表面庄重体面的、“上流社会”才使用的词语和意象,因为“渺小的、卑贱的东西同样也可以用作伟大的象征”（爱默生,2008：123）,甚至越是简单卑贱的标本越能产生持久的力量和鞭辟入里的诗作。普通的蜜蜂和斑蝥、角落中的杜鹃花、简陋的大桥、暴风雪等都成为爱默生诗歌的重要象征物。他在《梅林（一）》中提到诗人这种用语言象征的能力：

梅林（诗人）雄健的诗行

足以化解自然的一切对立,——

他剥夺暴君的意志,

他给狮子温和的脾气,

他的歌声撒在翻涌的空气里,

便平息了迫近的风暴,

他让季节宁静地生长,

像诗歌一样安详。（217）

（《梅林（一）》第51~58行）（Emerson,1904d：122）

自然界的事物在诗人笔下都可以化为有意义的象征。与神赋予的生命的疏离导致了事物表面的丑陋,但诗人能透过事物的表面抓住事物内在的规律,能使个体的事物与宇宙整体融合为一,能用诗歌把事物变得更美。形象地言说,这就是诗人创作的过程,它像是蜘蛛在织网,所有进入诗人视线的东西都被纳入诗人织就的大网中。当事物被诗人用言语表达出来成为诗歌时,它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一种更高级的美,是具有精神的美。

但是,如果诗人仅仅是一个言者,那么诗人是不是就成为了自然象征的忠实记录者或者转换者,而不再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语言创造者了呢?而且,既然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中,也都能不自觉地在各个领域使用象征语言,那是不是人人都是“言者”?爱默生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人们都在使用象征性语言,但他们看到的大多是象征符号的偶然性和表面特征,由此创造出的象征无法摆脱僵死的结局。诗人则不同,诗人不只是摹写自然,他还能看到象征语言的神圣性以及象征符号背后的必然和根本,能将自己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注入象征性的语言中,使象征重新获得活力。凭借对事物本质的把握,诗人：

赋予每个事物以美妙的名字。

他目光投注的事物

无法接受民族的再次命名

他设之名不会被时间之雪掩埋

也不会被子孙后代忘记。^③(③ 译文系本文作者自译。)

（《诗人》第8~12行）（Emerson,1904d：309）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言者,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能抓住事物本质、去除事物表象的语言创造者。他言说的是思想和真理。

诗人的第三重身份是奥尔弗斯用语言艺术沟通天人的力量的化身。诗人对事物的命名、对思想与真理的言说以及创造性地使用词语还原了词语和事物的最本质的统一,体现了语言和事物最根本的对应关系。同时,这也是爱默生对语言本身真正的象征意义的唤醒。诗人作为“言者”激发了美国作家的创作力,促使他们从对欧洲传统的依附中走出来,冲破旧的僵化的语言牢笼,创造有活力的文学作品。

从遥远的神话走进现实的美国,奥尔弗斯不仅承载了爱默生对美国文学的期望,还背负着他的民主理想和哲学思想。爱默生曾谈到自己的作品关注的是个人的无限性,他描绘的诗人形象正是在肯定人的神性的基础上对个人潜能深度挖掘的结果。这一看似高高在上的理想诗人潜藏在每一个现实的人身上,由此发展的自我价值观成为个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提升自我的思想基础,也成为美国宗教世俗化和社会民主改革的思想源泉。作为一个哲学家诗人,爱默生眼中具有三重身份的诗人蕴含着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人、神和自然的统一,而诗人的“智性感受力”同超验主义所强调的认知方式——“直觉”不谋而合,因而在“诗人”身上诗歌与哲学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虽然爱默生评价自己未达到他塑造的理想诗人的高度,但他的诗人观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启迪了包括惠特曼、迪金森、奥尔森等一大批美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