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一生著作丰厚,创作体裁涉及杂文、短篇小说、散文、翻译等。其中,最早与英语读者见面的是他的小说作品^①(① 鲁迅一生中出版过34篇小说,除了最早的文言文小说《怀旧》外,其余33篇白话文小说收录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与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小说相比,针对鲁迅小说的英语译介开展时间最早,译介最为充分,次数也相对频繁。从1926年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The True Story of Ah Q）在上海面世,到2009年英国企鹅出版社推出蓝诗玲（Julia Lovell）的译本《<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针对鲁迅小说的英语译介活动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先后有十八位中外译者参与其中”（杨坚定、孙鸿仁,2010：49）。目前,学界关于鲁迅小说英译的研究数量不少,但对象多集中在文本层面,如方开瑞（2016）以及周领顺、周雯（2017）分别从叙事结构和乡土语言等方面比较了不同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也有学者如李燕（2013）和汪宝荣（Wang,2011）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过程。此外,蔡瑞珍（2015）深入分析了社会背景对美国鲁迅小说译介和研究的影响。总体上,学界对鲁迅小说英译本和译者翻译过程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对译本出版成书后在域外的实际传播效果缺乏关注。

鉴于此,笔者首先根据译本出版或发表时间将鲁迅小说的英译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再从每个时期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译作,考察它们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并结合历史政治背景探讨影响接受状况的因素。这三组译者分别是王际真、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以及美国汉学家莱尔（William A. Lyell）。

根据译本的出版或发表时间与政治历史背景,国内外关于鲁迅小说的英译活动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发轫期（1926—1949）、封锁期（1950—1979）和发展期（1980— ）。

1. 发轫期（1926—1949）

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比较频繁,中外译者尤其是国内译者参与人数较多,翻译活动多由译者本人发起,部分译文发表在国内外英文刊物上,也有一些以选集的形式在英美出版。

国内译者多为积极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学的翻译家,包括林疑今、冯余声、柳无垢、陈立民等。从地域上看,译本的发表和出版地主要集中在上海。从20世纪30年代起,上海英文刊物,如《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民众论坛》（People’ s Tribune）、《天下月刊》（T’ ien Hsia Monthly）等都曾刊登过鲁迅小说的英译版：《大陆报》于1935年第10期和1936年第19期分别刊载了林玉霖翻译的《狂人日记》和蒋学桢翻译的《肥皂》;《民众论坛》在1935年12月至次年4月期间发表了林疑今英译的《孔乙己》等7篇小说;冯余声翻译的《怀旧》发表于《天下月刊》1938年2月第2期上。此外,陈立民翻译的《伤逝》和柳无垢翻译的《祝福》均在1947年由上海正气书局出版。

尽管国内译介活动成果颇丰,这些译作对鲁迅小说的海外传播贡献却有限。它们在选材上往往局限于个别篇目,且多刊登在国内出版物上,这些出版物的读者群以国内民众和在中国工作、生活的英语世界人士为主^②(② 根据1931年的统计,《大陆报》读者中约1/3为在华外侨,1/3为中国人,只有1/3在国外。参见http://www1.beiwaionline.com/englishstudy/2003/Jul/corridor_01.htm)。

同时期的国外译者中,除英国人米尔斯（E.H.F. Mills）^③(③ 米尔斯的译文转译自敬隐渔的法语译文。)外,一部分是美籍华人,如王际真、梁社乾,另一部分是曾在中国工作或生活过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国际友人,如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他们的译作通过国外出版社或刊物走向了更多海外读者：米尔斯的4篇译文收录在《阿Q的悲剧及其他》（The Tragedy of Ah Qui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中,该书于1930年由英国乔治劳特利奇公司出版;袁家骅和佩恩（Robert Payne）主编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收录了他们翻译的《风波》,该书于1946年由纽约诺尔•卡林顿大西洋艺术有限公司出版;另外,《亚洲》（Asia）、《故事》（Story）和《今日中国》（China Today）等刊物分别刊载过斯诺、肯尼迪（George A. Kennedy）和王际真的译作,后来他们的译文又被整理成书在英美出版。斯诺与姚克合作翻译的5篇小说收录在《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中。《中国论坛》（The China Forum）主编伊罗生（Harold R. Isaacs）^④(④ 国内英文报纸《中国论坛》在1935年3月和5月分别刊载过肯尼迪翻译的《药》和《孔乙己》。)将肯尼迪翻译的5篇小说收录在自己编纂的《草鞋集》（Straw Sandals）中。王际真在1941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外首部鲁迅小说英译选集《阿Q及其他》（Ah Q and Others）。

这些出版成书的选集较国内的英文刊物更易为英语世界读者接触,但它们在海外的接受效果并不理想,比如,米尔斯的译本书评就很少。美国小说家霍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t）（1931）认为此书前景堪忧,毕竟当时西方国家才刚刚尝试用艺术和现实的眼光审视东亚国家的小说。再如,斯诺的《活的中国》甚至难以找到美国出版商,几经波折才由英国乔治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Hamilton,1988）。该书出版后销售情况又不佳,甚至“从未卖得足以抵偿对它的有限的投资”（斯诺、易人,1993：100）。《草鞋集》境遇更加尴尬,该选集1934年已编纂成书,却未能找到合适的出版商,40年后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早期出版的英译本中,王际真的译本被认为是“最专业”且“最成功”的鲁迅小说英译本（Wang,2011：254）。王际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生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介绍给西方。他的译文语言平实流畅、简洁易懂,但“一定程度上对原文加以省略和简化”（刘影、陈垣光,2002：81）。《阿Q及其他》中收录了他翻译的《呐喊》和《彷徨》中的11篇小说。后来,他又翻译了《端午节》和《示众》,收录在194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中。

2. 冰封期（1950—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世界范围内冷战格局形成,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进入冰封期,严重影响了双边文化交流,国外对鲁迅小说的译介也由热转冷。1952年,中国政府将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希望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出版活动,对外宣传中国文化。鲁迅作品因“具有革命和进步的因素”（骆忠武,2013：55）,成为当时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典型。1952年,由冯雪峰牵头,外文局批准同意,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合作翻译鲁迅小说。1953年,他们的《阿Q正传》英译单行本（The True Story of Ah Q）出版;次年,外文社又出版了他们翻译的《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到1961年《故事新编》（Old Tales Retold）英译单行本面世时,杨氏夫妇已经完成了除《怀旧》外所有33篇鲁迅小说的翻译。杨宪益认为,文学翻译首要在于忠实,“译作不是著作,不能夸大也不能自作聪明地进行加工”（Qian & Almberg,2001：22）。他们翻译的鲁迅小说紧贴原文,脚注很少。

杨氏夫妇译本是“发轫期”译介中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译本,尽管这种“由中国政府发起,由本土译者主译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总体来说不是很成功”（马会娟,2013：64）。除杨氏夫妇译本外,“冰封期”发表的鲁迅小说英语译作还包括刊载于1957年《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sts）第1期、由C. H. Chen 和K. Chen翻译的《端午节》和刊登在1973年《译丛》（Rendition）第1期上由莱尔翻译的《弟兄》。

3. 发展期（1979— ）

进入这一时期,中国与美国等主流西方国家关系得到改善,伴随着中国走向强盛和海外汉学逐步发展,鲁迅小说的英语译介活动也从国内对外译出发展到国外主动译入。该时期产生了两部重要的英译本,译者均是精通英汉双语的汉学家。

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汉学家莱尔翻译了鲁迅的《怀旧》《呐喊》和《彷徨》,共26篇小说,收录在《<狂人日记>及其他》（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中,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莱尔本着推出第一部鲁迅小说美语全译本的愿望,在翻译时大胆尝试,用美式英语中的独特表达还原原文风格,同时添加了大量脚注和文内释义。进入21世纪后,英国企鹅出版社与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合作,于2009年出版了《<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并列入经典文学系列。该书完整收录了34篇鲁迅小说的英译文,面向“对鲁迅感兴趣的英国、美国和澳洲的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汪宝荣,2013：153）。蓝诗玲的译文语言流畅优雅,只有少量尾注。

综上,鲁迅小说英译大致经历了“从国内走出去”到“英语世界主动引进来”的转变过程,译介模式呈现出从早期以个人动机为主导的翻译模式,向面向大众读者的商业翻译模式靠拢的趋势。前两个时期的王际真译本和杨氏夫妇译本在美国具有较大影响力,他们的译介较为全面,译作曾以图书形式出版并在美国本土流通,产生了一定反响。第三时期的两个主要译本均由西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莱尔的译介活动发起于美国本土,通过美国出版社出版,译文采用美式英语,更有利于在美国读者中传播。

下文笔者从再版或重印情况、读者评价、文献引用和选集收录等方面梳理王际真、杨氏夫妇和莱尔三组译者的英译本（以下分别简称为王译本、杨译本和莱尔译本）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并分析背后影响因素。

1. 王际真英译本在美国的接受

王际真翻译的鲁迅小说主要收录于《阿Q及其他》。与《活的中国》和《草鞋集》的出版在美屡屡受挫的遭遇不同,该书出版顺利,且一经面世,便得到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不少报刊都发表了书评。这些书评可见于：主流报纸,如1941年7月20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1941年6月29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文学、图书类刊物,如1942年1月31日的《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和1942年第1期的《域外图书》（Books Abroad）;以及以亚洲为主要视角的刊物,如1941年第9期的《亚洲》和1942年第3期《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等。

包括学者和作家等的一部分书评人对王译本的翻译质量持肯定态度。斯诺夫人（笔名Nym Wales）（Wales,1944）称赞王译本简洁、准确。赛珍珠也表示王译本“译文上乘且少有不忠于原文的地方”（Buck,1941：521）。乔志高则认为王译本在部分字词的选择上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比如用哈代作品中出现的“heath”一词翻译“乡”,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源于译者与作者之间“合二为一的默契”（Kao,1942：281）。虽然《阿Q及其他》短时期内未再版,但后来学者提起该译本时也多是溢美之辞。夏志清2008年曾写专文纪念王际真和乔志高,文中他将王译本与杨译本对比,认为前者在许多细节的处理上比后者更加“高明”（夏志清、董诗顶,2011：98）。

王译本获得的大量媒体关注与译者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良好声誉不无关联,但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书籍的推广也有一定作用。1941年,美国与日本之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当时的罗斯福政府欲通过支援中国抗日来牵制日本势力,急需在社会内部营造对中国良好的舆论导向,而美国舆论也努力配合政府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可靠的军事同盟（Eber,1985;Wang,2011）。在《阿Q及其他》和《当代中国小说》出版期间,即1941—1943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国民政府贷款5亿美元的决议。此外,自20世纪30年代起,随着在美华人出版物如《中国论坛报》（China Tribune）、《每日中国新闻》（China Daily News）等的发行传播,加之赛珍珠、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和梅兰芳的努力,美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积极、正面的形象”,这些形象“彰显了中国人勤劳、诚实的一面”（Ter,2013：4~5）。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也逐渐从陌生和排斥转向同情和友善。虽然难以考证王译本受到广泛关注与美国政府战略决策直接相关,但有利的政治文化环境无疑为王译本的宣传铺平了道路。

尽管王译本获得了广泛的媒体关注和部分书评人的赞誉,但是当时美国大众对中国现代文学仍缺乏了解,鲁迅对于多数美国读者来说还相当陌生^⑤(⑤ 据笔者了解,王译本出版前已发表的介绍鲁迅的英语文章仅包括巴特勒（Barlett Robert Merrill）1927年发表于《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的《中国革命的思想界领袖们》和王际真1939年发表于纽约《中国学社通讯》（China Institute Bulletin）的《鲁迅年谱》。),这影响了普通读者对王译本的评价。根据笔者收集的书评,职业书评人如伍兹（Katherine Woods）和霍伊斯（Olive Hawes）等评论《阿Q及其他》时均重点介绍作者和作品内容,而非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译文质量。他们一方面积极肯定鲁迅对于中国文学和社会的重要性,称鲁迅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Woods,1941：7）和中国“充满勇气和决断的牛虻”（同上：14）,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作品的写实性和批判性,突出该书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窗口的价值。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社会仍怀有偏见。比如,霍伊斯认为书中的小说,如《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揭示了“中国人们凄惨、毫无规则逻辑的生活”（Hawes,1942：96）。这种阐释顺应了20世纪初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缺少“民主和基督教化”的看法（Ter,2013：12）以及中国人“落后、野蛮,需要美国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卫生条件和宗教熏陶”（Leong,2005：168）的观点。这类职业书评人极少谈到译文本身,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字和文学都缺乏了解。

除了对作者和作品的陌生感以外,中美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也阻碍了王译本在大众读者群中的传播。赛珍珠和乔志高均曾指出鲁迅作品的风格与美国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不符,书中的短篇“故事性不强”（Buck,1941：521）,“读起来有些无聊,不适合喜欢看曲折情节的美国读者”（Kao,1942：280）。

王译本出版后不久,美国对中国文学短暂的“热捧”随着国际形势的突变和美国国内反共浪潮的掀起而骤然降温,《阿Q及其他》和《当代中国小说》短期内均未重印或再版。二战后“美国对鲁迅的介绍和研究趋向萧条”（张杰,2001：286）,王译本在美国学界的传播范围也十分有限。该译本曾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版的少量关于鲁迅的研究成果中,如中国留学生陈珍珠（Pearl Hsia Chen）195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鲁迅的社会思想》（The Social Thought of Lu Hsun,1881—1936）和美国学者舒尔茨（William Rhdolph Schultz）195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鲁迅的创作岁月》（Lu Hsun：The Creative Years）等。60年代末,美国的绿林（Greenwood）出版社再版了《阿Q及其他》,该出版社以学术性著称,致力于重印或再版已不在市场流通的学术书籍。据笔者调查,70年代后未见《阿Q及其他》再版或重印。

2. 杨氏夫妇英译本在美国的接受

早期杨译本的相关出版物由外文出版社在国内印刷后通过国际书店发行到海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反共”为核心内涵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甚嚣尘上,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组织发起的“肩负着跨文化任务的文本”并没有多大兴趣（Denton,1993：174）。1951年,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外文出版社在美的发行工作愈发艰难（中国外文局五十年编委会,1999）,出版的图书大多只能在少数支持共产主义事业或美国共产党经营的书店上架。发行受阻,宣传力度又不够,导致译本出版后关注不多、书评很少。

读者对译本的评价也受到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单行本《阿Q正传》首版后,《域外图书》刊载了一篇简短的书评,书评人布坎南言辞犀利,体现了当时美国大众排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外宣作品的态度。她认为这本书读起来很“怪”,“唯一的价值就是用于苦力研究或者共产主义思想研究”（Buchanan,1954：225）。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交流逐渐正常化,杨译本通过一些国外出版社得以在美国再版。1977年,美国著名商业出版社诺顿翻印了《鲁迅小说选》。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外文局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鲁迅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书中收录了杨氏夫妇翻译的《呐喊》和《彷徨》。此外,1994年中国书刊社也重印了《鲁迅小说选》,该社专门从事中国外宣翻译在美出版。2003年,诺顿再版《鲁迅小说选》。

严峻的政治环境虽然阻碍了译本在大众读者市场的推广,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译本在美国学界和教育领域的传播。出于对战略需求的考虑,美国政府“于1958年至1970年间向高等教育机构投入了近4 1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研究”（Myers & Metzger,1980：1）,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培养研究中国的专家。一时间许多美国大学,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创建中国学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培养了一批阅读中国文学英译本的师生,而杨译本是此阶段“美国高校课堂中使用的唯一译本”（Liu,1989：352）。至80年代,中美学术交流逐渐频繁,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势头更加迅猛。1981年,“鲁迅及其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蒙特雷地区召开,集合了众多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这对美国乃至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都具有里程碑意义。1984年,会议文集《鲁迅及其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有文章中鲁迅小说引文均来自外文社出版、杨氏夫妇英译的《鲁迅作品选集》（Selected Works of Lu Xun）。80年代中期,莱尔和李欧梵分别出版了鲁迅研究专著《鲁迅的现实观》（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和《铁屋中的呐喊》（Voice from the Iron House）,它们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关于中国现代作家个体的研究走向顶峰”（Wang,2005：52）。两本著作也均引用了杨译本。

杨译本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还反映在选集收录方面。美国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集,包括沃特•梅泽夫（Walter J. Meserve）和鲁斯•梅泽夫（Ruth I. Meserve）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 from China）和刘绍铭、李欧梵、夏志清等主编的《现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选》（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均选择收录杨译本。刘绍铭和葛浩文（Howard Goldbatt）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虽然在莱尔译本面世后出版,也选录了杨氏夫妇译本,足见该译本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力。

但是关于杨译本的译文质量,美国学者的观点褒贬不一。“杨译本常常因为其准确、流畅的特点受到赞誉”（Denton,1993：175）,如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E. Hegel）曾评价杨译本“忠实、全面地用英文再现了鲁迅创造性的写作”（Hegel,1983：171）。但也有不少学者表达过对译文的不满,比如汉学家邓腾克（Kirk Denton）提出杨译本的语言过于“正式”和“生硬”,认为“译本采用英式英语无疑疏远了美国读者”（Denton,1993：174）。旅美学者杜克（Michael Duke）批评杨译本“经常采用释义”“脚注很少”且欠缺“带学术色彩的前言”（Duke,1991：363）。这些来自专业读者的负面评价一方面与译者文化背景有关,比如杨氏夫妇均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译本语言带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式英语的特点,这对习惯阅读美式英语的美国学者评价译本语言可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20世纪中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外文出版社的出版物包括杨译本在内,或多或少带有宣扬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目的,欧美读者对这些带有意识形态输出色彩的文本持有抵制和反感的情绪。尽管从70年代起国内外出版的杨译本均删除了早期描述鲁迅革命性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副文本,但从书评上看,这些专业读者的评价无疑仍受这种思维偏见和抵制情绪的影响。

3. 莱尔英译本在美国的接受

较之杨译本,莱尔译本在美国获得的读者反馈更为热烈,虽然书评数量不多,但评论重点都侧重译文本身。评论人均是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比了莱尔译本和在学界广泛使用的杨译本,给予了前者很高的评价。刘禾（Lydia H. Liu）在对比两者的基础上总结了莱尔译本的四个优点：（1）莱尔使用了当时已经普及的汉语拼音,而不是威妥玛式拼音;（2）莱尔翻译了杨氏夫妇未翻译的《怀旧》;（3）“较之杨译本的英式英语,莱尔夹杂着习语和俚语的美式英语对于北美读者而言更易于接受”（Liu,1989：352）;（4）莱尔译本采用了英语的现在时翻译《药》《长明灯》和《示众》,这种“创造式翻译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同上）。邓腾克肯定了刘禾的观点,认为“莱尔使用的高度美语化的英语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使得这些小说更易于被北美读者接受”（Denton,1993：175）。杜克更盛赞莱尔译本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地方比杨译本更高明”（Duke,1991：363）。莱尔一些特殊的处理方式,比如用幽默的古典英语翻译带讽刺意味的引语并斜体处理等,“成功地传递了原文的感觉和精髓”（同上）。

虽然莱尔译本赢得了学界赞誉,但并未完全替代杨译本。使用谷歌图书搜索引擎,将语言设置为英语,时间段设置为199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以“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William Lyell”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显示记录21条。在同样条件下,以“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 Yang Xianyi Gladys Yang”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显示记录34条;以“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 Yang Xianyi Gladys Yang”,显示记录16条。虽然上述数据不能反映该时期内所有英文出版物的情况,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英语世界中莱尔译本并未完全取代杨译本。在美国学界,部分学者包括斯特朗（David Strand）和唐小兵（Tang Xiaobing）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仍选择引用杨译本。刘禾（Liu,1989）曾评价莱尔的译文中加注了太多个人理解,不适合用于学术研究,更适合大众阅读。

事实上,莱尔也将自己译本的主要目标读者确定为“熟谙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圈子之外的读者”（Lyell,1990：xlii）。然而,《<狂人日记>及其他》自1990年出版后未有重印,在亚马逊等知名网站的销售排行上排名比诺顿2003年再版的杨译本更加靠后^⑥(⑥ 前者的纸质版在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Amazon Best Sellers Rank）中排名188 961,后者排名162 576。)。这或许是因为：第一,该书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类学术出版社读者群有局限性。在英美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往往著名商业出版社才拥有充裕的图书宣传营销经费”（Lovell,2010：202）。译本未得到主流商业出版社青睐,无法获得优质编辑、营销资源并进入主流销售渠道,这也是许多优秀中国文学英译本未顺利走向更多英美大众读者的重要原因。第二,如上文所述,尽管冷战已经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未完全消解,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仍受以往的思维偏见和抵制情绪的影响。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国学术资源交流的逐渐深入,鲁迅小说英译本作为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本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与此同时,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它在世界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未完全确立,了解鲁迅、乐于阅读鲁迅的普通美国读者并不常见。

简言之,以上三个代表性英译本虽未能成功打开美国大众读者市场,但它们均在特定历史时期为鲁迅小说在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王译本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关注,由于当时美国大众和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还很陌生,中美文学传统存在差异且政治局势骤变,译本的传播范围有限。杨译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版后,受冷战环境和意识形态冲突影响,获得的读者评价不高。但是,之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促进了该译本在学术界和教育领域的传播,使其逐渐成为90年代前海外流通的主要鲁迅小说英译本。莱尔译本在学界获得的读者反馈较好,却在美国大众读者群中反响一般,原因可能与书籍由学术出版社出版、未能进入主流销售渠道有关。同时,20世纪末中美学术交流逐步加强,鲁迅小说作为社会历史文本的重要性下降,文学价值又尚未得到普遍认可,这也是莱尔译本未赢得广泛读者群的重要原因。“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一个跨文化传播问题”（张奂瑶、马会娟,2016：87）,改善译本在大众市场的接受状况需因时、因地制宜,一方面争取与译入语国家知名商业出版社合作,获得有利营销资源并进入主流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应在明确目标读者类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读者的文学阅读心理、习惯和语言倾向,合理选择翻译策略,提升译文质量。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编辑老师的认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