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在其专著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翻译区》）（2011）中指出,中国文学外译存在四种翻译类型：学术翻译（如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英译系列）、商业翻译（如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莫言和苏童的译作）、国家机构翻译（如中国外文局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和个人翻译（译者出于个人兴趣而进行的翻译活动）。杜博妮将国家机构翻译定义为受到国家机构赞助的翻译活动,翻译以国家（外宣）利益为主,不以盈利为目的。翻译的各个环节与官方授权密切相关,包括对翻译过程的控制（选择哪些文本来翻译）、译者的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译作的公开或非公开出版/发行、翻译资金赞助、奖励,以及其他与翻译相关的支持和控制形式（McDougall,2011）。杜博妮根据自己在外文局翻译工作的经历,总结了国家机构翻译的优缺点。其优点是：（1）整个翻译过程组织严谨;（2）译文准确性高,语言错误少;（3）翻译数量大;（4）持续时间长;（5）译本虽然很少被大众阅读,但却是汉学家和学习汉语的外国研究生研究中国的教程。缺点是：（1）翻译管理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2）缺乏对译文接受效果的读者调查;（3）译者在整个翻译管理中处于最底层,缺乏鼓励译者工作的有效机制（译者无署名权）;（4）多数译者对文学翻译的性质不了解,强调译文的准确性而忽视了文学翻译的文学性;（5）对文学翻译能否由母语是外语的译者来翻译缺乏理论上的思考（马会娟,2013b）。杜博妮个人翻译经验的反思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总结了国家机构翻译的特点,但是也有偏颇之处和个人的主观性。例如,国家机构赞助下的文学翻译是否由母语是英语的译者来翻译译文质量就更高,读者接受效果就更好?译者的地位是否都很低,译者是否都没有署名权?受国家机构赞助的翻译是否都能够准确地再现原文?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路易•艾黎英译李白诗歌为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艾黎英译李白诗歌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其接受情况又如何?以上问题的探讨对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大规模的国家赞助翻译活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新形势下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是新西兰籍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他1927年来到中国后,参加了上海的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20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山丹培黎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艾黎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联络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自此以后作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期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向国外介绍和宣传新中国。

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艾黎与翻译也有着不解的情缘。他一生翻译和出版中国诗歌十余部,其内容涵盖中国古代诗歌和现当代诗歌,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范围不仅限于汉语诗歌,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诗歌作品。

艾黎的翻译活动以“文革”为分水岭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54—1962）主要译作包括《历代和平诗选》（Peace through the Ages,1954）、 《人民的声音》（The People Speak Out,1954）、《反抗的歌声》（Poems of Revolt,1962）和《杜甫诗选》（Tu Fu Selected Poems,1962）。后期（1981—1984）主要译作包括《李白诗歌200首》（Li Pai 200 Selected Poems,1981）、《白居易诗选（200首）》（Bai Juyi 200 Selected Poems,1981）、《唐宋诗选》（Selected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1981）以及《大路上的光与影》（Light and Shadow Along a Great Road,1984）。不难看出,艾黎前期译作在主题上特点鲜明,意识形态影响更为明显。这里不妨结合艾黎这一时期的个人经历进行分析。1952年6月,艾黎与其新西兰同胞考特尼（Courtney Archer）受到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赴北京代表新西兰和平运动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离开山丹赴京成为艾黎生活和政治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实上,艾黎的翻译活动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文学艺术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文学翻译也不例外（查明建,2004）。尽管艾黎的译作均以个人名义出版,但从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官方赞助的痕迹：艾黎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翻译活动的鼓励（Alley,2003：255）;中国作协的毕朔望和对外友协的金宗蔚对自己翻译活动的帮助（同上：256）;在《李白诗歌200首》的序言中艾黎专门向毕朔望致谢（Alley,1981b：xxi）。资深编辑、翻译家符家钦在《流年絮语》中说,艾黎翻译的《历代和平诗选》“译稿几十万字交朱光潜先生校订”（刘晓凤、王祝英,2009：101）。此外,艾黎早期的翻译作品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新世界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隶属于中国最早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外文出版社。

勒夫维尔（Lefevere）指出,赞助人更为关注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必要时往往会“运用权威”影响译者的诗学选择（Lefevere,1992：15）。艾黎的翻译选材印证了这一点。艾黎早期的翻译作品如《历代和平诗选》《人民的声音》《反抗的歌声》选材上皆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宣需要相契合：《历代和平诗选》共收录116首诗歌,除4首现代诗歌外,其余皆为古代诗歌,时间跨度从春秋时期至清代,皆与“和平”的主题相关,如《诗经》中的《击鼓》《君子于役》,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名篇。艾黎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历代诗歌的主题“几乎都与和平相关”,字里行间透露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自然和和平的热爱”（Alley,1954a：iii）。《人民的声音》共收录89首诗,其中古代诗歌25首,现代诗歌64首,主题多与揭露旧社会剥削与表达新中国建设热情相关。艾黎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译作的目的是让英语读者更完整地了解新中国,让他们知道中国将重新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Alley,1954b：iii）。《反抗的歌声》选译了67首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诗歌、103首与捻军起义相关的诗歌,原诗题名艾黎并没有给出,但大多数译名都非常简单直白,如“Stupid Manchu Government”“If You Don’t Kill that Landlord,Then Don’t Come Back”等。艾黎认为,读者可以从这些诗歌中看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革命热情（Alley,1962b：i）。《杜甫诗选》是艾黎早期翻译的唯一一部专题诗人译著,不过所选诗人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其诗歌以关心民间疾苦、揭露封建社会丑恶著称,与前几部译作的精神内核可谓是一脉相承。

“文革”开始后,艾黎的翻译活动陷入停滞。1976年,艾黎开始了后期的翻译工作,陆续出版了《李白诗歌200首》《白居易诗选（200首）》《唐宋诗选》和《大路上的光与影》,并对《杜甫诗选》进行了修订。艾黎后期译作的意识形态印记没有早期作品那么强烈,特别是他对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作品的翻译风格与之前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风格似乎有些不一致：在艾黎的译笔下,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形象的李白被塑造成了一个关心民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现实主义诗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是典型的国家机构赞助下的翻译活动。他在中国的翻译活动与他20世纪50年代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成为刚成立的亚太和平会议联络委员会委员密切相关。而且,他的翻译选材与他所在的工作岗位的性质一致,都是关于“和平”的主题。其译作基本上都是由隶属于中国对外宣传机构外文局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对外宣传。下面以艾黎英译李白诗歌为例,进一步探讨国家机构赞助下的李白诗歌翻译的选材特点、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以及译者如何在翻译中重塑李白的形象。

李白诗歌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起步较晚,但产生了较广的影响。据王丽娜（2001）统计,1870—1980年间,用英语出版的、较有影响的李白诗歌译作共有72种,其中除林语堂、吴经熊和日本译者小烟熏良外,其他译者皆为欧美人士。这些欧美译者大多没有来过中国,有些译本甚至是从其他语种译本转译的。相较这些译者,艾黎有着特殊的优势：他来自英语世界,在中国生活60余载,亲身游历过李白生平所至、所写的大多数地方（Alley,1981b：xvi）,并且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其独特的工作身份,得到了不少中方专家的帮助。下面,笔者主要探讨艾黎英译李白诗歌的选材特点及翻译特色。

1. 李白形象的重塑与译者的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

李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不过在艾黎眼中,李白的作品融合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且和同时期的伟大诗人杜甫一样,李白和人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Alley,1981b：xv）。艾黎指出,李白并非人间疾苦的冷眼旁观者,而是始终生活在人民中的一份子（同上：xvii）。赵朴初在为艾黎《李白诗歌200首》所作的序中,指出了艾黎对李白的理解和选材的独特之处：

译者显然是想使他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个在当时社会中和人民中活动着的李白,而不是被传说所误解了的一个超出尘世、遨游太空的“谪仙人”。在序言中,他明白指出李白的诗风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因此,我感到他选译的标准与其他某些李诗的译者也颇有相异之处……其中有讽谕,有忧愤,有感慨,有议论,方面极多,态度极为严肃,绝无对国事民生漠不关心的虚无主义气息……此外,不少关心国事安危,民生疾苦的作品,如《战城南》《豫章行》《丁都护歌》等,还有许多赠寄酬答之作,实际都牵涉到时事与民生问题。这类作品在译本中都给予了相当地位。（同上：xii;粗体为笔者所加）

可以看出,艾黎对李白关注的重点是李白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与他一贯的翻译选材标准相符。其实,艾黎第一本译作《历代和平诗选》中收录的李白的9首诗歌也都是与边疆、思乡等话题相关的作品,与全书的主题相呼应。《历代和平诗选》所收录李白诗歌的原标题与译文标题如表1所示。

从标题可以看出,艾黎对李白的诗歌译介侧重挖掘作品的现实主义层面,不同于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的传统观点。除官方意识形态和赞助因素的影响外,这与艾黎自身经历和个人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艾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了六十载,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从来都只是为普通人的事业效力”（Alley,1984：235）,这也注定了艾黎笔下的李白会是一个更“接地气”的李白。

更值得注意的是,艾黎还通过译者序言等方式突出了他所译介的李白与以往西方译者所塑造的李白形象的明显差异。传统上,李白喜好饮酒、放浪形骸的形象往往被译者刻意甚至夸张地塑造,如日本译者小烟熏良在其《李白诗集》的序言中如是写道：

世间万物都转瞬即逝,这种认识为他（引者按：指李白） 失意的人生带来了安慰,同时,也征服了他狂放不羁的心……莎士比亚在成熟时期才对“高耸入云的塔楼、宏伟辉煌的宫殿”产生难固易逝的认识,而李白在早年就已经为此所深深困扰。这种忧虑的情绪贯穿在他的诗歌中,他许多表现痛饮和作乐的作品也响着忧郁的调子,甚至当他在宴席上纵情欢歌的时候,也会流露内心哀伤的思绪,吟唱“古来万事东流水”。（转引自邬国平、邬晨云,2009：195）

而在韦利（Arthur Waley）笔下,李白则俨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酒鬼：

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喜爱自吹自擂的、老于世故的、沉迷于酒色、没有责任感和满口胡言乱语的人,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酒鬼。尽管他是一个道教信徒,但他似乎对于道家这种神秘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而仅仅只是在道教和佛教中寻找能够帮助他逃离尘世烦恼的东西。（Waley,1950：121;转引自熊霜晓,2013：97）

与前面两位译者不同的是,艾黎特意在自己译作的序言中对有关李白嗜酒的种种传闻进行了反驳：

或许人们过多关注了李白对酒的热爱,而忽略了这位下笔如有神的诗人本身。唐朝时的酒皆为家酿,在南方很多地区,当时人们喝的酒不过就是今天的米酒。尽管唐朝以前中国就有饮酒传统,但人们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地区饮酒。李白时代的酒不可能有今天的酒这么高的酒精含量。然而谈论酒确实是那个时代诗人的风气。唐朝并非一个特别推崇儒教的年代,因此有关酒色的讨论较为流行。（Alley,1981b：xvi）

艾黎这段有关“酒”的考证多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李白喜爱饮酒是不争的史实。以往译者在译介李白时强调李白的嗜酒,其所塑造的李白形象往往着重强调诗人放浪形骸的一面;而艾黎则有意强调李白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一面,特意对其嗜酒的传闻进行考证与澄清,强调李白是一位清醒的、有现实关切的诗人。把超凡飘逸的“谪仙人”拉回现实,成为“人民的朋友”,是艾黎翻译李白诗歌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此外,艾黎还通过对原诗歌进行改写、在部分诗歌译文后面添加背景知识以及发表译者个人感想等形式来塑造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例如,在《蜀道难》一诗的译文后,艾黎加了这样一条注释：“任何去过四川省峡谷的读者都会理解这首诗;参加长征的中国红军战士也会理解这首诗……译者在过竹索桥时吓得全身颤抖。”（Alley,1954a：50）

在这段注释中,艾黎由蜀道之难联想到红军长征,联系到自己过索桥时的胆战心惊,就所翻译的诗歌内容而言这些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译者强调这首诗歌与现实的关联,体现了译诗受到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所译的《蜀道难》最后一节在内容上的变动：

原文：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侧身西望长咨嗟！

译文：

For we have slipped away

from savage tigers,from

treacherous snakes;from where

men were chopped to bits like hemp

with wild beasts chewing their flesh;

therefore look we to the cities of Szechuan

with longing;yet facing the reality

of the road wonder if it were not better

to turn back;harder to go on

than to climb to heaven—then grimly

facing the way forward

we march again.（Alley,1954a：50）

原诗结尾一句“侧身西望长咨嗟”描绘了主人公“我”西望长叹的情形,但译文却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和精神。译者使用复数“we”而不是“I”作主语,表达的是“我们”面临前方的险阻,依然决定“march again”。这样处理,给读者的感觉是“我们”指代的是人民;而且,结合译者给出的注释,甚至可能指代“红军”。可以说,这里的翻译完全改写了原诗的主题,译诗展示了一种超脱语境的、略显奇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艾黎翻译李白诗歌时不论是篇目选择、对诗歌内容进行注释、译文后发表译者感想,还是对原诗作的一些改动,都体现了译者个人及其所在机构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从而使传统上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了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代言人。

2. 译诗风格

许渊冲指出,汉诗英译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以韦利为代表的直译派,以翟里斯为代表的意译派,以庞德为代表的仿译派。直译派又进一步分为散体派和逐字翻译派,代表人物分别为华逊和巴恩斯通;意译派进一步分为诗体派和现代派,代表人物分别为登纳和艾黎;仿译派进一步发展为改译派,代表人物是雷洛斯（许渊冲,1991：35）。许渊冲将艾黎归入现代派译者的做法是比较准确的。艾黎一生中翻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中国古代诗歌,其译文既不押韵,也不受格律、音步等限制,类似现代诗。茅盾认为其译文“风格独特,自成一体…… 更像是一种再创造”（Alley,1981c：3）。赵朴初则指出：

一开卷,我就得了一个不平凡的印象,就是它的新颖的风格,完全摆脱了很多译者对中国诗歌体裁与英国诗歌格调的拘泥,例如绝句必须列为四行,律诗必须列为八行,杂言句法参差错落之处也要设法作相应的凑合等等。艾黎先生干脆丢开这些,直接按照自己的特殊风格,用普通自然的口语,忠实地,委婉地,必要时曲折地把原诗的意思表达出来。（Alley,1981b：x）

对于自己近似现代诗、直白口语化的翻译风格,艾黎一直有着自己的解释。1983年,艾黎在《翻译通讯》上发表了题为《有关翻译的几点意见》的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话：“如果译者试图使译文勉强押韵,或者使用晦涩的、学院式的语言,译文就会变得毫无味道。译者使用的语言绝不应该生搬硬凑,行文应该很自然,像溪水流过滚圆的石子一样。”（路易•艾黎,1983：41）

艾黎的诗歌翻译一直坚持了这一风格,在他的其他译作的序言和回忆录中也曾多次表达这一观点（Alley,1981b：xv;1981c：7~8）。就李白诗歌翻译而言,在1981年版《李白诗歌200首》的封底上有如下介绍：“选集里的诗歌翻译为的是大众阅读,这也是译者翻译这些诗歌的目的,旨在用最简单的语言真实翻译李白的诗歌,译出人民可以理解的诗人创作诗歌的精神。”这段文字与艾黎一贯的译诗主张和实践相契合。他译李白诗是为了“大众阅读”（popular use）,故而选用“最简单”的语言译出,以传达原文“精神”,便于读者理解。

李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作品自然属于经典作品之列。纽马克认为,对于个人风格独特的作品,以及历史上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译者应使用“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处理,即译文贴合原文优先于考虑读者反应,因为这样的作品中往往字里行间就蕴藏着意义（Newmark,2001：45）。勒夫维尔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处理地位较高的经典作品时,译者应成为一名“忠实译者”（faithful translator）,贴合原文的语法和逻辑结构,而不使用任何当代语言形式 （Lefevere,1992：49~50）。

艾黎用“简单语言”、现代诗体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受到了一些中外专家的异议。许渊冲（1991：41）认为艾黎译文诗行是“不押韵也不合理的流水句”（broken into run-on without rhyme or reason）。美国汉学家聂霍瑟（William Nienhauser）对艾黎译文的风格进行了批评,认为译诗中分段的形式“有违常规”（unorthodox）且“无意义”（senseless）（Nienhauser,1981：303）。

下面笔者以艾黎翻译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比较一下其译文与其他英语译者在处理诗歌音韵和形式方面的独特之处。

原文：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译文1：

Visiting a Taoist on Taitien Mountain

Amongst bubbling streams

a dog barks;peach blossom

is heavy with dew;here

and there a deer can

be seen in forest glades!

No sound of the mid-day

bell enters this fastness

where blue mist rises

from bamboo groves;

down from a high peak

hangs a waterfall;

none knows where he has gone,so sadly I rest,

with my back leaning

against a pine.（Alley,1981b：2）

译文2：

The Priest of T’ien Mountain

I hear the distant baying of the hound

Amid the waters murmuring around;

I see the peach-flowers bearing crystal rain,

The sportive deer around the forest fane.

The waving tops of bamboo groves aspire

In fleeting change the summer clouds to tire,

While from the emerald peaks of many hills

The sparkling cascades fall in fairy rills.

Beneath the pines within this shady dell,

I list in vain to hear the noontide bell;

The temple’s empty,and the priest has gone,

And I am left to mourn my grief alone.

（Charles Budd译;转引自吕叔湘,2002：128~129）

Budd使用了韵体翻译,艾黎译文则不押韵;Budd的译文分句清晰,而艾黎译文的断句则比较随意,看不出明显的分行依据。从内容和用词来看,艾黎译文简单直白;如果把断行合并,几乎是对原诗内容的逐行释义。

就艾黎译诗随意分行这一风格鲜明的特点,笔者下面再比较一下他与庞德所译的《送友人》一诗：

原文：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译文1：

Farewelling a Friend

Green hills arise

north of our city;white waters

stretch from its east,and we

here farewellig each other;

you like a lone boat sailing

so far away,we both as bits

of cloud moving over the sky;

the sun will always set in that

west to which you go,never

allowing me to forget you;we

wave hands in parting,and then

your horse turns his head back

to me and whinnies,voicing too

his grief. （Alley,1981b：216）

译文2：

Taking Leave of a Friend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

（Ezra Pound译;转引自吕叔湘,2002：132）

艾黎与庞德的译文都采用了无韵翻译,但是庞德译文仅9行,而艾黎译文则达到了14行之多。如果以句为单位,两首译文其实都是5句。这再次反映了艾黎译诗分行时的“有意为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艾黎的译诗整体上具有以下特点：（1）语言平实简单;（2）不追求押韵;（3）分行随意,类似现代诗;（4）个人风格特征明显。这与他个人平时诗歌创作和翻译的思想以及写诗和译诗的目的都有紧密的关系。艾黎在传记中谈到他的个人诗歌创作原则时,曾明确写道,他写诗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怀,不追求诗歌的押韵：

我写诗的习惯实际上是抒怀的途径。形式参差不齐的诗句,随着我的手指拨动打字机的键盘,像阵风或火山般迸发出来。我把诗歌作为记叙我日常的事情和想法、描写使我感兴趣的人和地方的一种便利方法……对我来说,只有写人民及其生活,诗歌才有意义,我从来不抱成为诗人的奢望。我的目标是用清晰、简明、直接的语言表达一种意境,不使用音韵技巧,不写学院式的冗长诗篇。（路易•艾黎,1987：243~244）

在谈到自己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时,他说道,自己的译诗是要“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诗人的思想,使英语世界的普通人能够看的懂,不论他们是否有读诗的习惯或是否熟悉中国悠久的历史”（路易•艾黎,1987：245~247;粗体为笔者所加）。“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能领会诗歌的意思”（同上）,这也是他坚持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追求“译文易懂”的根本原因。可以说,艾黎的诗歌翻译并不是为了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原诗的文学价值或美学价值,而是为了普通英语读者能够读懂和理解诗歌的意思,是一种“达意”的外宣翻译。所以,他的译诗显得有些 “离经叛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3. 接受情况

长期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界认为母语译者的翻译质量更有保障,读者的接受效果也更好。曾经在外文局工作过的汉学家杜博妮在其专著《现代中国翻译区》（McDougall,2011）中也认为我国政府推出的中国文学外译效果不够理想是由于多数译作都是由母语是汉语的译者翻译的缘故。那么,作为母语是英语的译者的艾黎的翻译,其英译李白诗歌的接受情况如何呢?我们利用OCLC Worldcat联机联合目录检索艾黎及其他知名翻译家所译李白专题作品被全球图书馆收录的情况^①(① 为避免遗漏,我们对“Li Pai”“Li Po”“Li Bai”三种译名及每位译者姓、名和姓名均进行了交叉检索,并对不同版本的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具体作品包括：艾黎,LiPai 200 Selected Poems;庞德（Ezra Pound）,Cathay^②(② 庞德所译《华夏集》（Cathay）严格意义上讲并非翻译李白的专著,但所收录18首诗歌中有12首为李白的作品,并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进行统计比较。);韦利（Arthur Waley）,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小烟熏良（Obata）,The Works of Li Po：The Chinese Poet;许渊冲,Selected Poems of Li Bai（见表2）。

从被收录情况来看,除了中国本土译者许渊冲外,艾黎与国外其他知名译家有着较大差距：全球分别有1 078家、812家、737家和74家图书馆收录庞德、小烟熏良、韦利和艾黎的译本。巧合的是,中国外文局主推的《熊猫丛书》系列从1981年开始陆续出版,但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情况总体上看同样不甚理想（参见高方、许钧,2010;马会娟,2013a;耿强,2014）。韦努蒂认为,翻译是对外语文本进行语言、文化价值刻写的过程,贯穿于译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各个阶段,包括待译外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立以及译文的出版、评论、阅读和讲授等诸多环节（Venuti,1995：9~10）。翻译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经典化建构的过程。通过以上全球图书馆对李白译诗的收录情况大致可以反映出李白诗歌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情况。

除全球图书馆收录的情况外,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对图书的喜爱程度也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为了解艾黎英译李白诗歌在海外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首先看一下专业读者对艾黎译诗的评价。勒夫维尔认为,专业评论家的评论可以极大地影响普通读者对作者和文学作品的看法（Lefevere,1992：138）。艾黎英译《李白诗歌200首》出版后不久,美国学者聂霍瑟就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书评,认为：“艾黎作为诗人虽然小有名气,但是他的译诗断行却是极为背离常规（对书评者来说这样做毫无意义）”（Nienhauser,1981：303）,批评了其译诗采取的分段形式。澳洲学者凯佩尔（Campbell）认为,对于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方面,艾黎的译诗虽然能够使读者可以接触到中国诗歌,但是却对已有的英译中国诗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对于英语世界颇有影响的中国诗歌的发展也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Campbell,2014：95）。

艾黎译诗的目标读者对象是普通的西方读者。在英译《李白诗歌200首》的前言中,艾黎指出他译诗的目的是“引起西方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使他们了解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Alley,1981b：xxi）。但是迄今为止,亚马逊网站上对艾黎英译《李白诗歌200首》的读者评论仅有两条。其中一条的评分只有2分（5分制）,认为艾黎英译李白诗歌远远逊于其他英译：“我有四、五本李白诗歌选。其他译诗都译得不错,这本书里的诗歌不是那么令人受启发。如果想读李白的诗歌,建议阅读企鹅出版社的李白和杜甫诗选”^③(③ https://www.amazon.com/Li-Pai-200-Selected-Poems/dp/962040078X/ref=sr_1_1?ie=UTF8&qid=1476564784&sr=8-1&keywords=Li+Pai%3A+200+Selected+Poems)。

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图书馆馆藏数量、读者评论,还是图书销量,都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一本书在域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就译诗的目标读者——英语读者来说,他们对翻译作品也许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也是西方公认的事实。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还是印证了其他学者对中国文学外译（包括艾黎英译李白诗歌）接受效果不够理想的事实（高方、许钧,2010;马会娟,2013b;耿强,2014）。

在世界范围内,翻译研究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国家机构翻译仍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缺失的一个成分”（Mossop,1988：65）。本文研究了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艾黎对李白诗歌的翻译,得到以下初步发现：（1）从翻译选材来看,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译者并不是出于个人兴趣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2）译介活动受国家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因素操控痕迹明显,译作中的李白形象被一定程度改写,李白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被放大;（3）译者虽然是英语母语者,但由于译者个人独特的诗学观（为“大众阅读”）,译者翻译时坚持了自己独特的译诗风格,译作突显了较强的个人色彩,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诗的意义,背离了原诗的旨趣和精神,译作的接受和传播情况一般。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艾黎对李白诗歌的译介折射出了时代的烙印与变迁,也体现了翻译过程中赞助人、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作为一个特殊而有趣的个案,艾黎对李白诗歌的译介对国家机构赞助翻译,以及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学外译、中国文学形象构建均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