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一部凝聚中国文化精神的小说”（胡文彬,2005：16）,“它以集大成的思想艺术容量与历久弥新的阐释魅力,成为中国小说史、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不可回避的研究重镇”（张洪波,2008：5）。从第一本《红楼梦》远涉重洋开始的两个多世纪以来（1793—1993）,《红楼梦》共被翻译成约17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拥有千百万读者（胡文彬,1993）。截至目前,《红楼梦》共有日文全译本、节译本、编译本、摘译本等约30种^①（① 全译本有：1924年幸田露伴、平冈龙城版《国译红楼梦》,1940年10月松枝茂夫版《红楼梦》,1958年伊藤漱平版《红楼梦》,2014年井波陵一版新译《红楼梦》。）。由此可见,日文译本在《红楼梦》世界译本大家族中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漱平为《红楼梦》的译介与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日本的红学界与中国及世界接轨,让日本的红学在蓬勃发展的世界红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丁瑞滢,2005：29）。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日本汉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考据意识强烈,伊藤漱平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是国际公认的红学家,而且是享誉全球的版本考据家。伊藤漱平的52篇研究几乎涵盖了《红楼梦》的各个方面^②（② 其中包括作者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小说内容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日本《红楼梦》传播研究、日本红学研究、中国红学研究等。）,体现了伊藤漱平严谨执着的考证思路。

不仅如此,伊藤漱平还是蜚声世界的著名翻译家。伊藤漱平的翻译成就主要体现在对《红楼梦》的翻译上。伊藤漱平的《红楼梦》译本一共有五种版本：1958年全集本,1963年普及本,1969年大系本,1973年奇书本和1996年Library本。第一种到最后一种版本时间跨度长达50年之久,其间改译两次,修订两次。有学者评价说,伊藤漱平“无论是《红楼梦》的翻译还是研究方面,在日本红学史上,都是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一个”（孙玉明,2006：233）。田仲一成在《伊藤漱平教授的生平与学问》一文中也说：“尽管当时文学界公认先生译本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先生并未止步于此。1995年,先生再施朱笔,着手第三次翻译,费时两年完稿,时年已届七十二岁高龄。这个版本被收入平凡社文库,广泛流行于读书界,大大促进了《红楼梦》在日本的普及”（田仲一成,2010：218）,且该版本“译文表达精准,注释绵密细致,对前一版本有很大的超越。这当然与中国国内这二十年间红学研究的进步有很大关系,但更让我感受到的是译者欲将研究成果严密准确地表现在译文当中的永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丸山浩明,1998：102）。

然而,与伊藤漱平如此之高的《红楼梦》翻译成就相比,对其《红楼梦》翻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尽人意。不仅如此,国内外对《红楼梦》日文译本研究本身就很不充分,仅有的几个研究偏重于词汇层面,还没有可以窥见全貌的译本研究或译者研究。

日本的红学研究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毫无疑问,伊藤漱平的《红楼梦》译本研究,必然与我国学术界对日本红学研究现状的看法有关。王丽娜在其出版于1988年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中就曾说：20世纪20年代至今,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日本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取得成就较早、论文数量多、选题广泛等特点。在论述伊藤漱平的红学研究成果时,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伊藤漱平先生在脂砚斋评语的研究方面,用力尤多,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收入《红学世界》的《有关<红楼梦>的题名问题》一文,就颇有新的见地”（王丽娜,1988：283~285）。她认为伊藤漱平译本（1960年平凡社版本）“是一种较好的印刷本……目前在日本都较为流行”（王丽娜,1988：281~283）。

红学家胡文彬对日本的红学研究集中在《〈红楼梦〉在国外》一书中。该书第一章便是《〈红楼梦〉在日本》,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红学研究的重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得知日本的红学研究成果之多、分量之重。作者在伊藤漱平红学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了中日文化交流史,提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考证了龙泽马琴尺牍和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由此证明《红楼梦》传入日本后,作为日本外国语学校教材而得以流传,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次,重点论述了森槐南、大高岩以及“红楼梦主”伊藤漱平与《红楼梦》之间的深厚渊源,高度评价了大高岩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红学成就,认为在那个年代“大高岩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评论是最全面、系统的”。对于伊藤漱平,胡文彬认为,“在日本众多的现当代红学家中,研精覃思、缜密通达、著作丰赡的伊藤漱平教授是最为值得详加介绍的人物”,“以日本红学家而蜚声世界红林,是中国红学界尊敬而最熟悉的朋友”（胡文彬,1993）。作者还从宏观的角度高度概括了日本红学家对《红楼梦》研究的特点：一是起步早,研究面宽;二是重视资料收集和研究;三是重视考据,文风朴实（胡文彬,1993：1~25）。这些成果都为开展对日本红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孙玉明（2006）对日本的红学研究则充分体现在其《日本红学史稿》这部著作当中。这部著作是系统研究日本红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拥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了解和研究日本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日本红学史稿》全书共分五章,该书的第四章是专门关于伊藤漱平的研究。作者用了16页的篇幅对伊藤漱平的生平、伊藤漱平翻译《红楼梦》的始末、其《红楼梦》研究的成就和吴世昌的笔墨官司给予了详细系统的梳理,为更深入研究日本红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段江丽对《红楼梦》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版本研究、人物研究、1949年之前与之后的红学研究等。其对日本红学研究的深入探讨和精辟分析颇受学术界瞩目。她用独特的视角对笹川种郎和盐谷温的红学成就作了细致的整理和分析,认为笹川种郎“第一次让《红楼梦》走进日本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视野。如果说,森槐南是日本红学奠基人,那么,笹川种郎则是日本普及《红楼梦》第一人”（段江丽,2013：226）。对于盐谷温,段江丽则指出,“盐谷温红学研究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红楼梦》置于中国文学史以及文化传统视野之下进行考察;第二,将《红楼梦》置于西方近代性学术观念之下考察……视野宏阔而又具有近代性学术观念的理论穿透力”（同上）。

王人恩对《红楼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森槐南的《红楼梦》研究方面,其发表于2001年第4辑《红楼梦学刊》的《森槐南与〈红楼梦〉》一文高度评价了森槐南将《红楼梦》译介到日本的重大意义,认为森槐南虽然只是将一个楔子译介到了日本,但对日本人了解《红楼梦》、扩大《红楼梦》的国际影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并且推测在他之后翻译《红楼梦》的岛崎藤村、岸春风楼、幸田露伴和平岗龙城以及松枝茂夫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森槐南译文的影响。之后王人恩发表于2006年《红楼梦学刊》的《森槐南与〈红楼梦〉补说（之一）》在发掘大量宝贵史料的基础上对曾经涉及而未详加讨论的几个人物如沈文荧、王治本、王藩清及相关问题作出补论。2007年,在以上两个研究的基础上,该作者对饭田吉郎先生惠赠所得森槐南的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了研究和考证,认为“《题红楼梦后》七律四首和《贺新凉•读〈红楼梦〉用孙苕生女史韵》一词为我们了解森槐南如何逐步成长为日本《红楼梦》研究的奠基人,进而研究《红楼梦》的传播史,尤其是研究日本红学史,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王人恩,2007：296）。

上述有关日本红学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完善日本红学研究之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资料的考证和梳理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为伊藤漱平的《红楼梦》译本研究提供了开阔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视野。

如前所述,相对于伊藤漱平的文学翻译成就来说,我国国内直接对伊藤漱平的《红楼梦》译本开展研究的论文、论著为数并不多。为了把握《红楼梦》日译本在我国国内的研究情况,笔者对国内1985—2015年这30余年间的《红楼梦》日译研究成果作了统计,在中国知网（CNKI）的跨库初级检索库中将关键词设定为“红楼梦”“日译”进行检索,去除与《红楼梦》日译本非相关研究,共检索到期刊论文20 篇,硕士学位论文4篇,共24篇。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985—2015年这30余年间有关《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总共24篇。其中,1985—1988这4年间国内学者对《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基本空白;1989—2009每年有1篇论文产出;2010—2011年关注度上升,分别有5篇论文发表;2013年有4篇论文面世。可见从2010年起,学界对《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逐渐重视起来,特别是在2010、2011和2013年这3年间论文总数14篇,占全部检索文献的比例达到58%。值得关注的是这24篇当中,有关伊藤版《红楼梦》的日译研究占20篇,由此可以看出伊藤漱平版《红楼梦》日译本在国内学者当中具有很高的认知度。

从研究类别来看,我国国内《红楼梦》日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视角研究、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和译本底本研究这三个方面。语言学视角研究最多,共9篇;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共8篇;然后是译本底本研究,共3篇;除此之外还包括2篇传播与接受方面的研究以及2篇译本总括性研究。以下分别从语言学视角研究、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和译本底本研究这三个方面详细考察国内《红楼梦》译本研究现状。

首先是从日汉对比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有苏德昌（1993）、马燕菁（2010）。苏德昌从语言学的范畴探讨了词汇翻译。马燕菁则从对比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伊藤漱平的日译本当中的人称代词受修饰现象。盛文忠（2013）从日汉对比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红楼梦》与伊藤漱平1969年日译本在日汉句式、动词、主语和形式名词的使用情况方面的差异,认为除语法因素外,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与中日认知模式有关：日语属于“漫画式认知”,而汉语属于“动画式认知”。

其次是译本翻译策略研究。研究对象包括译注、文化关联词、中药方剂、詈骂语、诗词曲赋等,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尽管与成果累累的《红楼梦》英译研究相比差距悬殊,但近3年从翻译学角度或是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译本进行分析的论文增多,也表明了学者们对该研究的关注度增加。此外,该研究领域内还出现了几个青年领军人物,比如宋丹、王菲等,她们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扎根于文本,重视考证,为《红楼梦》日译本的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

张翔娜（2013）的研究在肯定了译注作为副文本对原作信息的补偿作用的基础上,考察了《红楼梦》伊藤漱平译本的译注,举出具体实例对王忠亮提出的译注的释源、深化和追加三种功能在伊藤漱平译本中的具体体现作了一定的论证。她同时高度评价了伊藤漱平的考证能力,认为“为了做好译注,译者应该深入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内涵,在深入研究原著的同时,对不太熟悉的事物应做出必要的考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日本知名的红学家和翻译学家,伊藤漱平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该研究在语料上有待扩充,但无疑对此类研究作了一定的尝试。

李海振（2010）的研究也颇值得关注。在《〈红楼梦〉日文全译本及其对中药方剂的翻译》一文中,李海振在梳理了《红楼梦》的松枝茂夫全译本、伊藤漱平全译本和饭塚朗全译本的底本及翻译出版情况的基础上,以第十回张太医为秦可卿所开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为例,考察了三个全译本中药方剂中所涉及的药材名称、计量单位和炮制方法等内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该论文发掘一手资料,澄清了部分广为引用的二手资料以讹传讹的错误,尤其是对伊藤漱平全译本及改译本的考证确凿,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在对药材名翻译考证的过程中,李海振认为“以重视资料收集和研究著称的‘红楼梦主’伊藤漱平的翻译的确更见功力和严谨”。但此研究难度较大,对于中药方剂翻译策略需要建立相关语料库才可以窥见全貌。另外,李海振（2011）在《〈红楼梦〉饭塚朗日译本对小说人名的翻译》一文中,从对姓氏隐喻的翻译和对小说命名艺术的翻译这两个角度初步考察了1980 年集英社出版的饭塚朗全译本中部分姓氏和命名。作者认为对于姓氏隐喻的翻译,饭塚朗译本中所采取的括号加注释或尾注释意的译法为读者提供了背景知识,有效地传递了命名文化。但由于篇幅所限,分析有待展开。

宋丹的《〈好了歌〉四种日译本的比较研究初探》（宋丹,2014：270~290）是一篇译本分析的力作。作者根据是否沿袭日本训读汉籍的传统方法,将同属“汉风”译本的平冈龙城与松枝茂夫的译文进行比较,得出两种译文虽然在训读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原文汉字保有率方面,“好”“了”二字的处理方面以及对原文的处理上都有差异。其次,将作为“和风”译本的饭塚朗与伊藤漱平译本作了对比,与训读痕迹明显的“汉风”组相比,“和风”组借鉴了和歌的体裁,尤其是伊藤漱平译本注重韵律,“是四位译者中对译文押韵效果最为重视,也发挥了最大主观能动性的一位”（宋丹,2014：281）。结论部分作者得出《好了歌》四种日译本的翻译策略与风格特色是《红楼梦》全体诗词曲赋的映射,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训读痕迹减弱,归化倾向明显。作者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方法客观立体地阐述了这四个译本在《好了歌》翻译策略上的不同之处,研究方法值得参考,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深度挖掘译者与译本之间的关系,没有注意到译者本身的视域如何影响翻译视域的表达。但该论文所得出的结论很有启发性,对以后的此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王菲的研究有明显的考证意识。《试析〈红楼梦〉两个日译本对文化内容的翻译》（王菲,2010：282~290）是一篇佳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作者分别考察了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对于文化内容的翻译,内容涉及历史典故、俗语、宗教、礼俗传统等层面。在论证过程中作者对中日背景知识考据充分,从文化阐释和接受的角度对两者涉及文化内容的翻译技巧作了比较详尽的考察。结尾之处,作者指出两者“都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翻译文学的完整的风格”,但具体两者各是何种风格却没有展开论述。该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是《管窥〈红楼梦〉三个日译本中诗词曲赋的翻译——以第五回的翻译为例》（王菲,2011：36~42）,该研究以《红楼梦》第五回中的诗词曲赋为参照物,比较和分析了松枝茂夫译本、伊藤漱平译本和饭塚朗译本相对应的译文,从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两个层面对三个译本的翻译技巧作了一定的考察。在论证过程当中作者注意到底本研究对译本研究的重要性,对同类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提示作用。

张晓红（2012）通过分析伊藤漱平、松枝茂夫、饭塚朗三个全译本当中的典型游艺——比如“社火灯花”“牙牌令”“像生儿”“抹骨牌”等——名称的日译,论证了在翻译此类蕴涵丰厚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时,需要重视其文化背景这一观点。作者同时高度评价了三个译本在翻译过程当中进行原语的文化历史分析、追本溯源的考据精神。

唐均、徐云梅（2011）的研究从语义对等、文化对等的视角分析了《红楼梦》三个日译本（伊藤漱平译本、松枝茂夫译本、饭塚朗译本）中部分典型绰号的日译,认为总体而言,饭塚朗的译本接近松枝茂夫,而伊藤漱平与两者的语体风格迥然不同,呈现出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和审美不同及受众意识不一样所造成的,但对此并未作深入剖析。

台湾的丁瑞滢在胡文彬、孙玉明的研究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实证研究,尽管没有看到该作者的后续相关研究,但其硕士论文《红楼梦伊藤漱平日译本研究》（丁瑞滢,2005）无疑是迄今为止对伊藤漱平本人以及伊藤漱平《红楼梦》翻译研究最详细、最全面的研究。该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写作契机。第二章是《曹雪芹与伊藤漱平》,介绍了曹雪芹和伊藤漱平的生平及成就。第三章是《〈红楼梦〉在日本》,论述了《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与翻译、《红楼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伊藤漱平翻译《红楼梦》的始末。第四章是《四次译本比较》,从译本参考资料、译本内容、译本附录以及印刷版型这四个角度作了详尽的分析。第五章是《伊藤译本之特色与成就》,梳理和概括了伊藤漱平译本的翻译特色、译本的文史知识与贡献以及译本的语言表达方法。最后一章是《结论》,在以上四章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归纳和阐述了伊藤漱平译本价值所在及其翻译贡献。该研究发掘并合理运用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了伊藤漱平本人及其《红楼梦》译本。研究内容涵盖了原文本作者、译本、译者的方方面面,研究方法缜密翔实,成为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是继伊藤漱平、胡文彬以及孙玉明之后整理出的更加完整的、最新的《红楼梦》流传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该研究对三次译本前后差异的分析和评价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展开,这也是前人未能做到的。但该研究也有待完善之处：首先,从译本翻译分析的角度看,缺乏翻译学观察和分析的方法,因此尽管从原文本作者、译本、译者等方面作了扎实的研究,但由于作者对此研究内在的学理机制并不明确,造成章节之间的连贯性稍显不足。其次,从对译本本身的研究角度来说,每个点所用语料缺乏一定的规模,说服力不足,并且缺乏与不同译者之间的横向比较,由此推断出伊藤漱平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特色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虽然在研究中涉及读者,但却没有深入挖掘和分析读者的接受情况,作为伊藤漱平《红楼梦》译本研究,这是不完整的。

第三类是是译本底本的研究。宋丹的《试论〈红楼梦〉日译本的底本选择模式——以国译本和四种百二十回全译本为中心》（宋丹,2015：303~333）是一篇实力大作,填补了日译本底本研究的空白,为后来的研究者作此类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研究以《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摘译本与四种百二十回全译本为研究对象,援用了大量珍贵资料,逐一探讨了每一个译本底本的选择背景以及诸多影响因素,并总结得出以下结论：《红楼梦》的日译本底本选择紧追中国国内红学研究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特色。宋丹认为,这反映了译者为力图还原曹雪芹原作风貌,在译文和研究方面超越前人的努力。该研究厘清了各个译本的底本状况,为译本研究扫清了障碍。另外,作者关注了译者身份对底本选择的影响,视角独特,值得参考。作为考证结论之一,作者认为：虽然他参照的版本越往后越多,但前八十回据俞校本,后四十回据俞校本所附的程甲本的底本组合始终没变,由此可知伊藤漱平对俞校本是情有独钟的”（宋丹,2015：303~333）。这一结论在孙玉明和丁瑞滢的研究当中也有体现,对伊藤漱平的译本研究大有裨益。

在完成对我国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研究的考察之后,来看日本自身的红学研究状况,则会发现另外一种样貌。

伊藤漱平于1964年撰写的《红楼梦研究日本语文献资料目录》（孙玉明,2007：179）和1965年撰写的《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伊藤漱平,2008：174~222）完整详细地整理出了《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始末,是《红楼梦》在日本流传研究的重要文献。2002年,孙玉明参照胡文彬的《红楼梦在国外》、伊藤漱平的《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等论著也整理出了一份一百多年来的红学研究目录,时间跨度为1892年至2000年。2006年船越达志发表在《红楼梦学刊》第六辑上的论文《日本红学论文目录（1990—2006年）》在伊藤漱平研究的基础上对1990至2006年的日本红学目录作了整理。从这些书目中可以看出日本《红楼梦》研究“起步早,研究面宽”（胡文彬,1993：25）的特点。研究领域涉及主题思想、人物描写、版本流传、资料考据、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体现出日本学者《红楼梦》研究重考据的研究特质。同时也可以注意到,日本的《红楼梦》研究基本都是对原文本的研究,译本研究几乎没有。而对原文本的语言研究一度在《红楼梦》研究当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以下就对日本《红楼梦》语言研究作一梳理,以此了解其大致发展脉络。

日本最早涉及《红楼梦》语言研究的是狩野直喜。20世纪初,他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自己的演讲笔记,详细地论述了《红楼梦》的文学性及语言技巧。在这之前,《红楼梦》主要作为学习语言的材料,并没有成为研究对象。战后,日本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渐增多,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10多年间,有关红学的论文达到近70篇,语言研究为数不多。其后,日本红学研究稳步上升,主题向语言方面倾斜。首先,以仓石武四郎为代表的语言学者强调对汉语的再认识,这使得《红楼梦》作为汉语教材受到大家的关注。其次,《红楼梦》多个译本的出现促进了学者们对《红楼梦》文本语言层面的思考。再加上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课题的大阪市立大学明清文学研究会和中国语学研究会的大力推动,《红楼梦》语言研究发展势头迅猛,并从60年代中期持续到90年代初期。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太田辰夫、绪方一男、宫田一郎、今井敬子等。（梁杨、谢仁敏,2006：89）孙玉明编译的《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一文对1964年至1993年日本发表的红学论文作了统计,据此可知这30年间共有142篇红学论文发表,有的侧重文学方面,有的侧重曹雪芹家世生平、脂砚斋评语,但更多的则侧重语言文法方面,成果数量多达46篇,这一数字也印证了这一段时期日本红学语言研究的盛况。从1993年到2006年这13年间,日本学界共有4部红学相关著作,109篇红学论文,其中与语言相关的研究占16篇,译本研究只有1篇③（^③参见丸山浩明（1998：102）撰写的有关伊藤漱平《红楼梦》新译本介绍的述评。）。根据日本数据库CiNii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1月到2015年10月这9年间,《红楼梦》研究的论文数量达到156条,但其中仅有两篇关于红学翻译的研究,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两篇研究都有中国年轻学者参与其中。

伊藤漱平在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成果卓著。从1954年第一篇论文发表到1986年退休之时,伊藤漱平发表了近50篇有关红学的文章,这些论文研究涉及红学的各个方面,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日本红学家,在质量上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伊藤漱平主要的关注对象是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脂砚斋评语、版本研究等,只有一篇谈到了红学翻译。

由上文可知,日本对《红楼梦》原文本的研究^④（④ 根据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附录二的资料,笔者统计得出,截至2000年5月,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达到296篇,但基本都是《红楼梦》本体研究或日汉语言对比角度的研究。）已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开,并且成果斐然。相比之下,日本学界有关日译本的翻译研究却凤毛麟角,这与其拥有《红楼梦》译本总数居世界首位的现状极不匹配。“在我国,特别是近代以来罕见地以极大的热情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但同时对于翻译自身的方法以及意义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却很匮乏”（柳父章,2010：18）,日本著名翻译理论家柳父章对日本翻译研究现状的描述切中肯綮。翻译理论研究力量的匮乏,是造成现有译本数量与译本研究比例失衡的外部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红楼梦》一直以来被当做教科书,日本学界研究《红楼梦》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学习汉语,这是造成译本研究不被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此外,翻译《红楼梦》的都是日本知名的汉学家,而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的译文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有悖于日本的社交文化。因此尽管日本的红学研究成果丰厚,并且与中国的红学研究保持了很好的互动,但对译本的研究始终没有得以开展,就源于以上几个原因。仅有的几个研究虽然数量少,但对本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因此下文按照时间先后对其作简单介绍。

伊藤漱平的《二十一世纪红学展望——一个外国学者论述〈红楼梦〉的翻译问题》是伊藤漱平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一篇文章,也是伊藤漱平日译本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文中伊藤漱平谈到了自己翻译《红楼梦》时的一些背景情况,还重点总结了霍克斯和松枝茂夫的《红楼梦》翻译成就。虽然文中没有涉及具体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理念,但从文中史料可以得知伊藤漱平对《红楼梦》研究的执着、对霍克斯和松枝茂夫翻译成果的高度评价以及与他们之间亲密的学术交往,这些都为伊藤漱平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材料。

中国学者黄彩霞和日本学者寺村政男以《国译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兼与其他六个全译本（包括松枝和伊藤的两次改译本）进行对比,考察了前八十回章回翻译在日本的解读和接受情况（黄彩霞、寺村政男,2014：77~98）。该研究认为日本大正时期的《国译红楼梦》已经有了很高的白话理解水平,对以后的译本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对松枝茂夫的初译本影响最大。作者首先考察了因底本不同而造成的译本不同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抽取了人称翻译以及部分文化专有名词的翻译语料展开分析。该研究语料翔实、有代表性,通过描述性的手法对六个版本进行对比研究,对凸显《国译红楼梦》的特色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

青年学者森中美树从1998年起写了一系列关于《红楼梦》中花的论文,包括海棠、梅花、桃花。其于2010年撰写的《日本全译〈红楼梦〉的历程简述——平冈龙城〈国译红楼梦〉与白话翻译》一文涉及翻译研究,介绍了平冈龙城翻译《国译红楼梦》前后过程,提出尽管平冈版本出现了很多的瑕疵,但是平冈龙城尝试用口语体翻译白话汉文,这在不被认可的特殊年代作出的打破现状的努力确实值得后人纪念,并认为平冈龙城所译《国译红楼梦》“是反映《红楼梦》在日本传播过程的一面镜子,是日本白话翻译史上的文言文与口语体间的一座桥梁”（森中美树,2010：114）。另外,该研究的另一个成果是汉文训读对翻译影响的考察。作者的观点是日本明治中期以后产生了关于汉籍译文文体的论争,因意见分歧大而影响了《红楼梦》全译本在日本的问世。这一观点无疑很有创新性,值得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挖掘探索。

总体而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首先,对伊藤漱平《红楼梦》日译本本身的研究力量相当薄弱,研究成果少;其次,仅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忠实原著与否”的二元论阶段,对译本整体存在方式的描述和阐释缺乏力度,缺乏翻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接入和观照。另外,对于这一学术领域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伊藤漱平《红楼梦》译本的文体问题、读者接受度等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正如杨伟所说,“日汉翻译研究与当代译学理论最新成果之间还缺乏紧密的有机联动性,以至于不少论文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还停留在多年前的水平上,要么因袭传统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或者陷入日汉对译的简单语义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描述研究和语料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即便是具有文化研究视野的论文,不少也还流于实验性和表皮性,缺乏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敏锐的问题意识,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杨伟,2014：39）。要想与发端于西方的现代译学理论接轨,使译学理论真正地融入文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