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0(1): 97-106 doi: 10.12002/j.bisu.128

外国文学研究

从《最后的陪审员》看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郝燕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ature and Public Opinion as Seen from The Last Juror

HAO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China

收稿日期: 2017-05-9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2-15

Received: 2017-05-9   Online: 2018-02-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郝燕,蚌埠学院外国语学院,233030,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子邮箱:576482933@qq.com

摘要

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始终是媒体出现后一个难解的问题,司法的形式理性与充满激情的民意之间充满着张力和冲突。《最后的陪审员》采取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杂糅的方法描述了发生在当代美国一个县城的司法与民意互动过程:既有群众意见的反映,亦有被贴上民意标签的媒体运作,更有陪审团——这个源自群众、代表民意的直接司法介入者。开放性的司法程序将民意因素容纳,以一幅多角色、多场域互动的生动场面为读者展示了民意融入司法的过程。但过度的开放、不设防的司法程序,以及充满激情、欠缺理性的民意侵入,也为司法环节中的多数人暴政留下间隙。本文以该小说为切入点,分析民意与司法互动的优劣之处,提出民意既要有充分的表达空间及纳入司法的有效载体,又要与司法保持距离,司法也应注重制度防御,方能实现两者的有效互动。

关键词: 约翰•格里森姆; ; 《最后的陪审员》 ; 文学 ; 司法 ; 民意

Abstract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med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ature and public opinion is always a problem difficult to settle. The tension and conflict abound between the formal rationality of judicature and the passion of public opinion. By means of juxtaposing fictional plots and historical facts, The Last Juror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udicature and public opinion in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town, involving the reflection of the masses’ opinion, the media operation labeled with public opinion, and the jury—the direct judicial intervener originating from the masses and representing public opinion. The open judicial procedures absorb the element of public opinion, displaying vividly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public opinion into judicature through multi-role and multi-field interaction. However, it leaves room for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in judicial procedures, with excessive opening, unprotected judicial procedures, and the invasion of public opinion which is full of passion but lacking in rationalit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opinion and judicature in the novel,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public opinion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fully expressed, and there should be effective media for its incorporating into judicature. Besides, public opinion should keep its distance from judicature, and the latter should strengthen its defense system. Only in these ways can their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 guaranteed.

Keywords: John Grisham ; The Last Juror ; literature ; judicature ;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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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郝燕. 从《最后的陪审员》看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40(1): 97-106. DOI:10.12002/j.bisu.128

HAO Y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ature and Public Opinion as Seen from The Last Juror.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8, 40(1): 97-106. DOI:10.12002/j.bisu.128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法律与文学运动兴起,以司法为题材的经典文学作品受到文学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文学与法律自古就有重合之处,文学以个案的演绎,阐释人性之本质,为法律提供关于公平、正义、程序的指引。特别是利益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兴起,关注司法实践的真实运行过程日益流行(黄金荣,2000:293)。《最后的陪审员》(The Last Juror)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作家敏锐地察觉到司法运作中独特的东西,试图以细致的场面描述、多元素的切换来表达其眼中司法过程的不同之处。

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以司法为题材的小说家,曾当选密西西比州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他1955年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琼斯保罗市的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即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他做了不少法庭指定辩护工作,辩护对象往往是那些穷得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但就是这些小案件,使他深谙法庭内外的悲欢离合,激起了他替弱小者弘扬正义的良知。格里森姆的小说被翻译成42种语言,其中多部作品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或被改编成电影,仅20世纪90年代销售总数就达6000万册,创造了小说销售的奇迹。格里森姆因此成为当代欧美畅销小说名家,先后获得了佩吉•V•黑尔梅里希杰出作家奖、英国银河图书奖、哈珀•李法律小说奖等多项文学大奖。《最后的陪审员》是作家2004年推出的一部力作,当年便成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今日美国》称之为“作者最为大气的小说之一”;《纽约时报》赞其“为格里森姆开创了新的神话” ①(①参见约翰•格里森姆:《最后的陪审员》,李新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封底。以下凡出自此作品的引文均只标明页码。)

作为一名律师作家,约翰•格里森姆深刻地感受到司法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而是多种因素平衡的过程,他在《最后的陪审员》中详细地描绘了各种因素的交织与制约。与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其观察到的司法运行状况得出的结论不同,小说展示了民主社会中司法权被分解后的法律适用问题,即民意因素制约了的司法“售货”过程:投进去的不仅仅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也不仅仅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②(②马克斯•韦伯对具有形式理性的概念法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是法条的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参见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第253页。),而是多种因素的组合,特别是民意的因子。这也与美国联邦党人设计的理念不同,在小说中,我们没有看到公平的审判、正义的伸张,看到的却是大卫与歌利亚现象的轮回、激情与理性的碰撞,以致多数人暴政的再现——再次证实了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对美国民主的观察③(③托克维尔在分析“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时指出,可能出现“多数的暴政”,首先就表现在舆论的统治方面,多数既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又拥有也几乎如此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可以说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于是他提出民主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0、313、316页。)。小说呈现了民意与司法互动的“三部曲”,即媒体以其特有的宣传功能凝聚民意,陪审团则是民意参与司法的直接载体,最后是开放性的司法过程将民意吸收。然而,互动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依然是与广大群众心愿不符。正如文中对裁判结果宣判时的描述:“众人迟迟不肯散去,仿佛审判还没有结束,仿佛正义还没得到彻底伸张”(183)。

小说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一桩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福特县的强奸杀人案,被害人是一个漂亮的寡妇罗达•卡塞洛,嫌疑人丹尼•帕基特是当地一个极有权势的从事枪支、毒品交易家族的一员。而“我”(威利•特瑞纳)作为当地主流媒体《福特县时报》(以下简称《时报》)的主编,勇敢地挑起与帕基特家族抗争的舆论大梁。凶手丹尼最终被认定有罪。在丹尼服刑九年假释出狱后,与此案相关的几名陪审员相继遇害。嫌疑最大的丹尼再次被捕,但就在自己的保释听证会上,丹尼遭枪击身亡。小说的结局出人意料,系列谋杀事件的真凶并非丹尼,而是罗达生前的情人汉克•胡顿,他行凶的原因是这几名陪审员在丹尼的死刑问题上投了反对票。小说以对被告人丹尼的追诉为核心轴线,重构了一个具有美国特征的司法过程,有媒体的介入、群众的视角、陪审员的抉择。以正义形象自居的《时报》夸张的渲染报道、当地群众的热议、犯罪嫌疑人的保释听证会、陪审员的选任、控辩双方的口水战、对被告人的行为认定、量刑裁决等各环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勾画出一幅幅美国司法追诉过程的场面。这一切,犹如一幕幕戏剧,不仅在过去如此,在今天也在上演。如此丰富的多角色互动、多视角审视、多场域角逐,引发出对司法如何吸收民意、如何与民意互动的问题的深刻思考。民意介入司法的路径一般有三,民意凝聚是前提,影响潜在陪审员是关键,司法回应民意是核心。

一、民意的凝聚:媒体的正义捍卫与越位

美国政治学者韩念西(Bernard C. Hemmessy)对民意一词贡献了权威性的阐释,“民意是由相当多数的人针对重要议题所表达的好恶的综合体”(1970:24~25)。具体到与司法有关的民意,一般是指媒体④(④如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原则》确立了媒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1995年《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进一步制定了协调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关系的准则。见“The Madrid Princip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CJJL Yearbook. 1995,Vol 4。)和陪审团⑤(⑤陪审团制是西方民主化的体现之一。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称之为防止民选执政官推行暴政的有效手段,有利于维护和促进自由。参见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党人文集》,杨颖玥、张尧然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两个因素的运作情况也有力地反映出司法与民意的互动过程。媒体之于民意,比较经典的分析是美国新闻评论家、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公众舆论》(2005:247),其指出现代生活的重大真相不会自发地形成众所周知的形态,必须有人赋予它们形态。这就是媒体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为吸引读者,首先必须激发起情感,使其与所读内容产生共鸣。为引导读者进入新闻,必须在报道中提供一个公众熟悉的门槛,这就是成见所要起的作用。如果把木材商协会称为“康拜因”,读者就会表现出敌意;如果将其称为“知名实业家团体”,那么成见就会引导他作出善意的反应(李普曼,2005:253)。这些便制造了舆论所需的能量。媒体是把双刃剑,既有被人称道的社会监督者和守护人的美誉,也有虚假、欺骗的臭名。

小说中《时报》正是这两种角色的混合。刑事案件的报道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兴趣,特别是在十年间从未发生过的一起重大命案的地方。但如果仅仅对事实无选择性地进行报道,那就无法激起读者的想象——必须树立一对矛盾。案发后的第二天,《时报》就以《罗达•卡塞洛惨遭奸杀,丹尼•帕基特身陷囹圄》为标题,用了两幅版面,详细报道了前一个周六夜晚在本宁路上发生的一切。该报道融合了编辑确信的内容与大量道听途说的消息,以白描的手法,图、文结合的方式,将罪案过程、凶案现场图、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公布于众。《时报》的大肆渲染使罗达的遇害成为备受关注的案件。更博人眼球的是,被害人是一个善良的、有着两个未成年孩子的寡妇母亲,犯罪嫌疑人是当地有钱有势、从事非法经营的一个家族子弟。大卫与歌利亚的两种符号被树立,民意焦点被凝聚,社会阴暗面被揭示,大家都在担心司法是否被贿赂,正义能否实现。《时报》准确地捕捉到了民众的情绪,将这种私人的担心公布于众,戳疼了社会的伤疤。在满足民众猎奇心理的同时,扛起正义的大旗,在报道中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以及同情弱势群体的倾向。

但与此同时,这些看似公正无私的立场,其实也潜藏着报纸的价值取向与偏好,这无疑引导着大众对问题的看法。在《时报》长期的管理和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主编威利第一时间察觉到罗达突然遇害是个提高报纸发行量的绝好时机:“残忍的罪案可以增加报纸的销量,因为公众想知道更多的细节”(15)。在整个“帕基特案”中,《时报》刻意让报道“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攻击性”(278),这必然会加剧群众与帕基特家族的抗争。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指出,《时报》一直“散布着各种煽动性的言论”(356),而其中许多论战是“出于信念或是出于无聊而故意挑起来的”(356)。在丹尼获释后,威利在社论中“惊呼‘一名冷血杀手再次回到了我们中间’”,而他自知“这未必是实情”(317)。《时报》采用标题“帕基特案的证人在提索明戈县遇害”,特意把“帕基特”这个姓氏和“遇害”这个字眼并列起来。在12名陪审员的2人被暗杀后,威利得出“帕基特之乱”(365)的结论,舆论的导向将所有的猜测都指向了被告人丹尼,迫使治安警察与法官勾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丹尼•帕基特是惟一可以想到的嫌疑犯”(370),批准逮捕了他。就在丹尼的保释听证会上,真正的系列谋杀事件制造者汉克•胡顿出现了,并且,他再次行凶,杀死了丹尼。这是对自诩为民意化身、正义捍卫者的《时报》一个极犀利的嘲讽。“真是太疯狂了。这样一座可爱的小城竟在这样一个噩梦中告别所有的欢乐?”(379)作者的这句感慨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欢乐”“噩梦”到底指什么?“欢乐”恐怕有带领群众同恶势力做斗争的胜利感成分,“噩梦”注定也有对自身行为的一个反思,媒体是如何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

小说对重塑媒体与司法间的关系提出了警示,在司法独立与言论自由这两个重要却相互竞争的价值之间应实现平衡:在鼓励司法与执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鼓励媒体通过自律体现对司法的尊重和理解、主张确立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协调机制的同时,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对公众的知情权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免产生“民意审判”。

二、民意的介入:陪审团的传递与映射

当公众舆论与陪审团制度结合起来,民意就有了具体的、强有力的介入形式,民意不再是普通的公众意见,而是成为司法裁判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非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无论舆论如何,在没有上升到法律规定之前,一切都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于是就易产生汉密尔顿所谓的“执政官暴政”问题。

西方国家认为,由来自不同的宗教、种族、政治背景的普通公民凭借基本理性和生活经验来判断案件事实,可以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专横。民意与司法的互动实现了民意对司法的约束,代表社会公众的陪审员与审判人员共同审理案件,将民意传达给法官,共同构成裁判的要件。然而,如何让小陪审团(6至12人)或大陪审团(16至23人)成为人民的代表、正义的主持者?陪审团的价值是借助一系列媒介实现的。

在将陪审团转换为民意代表的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从案件发生那刻起,《时报》就紧紧抓住扭转举步维艰局面的机会,从案件发生到犯罪嫌疑人丹尼被羁押、审判的各个环节均是报纸的重要内容。通过《时报》,群众对该案已经十分熟悉,加之媒体符号化的引导,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严惩凶手是每一个群众的心愿。这些群众都是潜在的陪审员,这就意味着,无论选谁,都将被认为是群众的代表与民意的化身。就连辩方律师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声称“《福特县时报》那些耸人听闻的报道铺天盖地,已经误导了本县未来的陪审员”(98)。

媒体进一步发挥作用,不仅影响着潜在的陪审员群众,还影响着陪审员的选任。出于职业目的,控、辩双方都想将有利于己方的陪审员选进陪审团。但要确定一名陪审员对己方有利,必须基于信息的公开。于是,经过《时报》连续多次报道的黑人卡丽•鲁丰成为双方比较乐意接受的陪审员之一。控方得到的信息是卡丽“通情达理、敬畏上帝、熟读《圣经》,……对自己的那些子女管教很严”(133);而这份报道同样引起了辩方律师的关注,坚信“黑人对那些刑事被告是持同情态度的”(132)。卡丽是福特县第一个参加小陪审团的黑人,而按照以往惯例则是不可能的⑥(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时,禁止检察官用回避排除的方式在选任刑事案件陪审员时歧视非洲裔美国人或者女性,对这种裁量权作了限制。)。大家多认为黑人素质低,没有文化,不能有效抵御贿赂,因而无法担当起主持正义的重任。正如小说中一组对话所透露的信息:

(威利)“你认为他们是因为我的报道才选择了卡丽小姐吗?”

(哈里)“没错,这些日子人人都在谈论她,控辩双方都觉得自己对她很了解。现在是1970年了,可我们以前还从未有过黑人陪审员。”(135)

此外,媒体对陪审团的态度形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经过《时报》的集中宣传,大家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已经产生一定的共识。诚如辩方律师在保释听证会上的控诉:“头版头条的报道、血淋淋的图片、未提及名字的消息来源,还有半真半假的描述、含沙射影的暗示,多得足以宣判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有罪!”(44)媒体显然会影响到陪审员的立场,这在威利与作为潜在陪审员卡丽的交谈中可见一斑:

(卡丽)“明知一个人有罪,我还该如何评判?”

(威利)“首先,您得听证据,您没有偏见,所以这并不难。”

(卡丽)“可你明明知道他就是凶手呀。你在报纸上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威利)“我们只不过是在报道事实,卡丽小姐,如果那些事实让他看上去有罪,那我也没有办法。”(121)

无罪推定是美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原则性规定难以抵御具体的否定。特别是在发达的媒体现实中,如何处理好媒体与陪审员、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以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不公正审判是一个重大问题。从上述交谈中也可以看出,大卫与歌利亚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在媒体的影响下,歌利亚(丹尼•帕基特)已经成为公众舆论中的一个弱者。如果让群众的激情继续下去,审判的结果则是显而易见的——陪审团评议了不到两个小时就作出决定,一致认为被告人丹尼构成强奸谋杀罪。对于这起没有直接证据的重大复杂案件而言,两个小时就作出一致性有罪裁决,这未免过于简单了。在舆论的影响下,陪审团成为刺激因素的奴隶,他们无法保持中立的态度,也很少被证据所打动。为了迎合群众所接受的暗示,陪审团作出了陪审员作为个人不会赞成的判决(勒庞, 2015: 10)。因此,被民意操控的陪审制度很难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

三、民意的回应:司法的开放与无界限

汹涌的民意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回应,那么,犹如石沉大海,激情终将慢慢消退。当然这也会导致群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怀疑,以致对社会不满。陪审制度将民意引入司法过程,对司法过程产生制约,成为美国社会中民意进入司法的最重要渠道。审判过程中,法官俨然是一个程序组织者,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有罪以及应处以何种刑罚均由陪审团决定。从形式上看,“帕基特案”是一场民意的审判,尽管难以看到被告人的辩解、权利的有效维护,但将“民主”“自由”持续贯之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在此处点到为止,而是以开放的、无界限的司法场域来助推民意,与群众互动,让审判成为一场解气的、类似全民公审的审判。《最后的陪审员》就是对这种民主式司法审判的最好注解。

繁琐的司法程序与开放性结构再一次使民意聚焦。若要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关键的一点就是将所有过程程序化,这也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复杂性。小说展示了美国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所设置的保释制度、异地审判申请、陪审员审判、公开庭审等,但仅仅这些并不足以与自由、民主、制约的精神相映成彰,关键是这些程序中应融入民意,媒体点燃激情、司法交融民意。代表着媒体力量的《时报》跟踪报道了整个审判过程,主编威利更是亲力亲为,挺身而出与“地头蛇”较量,推自己为民意的前线:他秘密潜入一次不公开的假释听证会,并自告奋勇地充当被害人的证人;因“违反规定报道了听证会的经过”(314),在第二次听证会上被法庭拒之门外,但他还是设法安排报社的摄影师参加了旁听,从而获悉并报道了审判细节。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的陪审团成员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感态度都随着案件的进展而波动。在对被告人量刑的评议过程中,陪审员们的观点产生了激烈的交锋,他们需要说服别人和被别人所说服,而不是草率地作出决定:“卡丽小姐看上去冷若冰霜,我以前还从未见过她有这种表情;芭芭拉•鲍德温太太显然是大哭过一场;其中几位男陪审员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刚刚打完架,而且还想接着再打。”(182)

除了媒体与陪审员,对于被告人追诉的各个环节,广大群众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有商店的客户、本地的理发师,等等。在异地审判听证会上,“县里的人仿佛来了一半”(89)。审判的场面更是火爆:“对一座小城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像一场重大的谋杀案审判那样招来庞大的人群:上午九点之前,法庭里就已经挤得满满的了……”(128)在庭审中,“(当辩方律师进行歪曲事实的辩解时)法庭里一阵骚动,嘘声四起”(150)。到被告人的量刑阶段,“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法庭”(177)。在对被告人作出终身监禁的刑罚后,“群情激愤,破口大骂”(183)。在保释听证会上,“法庭内已是座无虚席,墙边上还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旁听的民众”(375)。正是这种开放式、无界限的审判将司法不断与群众生活融合,参与司法、捍卫正义似乎成为了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与之相应的还有开放式法院建筑,这个物理场所除了审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群众的生活中心,法院广场四周的小商铺、餐饮店和办公场所鳞次栉比。尤其是当“特价商店”进驻福特县城时正反双方进行了辩论,其中提到这一新事物造成的真正破坏是文化方面的:“随着本地商铺的纷纷倒闭和人行道的日趋空荡,主街和法院大楼广场上那种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正在迅速走向衰亡”(308)。这从侧面反映出司法与群众生活的相互融合,正是这种开放的、无界限式的结构祛除司法的神秘,消融了司法与大众的隔阂,同时也为民意控制司法留下罅隙。这种过度、无界限的开放是以牺牲法律稳定性为代价的,同样会产生民主之难题,即作者所说的“暴民群体”(183)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民意总是发展变化的,具有多元性、流动性、易变性。韦伯(1998:71)指出,“经验证明,除非‘正义感’在客观或主观利益此类‘实用因素’的坚定指引下发挥作用,否则,它是很不稳定的”。稳定性、连续性是法律的典型特征,法理学家罗斯科•庞德在其名著《法律史解释》开篇指出,“法律必须稳定”(庞德,2013:4)。司法若轻易就受到民意影响,则会从根本上破坏法治。司法机构应对法律是什么作出自己的裁断,不能轻易被民意左右,否则将引起不公正的猜疑,出现民意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后果⑦(⑦在当代美国社会中,这种情况也真实存在,如罗伯诉西蒙斯案。2005年3月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罗伯诉西蒙斯一案作出最后裁决,投票以5比4放弃了对西蒙斯这个未成年罪犯适用死刑。最高法院法官在判决理由中公开声明是因为美国民意乃至国际民意已经不再支持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司法是判断事实、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过程,必然要求一个相对封闭、不受影响的环境,与充满激情的民意必须保持距离。

结语

“文学之所以能抵法律的不足,乃是因为它上演的是具体、生动而典型的,直接诉诸读者的伦理意识和同情心的一幕幕‘人间喜剧’”。(冯象,1999: 693)《最后的陪审员》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司法与民意的互动过程,亦实现了文学的价值,“给个体和社会提供教诲”(武月明、龙云,2017:63)。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是横亘在现代司法面前的难题,有嵌陷在自身规律之内的规范要求,也有迎合大众、吸纳民意、适当互动的一套维系规则。小说为司法与民意之间的有效互动指明了方向:民意要有充分的表达空间,有从观念降至实体的载体,司法之中有与群众互动的程序,最后的效果才是司法权威的有效维护。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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