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评论自己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2005：42~43）。林语堂通过翻译等多种方式构筑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因为“林氏大量的汉英译作都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王少娣,2011：188）,他在“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林语堂的翻译研究主要围绕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这一方面的贡献,集中探讨林语堂汉译英的翻译活动及其英文译著,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董娜（2010）的《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林语堂翻译文本解读》、王少娣（2011）的《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冯智强（2011a）的《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褚东伟（2012）的《翻译家林语堂》、孙振亮（2013）的《林语堂翻译研究》等都是近年来林语堂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从不同角度研究林语堂的英译作品,且这些对林语堂英译活动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怪圈：“选题多集中于《浮生六记》《京华烟云》等少数几部著译上,且多集中于翻译技巧与方法、翻译策略和译本比较等微观领域”（冯智强,2011a：16）。王兆胜（2004：17）曾论及林语堂通过发表报刊文章来介绍外国文化,主要包括介绍并提倡幽默、对自由真谛的理解和性爱之美。但林语堂不仅通过报刊文章、演讲等著书立说的方式,而且还通过前后持续时间长达50余年的汉译活动向中国人介绍外国文化。翻译是林语堂向中国人介绍外国文化的手段,“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是林语堂全力以赴所做的工作……林语堂使用的方法是翻译介绍,即将外国著作译成国语,或进行改写创造,或进行阐述发挥。”但他对林语堂翻译的外国著作仅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说明：“林语堂还翻译过罗素夫人（Dora Russell）的《女子与知识》,其中也有对性爱的健全观念。……他受英国罗素和美国的马尔滕的影响颇大……为此,林语堂还专门将马尔滕的《成功之路》汉译出来。”（同上：111）事实上,王兆胜轻描淡写林语堂的汉译活动并非个案,国内几乎所有的相关翻译史料对林语堂在汉译领域的贡献或是只字不提或是一笔带过,甚至有些表述存在严重错误。如林煌天在《中国翻译词典》中表示,林语堂“主要的译作是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与经典著作”（1997：420）,并详细列出了10多种英译译著和英文创作的作品,对林语堂汉译成就的表述却非常简短：“他还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英译汉有《卖花女》《励志文集》《徬徨飘泊者》等数种”（同上）;王秉钦（2004：171~180）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一书中,详细解读了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及其英译作品,但并未提及林语堂的汉译活动;孟昭毅、李载道（2005：198）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主要简述和评论了林语堂的《论翻译》一文,在介绍林语堂的文学翻译道路时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英译工作和英语写作的贡献,而对其汉译活动则简要介绍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节译西方文艺理论批评论著：“20世纪20年代,多种外来文艺思潮涌入我国,林语堂也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文艺论著,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美学•表现的科学》,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艺术的批评家》,丹麦文学史家布兰代斯的《亨利•易卜生》,美国文艺批评家斯平加恩的《新的文评》等。”可以说,林语堂英译活动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学术界几乎无视林语堂“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贡献。

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指出,林语堂从事文学翻译活动与其同时代翻译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精通英文,不仅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还把中国一些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了外国去,他也用英文写作,这是他的翻译文学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陈玉刚,1989：273~274）换言之,林语堂在汉译活动的成就绝不逊于其英译活动的影响力。在研究林语堂的翻译活动时,如果把“研究的目标仅限于林语堂的汉英翻译,而并未包括其英汉翻译”（王少娣,2011：191）,就不可避免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这种单项式的研究“限制了我们对林语堂翻译活动的全面理解与认识”（冯智强,2011a：210）。因此,本文在系统整理林语堂汉译作品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其汉译活动研究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备受冷落的根源并构想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前景,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林语堂如何通过大量的汉译活动向中国人介绍欧美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深入思考林语堂在英译和汉译两方面的重要成就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其独特的翻译思想。

林语堂的汉译活动、汉译作品及其通过汉译活动向中国人传播外国文化的工作备受冷落,这是长期以来林语堂翻译研究历史定式思维造成的结果。台湾报刊《联合报》在林语堂逝世后曾评价说,“但论将我中华文化介绍于西方者,则除了有利玛窦、汤若望等等外国人曾经从事之外,数献身此道的中国学人,林语堂虽非唯一人,却是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人。”（林太乙,2002：291）换言之,林语堂通过英译活动、英译作品及其英文写作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影响力更为强大,而林语堂汉译活动和汉译作品在数量及影响力方面所产生的受众效应相对比较弱小。1935年,林语堂完成的首部英文成名作《吾国与吾民》在西方畅销之后,于次年开始了他长达30年以英文创作和英译中国文学的海外之旅。林语堂在汉译英的翻译活动中采取编译等多种方式,一系列英译作品获得了欧美读者的广泛认同,成功地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这些英文译著的成功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至今依旧不减。

就林语堂的译著而言,多数派的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与林语堂大量的英译作品（译著）不同的是,林语堂汉译作品（译著）的数量相对稀少,林语堂英译作品的数量绝对远超其汉译作品。有学者指出,“在具体的译著活动中,他主要执行的却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翻译取向”（冯智强,2011b：1）。也正是“因为相对于其汉英翻译作品来说,林氏英译汉作品在数量上较少……不足以代表其英汉翻译的整体”（王少娣,2011：191）,所以林语堂汉译活动的研究至今依然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地。以朱立文和张泽贤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均持有这种看法,朱立文编写的《林语堂著译及其研究资料系年目录》（2007）一书共列有林语堂翻译的著作21部,其中包括6部汉译英、9部汉英对照以及6部英译汉;张泽贤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续集：1901-1949》一书中只列出4部林语堂的汉译作品,他认为：“大名鼎鼎的林语堂,给后人留存的译作好像并不多,据笔者所见,大概只有三四种,而且大多是与他人合译……”（张泽贤,2014：321）对比朱立文、张泽贤在在各自编著中有关林语堂英译汉的译著资料如表1所示。

对比表1中的内容,不难发现编著者朱立文和张泽贤除了对林语堂汉译著作的具体书目、数量等表述并不完全相同之外,汉译《卖花女》出版时间的表述也存在差异。

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张梁、林大津、林太乙、林本椿等却认为,林语堂汉译作品的数量超过其英译作品的数量。张梁在《林语堂周作人论》（2009）一书的附录一“林语堂主要著译目录”中,除了在第一栏“著作”类中列有林语堂的中文著作和英文著作外,还在第二栏的“翻译”类中列了林语堂5部汉译英和7部英译汉译著,这7部译著基本按出版的时间排列,但张梁与张泽贤、朱立文所列的林语堂英译汉个别译著的出版时间也存在差异;林大津等主编的《福建翻译史论》（现代卷）也认为,就英译中的作品而言,“林语堂纯粹的译作数量不算太多”（林大津,2013：73）,书中列有6部英译汉和3部汉译英译著;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为其父写的传记中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她在《林语堂传》（2002）一书的附录《林语堂中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总目》中,也单独列出6本英译中和3本中译英的翻译作品;林本椿（2004）在《福建翻译家研究》一书里的《林语堂与翻译》一章中则列有林语堂5部汉译英译作和7部英译汉译作。对比4人的具体所列林语堂英译汉译著数量,如表2所示。

对比以上4位编著者对林语堂汉译译著的表述,不难发现,只有林太乙与林大津编著中的表述一致。此外,朱立文、林本椿等所列的林语堂英译汉译著中的《国民革命外记》的书名译法与林大津、林太乙书中（《国民革命外纪》）的译法也不一致,造成这种文字差异的原因是繁体字的历史简化。

经笔者对比查证,以上著述对林语堂汉译作品的描述文字均不够全面、准确,这些著述共同提到的林语堂汉译作品只有《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卖花女》《新俄学生日记》等3部,而《新的文评》《国民革命外纪》《女子与知识》《西部前线平静无事》《成功之路》（《励志文集》）、《怎样训练你自己》《徬徨飘泊者》等译著在各自的表述中都互有缺落。其实,《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徬徨飘泊者》两部汉译作品并非林语堂翻译,张梁和张泽贤等著作中的表述都存在严重错误。上述两个列表所列的书目差异说明,关于林语堂汉译作品的相关表述互为矛盾且一些表述明显存在错误。然而林语堂英译作品的表述明显不存在类似互为矛盾或错误的说法,由此可见,林语堂英译作品的数量和影响力远超其汉译作品。

另一方面,从国内出版社20多年来出版的林语堂文集或全集收录的作品看,林语堂汉译作品的影响力远不如其英译作品和以英文创作的小说、传记、散文等。在大陆,梅中泉于1994年主编30卷本《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该文集单独把林语堂5部汉译译著分别编列为两卷,即第27卷（包括《女子与知识》《易卜生评传》《卖花女》《新的文评》）和第28卷《成功之路》;1995-1996年,寇晓伟主编的10卷本《林语堂文集》（作家出版社）并未把林语堂英译中的任何译著列入其中;2003-2008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2卷本《林语堂文集》也并未收录林语堂的英译中译著;2009-2011年,由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的22卷本《林语堂文集》亦是如此;2014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8卷本《林语堂全集》同样如此。在台湾,1980年,由台北德华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全集》和台北金兰出版社出版的35卷本《林语堂经典名著》也仅把《徬徨飘泊者》（实际上,译者并非林语堂）列入其中。可见,林语堂的英译汉译著在数量和影响力方面均无法与其享誉海内外的大量汉译英译著相提并论。

除了2015年刚发现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的资料尚未出版之外,林语堂的英译作品几乎已全部在多家出版机构反复出版,如引言所述,林语堂的英译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前所有林语堂翻译研究的重点对象。研究者收集林语堂汉译译著的渠道相对受限,但收集其已经出版的大量汉译英译著并将之纳入林语堂翻译研究的范围却相对容易,正是因为研究者“对其素材的收集相对有限……因此只好放弃将英汉翻译纳入研究对象的打算。”（王少娣,2011：191）而且,林语堂的汉译作品不仅包括其英译汉的译著,还包括大量林语堂在20世纪20年代在各种刊物发表过的其他语种（如德语、法语）的选译、节译作品和英汉自译的文章、著作等,这些汉译资料当前并未得到专项出版。造成林语堂汉译作品收集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大量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译文等用过“林玉堂、林语堂、毛驴、岂青、林和乐、或堂、宰予、宰我、萨天师”（苗士心,1986：268）等9个笔名,但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林语堂在发表汉译作品署名时还用过“林語堂”“語”“语堂”等。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以上诸多著述中所列的林语堂译著《国民革命外纪》在1929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时,译者署名为“石农”,按照该译著译者在1927年6月30日所写的“弁言”看,译者用“石农”,而不用真名,似乎是由当时复杂的时政所迫：“书中对于国民革命,只有辩护,没有批评,只有同情,没有指摘,但是偶然有涉及党国要人的话,都被译者删去--这种苦衷,总能得著者及读者的鉴谅吧--在这个年头。”（兰孙姆,1929：2）然而,在林语堂本人的任何文字记载或林语堂传记、林语堂研究等著作中均没有提到“石农”这个译者名,该译著的译者“石农”是否是林语堂本人,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详细考证。因此,林语堂在翻译和写作中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译者名,无疑也给当前的研究者增添了完整收集林语堂汉译资料的难度。

首先,笔者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中以“作者”为检索项,用林语堂所使用的上述笔名进行检索,得到他用不同笔名发表过的文章的刊物数量及发文篇数,排列如表3所示。

其次,笔者在以上检索到的800余篇文章中,在仔细研读后筛选、鉴别出林语堂在各种不同刊物上发表的所有汉译作品。这些汉译文章分布如表4所示。

虽然林语堂本人使用以上笔名（包括译者名）所发表的文章后来一部分选入了林语堂出版的文集中,但现已出版的林语堂文集却很少收入他的汉译作品。比如,1928年9月,林语堂结集出版的《翦拂集》主要收录了其早期（1924-1928年）发表在《晨报副刊》《语丝》等刊物上的28篇杂文、散文,只有1篇他在1927年元旦所翻译的尼采的《走过去》;林语堂在1933年出版的《大荒集》主要收集其在1928年至1932年间的作品,但这部文集只选了英国评论家勃雷斯福（H. N. Brailsford）叙述在英国轰动一时的巴恩主教案的《吃上帝的讨论》《易卜生的情书》（12封）以及1932年他在牛津大学英文演讲稿的汉语自译《中国文化之精神》等3篇汉译文,而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同样未收入该文集中。此外,当前数据库还有可能缺漏林语堂的少数个别作品,比如该数据库并未收录《宇宙风》1946年第143期的任何一篇文章,包括林语堂曾在该期发表的《<中国智慧>序》一文,该期刊的前、后期均有数据可查,但唯独缺少第143期,这说明目前该期杂志纸版尚未找到。可以看出,收集林语堂汉译作品较为困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研究者需要花大量时间对林语堂在这些刊物刊登的繁体字文章一一加以研读。因此,研究者至今未曾仔细考察林语堂的汉译活动也在情理之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汉译作品就更是一种奢望。

当前,出版机构在林语堂的资料汇编或文集出版中的颇多纰漏同样严重影响了对林语堂汉译活动的考察。后人整理的间接翻译史料经常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为“转录的译文或译本在转录过程中可能会由于人为因素而出现各种疏漏,比如文字印错、脱落、次序颠倒等等”（郑锦怀、岳峰,2011：448）。例如,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拾遗集》（下）中,把《辜鸿铭论》的原作者印成“George Brandes”,而实际上是“Georg Brandes”,文字的错印无疑会影响研究者在期刊数据库的检索质量。又如,该出版社在《讽颂集》中把林语堂曾刊登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的文章弄巧成拙地翻译成《广田和孩子》,而实际上林语堂曾自译过这篇文章,这篇以《广田示儿记》为名的的译文曾发表在《论语》（1935年第65期,第822~824页）刊物上,译者“今文”（是否存在名为“今文”的译者有待考证）的译文与林语堂的译文在翻译质量上逊色不少,正如高健（1994：48）指出：“如果一篇文字已由其原著者自译,他人则大可免去重译的麻烦……以免在文字水平上降低林作的质量。”其实,林语堂曾多次亲自汉译自己原来用英文写的文章,“由于出版机缘的关系,林[语堂]的一批成对中英文章一般总是英文文章早一至二年首先刊行于The China Critic Weekly[《中国评论周报》]之上,而后者则随后陆续在《论语》《人间世》以及《宇宙风》等登载出来。”（王正仁、高健,1995：49）高健（1994：48~49）曾详细指出,With Love and Irony（《讽颂集》）一书中的10篇文章是林语堂中英文自译的。不难看出,如果出版机构的编辑人员不选取林语堂的自译作品而选择他人的译文,将会严重影响读者的阅读与欣赏。此外,该出版社在《拾遗集》（上）中还把该文的刊发日期错印为“《论语》第65期,1936年5月16日”,而原刊物发行的实际日期是“1935年5月16日”。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爱与讽刺》（译者：陈自强）就很巧妙的把林语堂已经在1935年自译过的该文删除。再如,在该出版社出版的第16卷《无所不谈合集》中,对林语堂自译的政论著作《啼笑皆非》汉译表述情况是：“第一至十一篇译文出徐诚斌手,第十二篇至一十三篇由作者自译。”（林语堂,1994a：506）这与林语堂在1944年2月18日于重庆所写的《啼笑皆非》的“中文译本序言”表述大相径庭：“本书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自译,十二篇以下,由徐诚斌先生译出。”（林语堂,1994b：5）经笔者查阅林语堂1944年8月发表在《宇宙风》第138期（198~200页）的《<啼笑皆非>中文译本序言：为中国读者进一解》一文发现,前者表述明显有误。《啼笑皆非》共有23篇,但同一个出版机构在编辑文集的不同卷本中对该书自译与他译情况的表述自相矛盾,这不再是简单的文字错印问题,如此粗暴对待汉译作品的基本翻译史料问题是对作者和译者成果的不尊重。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研究者对于林语堂汉译资料最基本的史料事实也不加以考证。比如,褚东伟的专著《翻译家林语堂》一书的附录I中标注林语堂翻译的译作共29本,却只列27本,并把1941年的译著《彷徨飘泊者》（“彷”字错印,应为“徬”）归入其中（褚东伟,2012：257）;在附录II“Lin Yutang Translation Timeline”（《林语堂翻译时间表》）中却遗落此译著,但在参考文献列表中（褚东伟,2012：272）却又同时把该译著的几个不同版本的书籍都并列其中,即1940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译《流浪者自传》、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出版的林语堂译《彷徨漂泊者》（“彷徨”和“漂泊”均错印）和1986年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译《彷徨漂泊者》（“彷徨”和“漂泊”均错印）。再如,李艳在《论林语堂对流浪汉小说的借鉴与发展》一文中所列的参考文献同样注明,林语堂翻译的《彷徨漂泊者》由台北德华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李艳,2013：54）。实际上,该书的实际译名是《徬徨飘泊者》,译者是鲁丁。研究者不亲自加以考证而是人云亦云,这种不端正的治学态度是不足取的。

林语堂的汉译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1923年在德国结束留学生涯回国任教后至1936年再度赴美从事写作期间,林语堂在这十几年中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汉译活动中,而是间接地断断续续地进行汉译工作,似乎视汉译工作为副业。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的侄子林疑今以其高产创作和翻译震撼文坛,他在“六年间就创作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六部外国小说集”（沈文冲,2007：219~220）。而林语堂在此期间陆续创办《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等报刊,倡导幽默文学、性灵文学和快乐哲学。1933年8月13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也谈及自己曾经劝林语堂多投入时间翻译英国文学名著,鲁迅在《人间世》未创刊前其实已对《论语》很反感,因此就诚意写信“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鲁迅,1976：615）由此可见,林语堂并不把鲁迅奉劝他翻译英国文学名著的事放在心上,其对待汉译活动的主观投入程度远不及其在1936年出国之后全身心投入英译活动的热忱。

实际上,林语堂即便在晚年也鲜有提及自己的汉译作品和成就。他在1975年写的自传《八十自叙》第13章《精查清点》中大篇幅地清查了自己一生的作品,表示自己写过“对中国看法的几本书……因为过去我一直在美国多年,这些书还没译成中文。但是上海和香港的出版商擅自翻译出版,所出的书之中,有的根本不是我写的,也有的不是我翻译的,未得我允许,就硬归做我的,其中不管有删节或译与未译,这类书至少有十几种。”（林语堂,2005：139）《徬徨飘泊者》《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和有待确认译者的《国民革命外纪》等都是林语堂所指责的出版社“硬归”于他翻译的一类。林语堂在文中几乎事无巨细地列出了自己全部的英文著作,包括36部英文小说、英译作品以及发表在国外《纽约时报》等刊物上的文章,但他却似乎是“敷衍了事”地清查自己的中文作品,仅有《无所不谈集》《林语堂选集》以及原载《传记文学》杂志的《平心论高鹗》等3种,他声称《林语堂选集》（两卷）是“民国二十四年以前的中文写作,包括在《语丝》《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内写的文章。”（同上：140）林语堂在自传中只字未提自己的汉译活动及其大量汉译作品,其中缘由值得推敲。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并无孰优孰劣的区别,因此,没有必要一味强调西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林语堂在1929年12月26日在上海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的讲稿《机器与精神》中指出,“十年前的中国人又感觉连文学上,都有不及西洋人了,于是而有近代文学的运动,尽量的翻译西洋文学。”（林语堂,1930：4）他接着对当时社会盲目跟从西方文学而忽视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作者、学者甚至读者表示不解：“做戏剧的人不学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李笠翁而学易勃生[易卜生],王尔德了,做短篇小说的人,不学蒲松龄、抱翁老人而学柴霍甫,莫泊桑了,做长篇小说的人不学罗贯中,吴敬梓而学陀思托伊夫思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杜格涅夫[屠格涅夫]了。”（同上：4）林语堂用辩证观点来分析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甚至推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显然有其可取之处,这与其1923年留学回国后倡导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国学和赞同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如出一辙。另一方面,林语堂并未在西方文学翻译领域取得辉煌成就还与其谦卑的性格、与众不同的人生观有关：究其根源,这与其“高地人生观”的心理思维密切关联。林语堂曾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故乡西溪的自然山水。“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在孩童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亲密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致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形式的骗子。”（林语堂,2005：6）可以看出,林语堂家乡令人敬畏的高山,化为其心灵和精神的高度,这种旷达、快活、与世无争的“高地人生观”所产生的影响贯穿其文艺生涯的始终。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还提及其自传小说《赖柏英》的主人公天生所具有的“高地人生观”也是其快乐生活的源头：“在《赖柏英》那本书里,我描写生在山间,是以高地的观点写的,而且是与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观点相对的。这完全决定于你的性格。”（林语堂,2005：63）林语堂正是用这种观念来看待世间万物,才会觉得不论是人、事,或是一时的得失,都并非大事,生活无时不能快活。换言之,林语堂自认为,其汉译活动及成就与其心目中所认定的同时代更为著名的其他汉译家（尤其是翻译外国文学的翻译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林语堂始终未提及其汉译活动及成就便不难理解。

林语堂在1936年出国前主要把事业放在高校教职岗位、创办报刊上,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专职翻译工作者,更没有与同时代的其他知名人士一样身兼翻译家与作家两种身份。在林语堂同时代的知名文化人中,“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巴金等都是创作与翻译兼擅的文学大家,他们创作与翻译并重,或者创作之余兼事文学翻译。”（高伟,2009：7）比如,曾经劝告林语堂多翻译英国文学名著的鲁迅从事翻译活动前后长达33年之久,他“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和披荆斩棘的开拓者,鲁迅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作家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翻译介绍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杨丽华,2011：101）鲁迅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与其一贯高度重视翻译事业的态度有关,可以说,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思想贯穿其一生,“他在逝世前三天写的《<苏俄作家七人集>序》,以及逝世前两天写的一封信中仍然念念不忘地关心苏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同上：104）又如,被称为学者型翻译家的周作人几乎将其半生时间与精力倾注于翻译（汉译）活动,“周氏享年80有余,文学创作与翻译生涯跨越近60载……周作人创作的黄金时期基本上也是他翻译的高潮时期”（刘全福,2007：11）。他在1923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主要从事创作,但并没有完全搁置译笔,“据不完全统计,周氏在这一时期译出的作品达200余篇（部）之多”（同上：170）,除此之外,还有其在新文化运动前完成翻译的30多篇短篇小说和7部中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更是进入了又一个翻译黄金时期,开始了一生中最为丰厚的收获期。再如,以翻译家的身份投身于安那其主义（亦称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巴金,其译介成就更是辉煌,仅在1927年至1949年之间,“巴金共出版译著五十余种（包括合译、修订本）,其中包括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革命者传记、小说、戏剧、诗歌、童话、画册等……涉及源语作者八十余位,涵盖英、法、日、德、俄、西、世界语等语言,译文字数达三百万字左右（之所以暂时没一个确切数据,是因为巴金不仅翻译题材广,涉及作者作品多,刊印、刊发的出版社、报刊广布海内外,更还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后未曾发表出版）。”（向洪全,2016：3）可以说,在鲁迅、周作人、巴金等同时代翻译家面前,林语堂的汉译成就尤显相形见绌。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为何即便在晚年的自传中也只字未提自己的汉译成就。

林语堂虽然从未视翻译为自己的职业,但这并不能说明林语堂从未重视过汉译实践。其实,林语堂早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进行汉译活动。1914年,他以“林玉堂”的笔名在《约翰声》第25卷第8期发表了第一篇汉译文《卜舫济先生论欧战之影响于中国》。但他并没有持续进行汉译活动,之后近10年间未有任何汉译作品问世,直到结束欧美留学回国之后才再次进行汉译工作。1923年7月,林语堂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结束留学生涯,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教学之余不但延续自己出国前就开始的语言学研究,而且还在此领域迈出了自己汉译活动的第一步,他翻译的瑞典大学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gren）教授的论文《答马斯贝罗（Maspero）论切韵之音》在《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3期（第475~498页）上发表。林语堂这次（第二次）正式发表的汉译译文共20页（第475~494页）,紧随译文后还附有一篇跋（第494~497页）,并注明日期和译者：“十二年,七月廿,林玉堂跋”（林语堂,1923：497）,从这篇长达4页的跋中可以看出,该论文原文是法语,他是在1923年夏天回国后但尚未到北大任教时完成翻译的。他最后一次正式发表汉译文章的时间是1966年12月12日,他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了香港英文报纸《虎报》登载的一篇幽默小品文《基金委员会斗法宝记》的中译文,他在译文前言说：“我想翻译出来,让中国读者稍识西洋幽默的真面目。”（林语堂,1994：486）这足以看出他对幽默文章的喜爱甚至延续到离美回国定居台湾之后。因此,如果从1914年第一次正式发表汉译文章的时间算起,林语堂从事汉译工作前后跨度长达50余年,他实际上是以一种不连贯的方式坚持进行汉译,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使他无法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专职的汉译翻译活动中。但我们绝对不能简单描绘林语堂的翻译活动为“从早年‘英译汉’到后来‘汉译英’”（冯智强,2011a：209）的翻译变化过程,更不能不考虑其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而得出“林语堂于1928-1930年从事英译汉,1935-1940年从事汉译英”（张季红,2016：73）等武断的、片面的结论,“在当时盛行译入文化的中国,林语堂也多多少少地翻译了一些西方作品”（曾尔奇,2015：70）等含混模糊的概述同样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林语堂的英译活动与汉译活动经常相互交叉,严格说来,并没有绝对的时间分隔线。林语堂一生给人这样一种假象,他未曾专职进行汉译活动,但却英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并以英文从事写作,在国外读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者自然会更倾向于重视林语堂的英译活动及其英译作品的研究,而忽视其汉译活动及其汉译作品的研究。

林语堂研究者、出版社等客观因素以及林语堂自身对汉译工作的主观态度等,都或多或少制约了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展开。当前,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冷”与其英译活动研究的“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当今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林语堂汉译和英译研究所呈现的“冷热不均”的现象似乎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林语堂通过汉译活动大量翻译外语（包括德语、法语、英语）资料,向中国读者传播西方哲学、政治学说、法律、教育、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发明、大众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等。他提出“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新思路,主张中西文化互相取长补短以此构建世界理想文化,这其实是他自觉持有批判、否定或欣赏等立场来看待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的基础上,林语堂以包容的姿态构建世界理想文化的努力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其合理之处。因此,林语堂汉译活动的研究亟待加强。

首先,通过多种途径查找、对比并筛选林语堂数十年时间里所完成的汉译资料,在此基础上,需要初步按文类或体裁,整理、归纳其多样化的汉译作品。因其使用笔名的复杂性,尤其应注重在相关汉译资料搜集和整理时,把握好汉译作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不能像当前某些研究者那样不负责任地把林语堂未曾参与翻译的《西部前线平静无事》《徬徨飘泊者》等译著强加于他,更不能如某些研究者进行无中生有的表述,说林语堂“在大学期间将图书馆中5000多册英文藏书全部都翻译了一遍,一时轰动校园”,并将之视为“林语堂翻译生涯的起点”,这似有哗众取宠之嫌,亦或“1925年,林语堂翻译了一首外国民谣,这首发表在《论语》杂志上的译作是林语堂第一次发表的一篇完整翻译作品”（曾尔奇,2015：70）,这些表述均与林语堂的翻译（汉译）史料严重不符。除了大量林语堂研究著作中简略提及的多部、多次出版的西方文学的汉译作品外,林语堂的汉译活动还包括西方语言学的译介、西方文学（诗歌、散文、戏剧、小品文、论说文）的译介、西方文论的译介、报刊和书籍的节译或摘译、传记作品的汉译、信函汉译、英汉自译等。

其次,除了研究林语堂对拟译作品的选择、具体作品的译介、接受和传播之外,探究林语堂汉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翻译特点（即对具体两种语言文学之间转换过程和细节的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对比研究基于同一部外文作品的林语堂汉译与其他译者汉译的翻译风格,甚至研究林语堂汉译活动与其社会机制、出版机构之间的关联,以及林语堂的汉译活动（包括翻译诗歌、文论,节译外语报刊或书籍材料,自译英文著述等）的深层动机、影响及其译介活动与文学创作、演讲修辞策略等的互动关系等,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比如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1948）中冯老二与洛伊的中美婚姻、《奇岛》（1955）中泰勒斯岛上中西融合的文化理想生活以及《京华烟云》（1938）中的木兰、《朱门》（1953）中的杜柔安、《红牡丹》（1961）中的梁孟嘉等中西合璧的人物形象;又如林语堂在国内外的不同时期所作《机器与精神》（1929）、《中国文化之精神》（1932）、《希特勒与魏忠贤》（1939）、《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1943）、《月亮与臭虫》（1944）等演讲都涉及中西文化的异同、沟通等。在译介研究中,“译介概述（有时略带分析）是史料的梳理,影响研究则属理论探究,涉及历史和文化因素。前者偏具体事例（译本）的描述,后者重背景分析,各有所长,可为互补。”（王建开,2003：15）因此,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不仅包括译介概述,也需涉及影响剖析。

再次,在系统梳理林语堂汉译资料的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其通过英译和汉译途径在中西文化传播策略、方式、内容等方面的得与失,还原林语堂擅长“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真实面貌。林语堂通过汉译的途径向中国读者译介外国语言文学、欧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不容置疑和抹杀。如张季红（2016：72）所言：“林语堂和鲁迅、胡适等同时期的中国文坛大家一样也曾希冀通过译介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良和重塑以达到拯救中国、富强中国的目的。”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实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文件指出,为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应该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而且也公认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他在“沟通东西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与贡献,确乎是伟大的,甚至可以说求之当世,惟此一人。”（林太乙,2002：291~292）在今天看来,林语堂沟通中西文化的思想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早在1929年,林语堂就预见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及其益处,“……文化是世界的,是统一的,是国际的,只有[要]某民族对于世界文化有什么贡献,并没有什么国界……现代的文化已经不是狭窄的一国一邦的文化了。一国一邦的文化只能放其世界文化之上。现代的文化是属于世界的。”（林语堂,1929：2~3）林语堂的断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他几乎一生都以英译和汉译活动去实践其文化全球化的思想。1968年6月,林语堂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国际大学校长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上以《促进东西文化的融合》（Toward a Common Heritage of All Mankind）为题进行演讲,他指出,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在肯定各自的优势时相互取长补短,可以形成一种更加有利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这种融合的文化,将大有助于人类建立和平、合理生活方式的社会。”（林太乙,2002：262）这种中西方文化互补互融的思想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最高境界,而林语堂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正是用英译、汉译活动实践其中西文化互补与融合的理想信念,“中西合璧、阴阳互补、差异相融,这是林语堂一生追求的文化理想”（朱伊革,2009：63）。

总之,研究者唯有对林语堂汉译活动和英译活动的重要性给予同等关注,才能为真正彻底、全面地理解和认识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夯实基础。同时,系统研究林语堂的汉译活动,也有利于推动整理或专门出版林语堂的汉译著作早日成为现实。

毋庸置疑,国内学术界长期忽视林语堂汉译活动的研究,多种因素造成了对林语堂英译活动的广泛探讨与对其汉译活动无人问津的尴尬窘境。长期以来,林语堂英译作品及英语写作的影响力远超其汉译作品已是不争的事实,且林语堂研究者对尚未完整出版的汉译作品的研究望而却步,林语堂在汉译活动过程中曾使用众多的笔名、译名更增添了研究者收集汉译材料的难度,而出版机构和研究者粗暴地对待现有的林语堂汉译资料,林语堂自身对汉译工作的主观态度所造成的“重英译而轻汉译”的假象也或多或少制约了林语堂汉译活动研究的展开。林语堂从事汉译活动的时间跨度长,其汉译作品不仅数量众多,体裁和文类更是复杂多样。因此,如何进一步详细考证其汉译活动并系统梳理其汉译作品的研究工作面临着艰巨的挑战,除了厘清汉译译著的资料之外,全面整理林语堂散见于各类期刊杂志的汉译文章更是当务之急。总之,对林语堂汉译活动的系统梳理及其汉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无疑会更完整地体现林语堂在“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林语堂作为跨文化交流实践者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正是译介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