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辛顿在牛津大学演讲时介绍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同时批评了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本文认为，数字智能学习语言的方式与人类学习语言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人类的语言习得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而数字智能需要学习大规模的语言数据，并不存在刺激贫乏的问题，没有先天的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数字智能不存在刺激贫乏而否认人类语言具有先天的因素，也不能把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等同起来而忽视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差别。

本文重点探讨了社会符号学如何将应用符号学中的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应用于多模态话语建构。首先，对社会符号学与应用符号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剖析属于应用符号学范畴的学科符号学和超学科符号学，以及它们与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关系；最后，探讨社会符号学如何通过超学科平台的符号融合来解决相关问题，构建多模态话语的实施框架。研究表明，作为普通符号学的社会符号学可以基于其适用性强的特点，借助超学科平台解决学科中和学科间的问题，并通过超学科符号融合模式来进行实施，以实现多模态话语的建构。

本文再次专门讨论了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问题，并具体从译者行为研究中的“翻译外”区域、译者行为的“翻译外”因素及其甄别、作为译者行为过程的“翻译外”因素以及使译者行为研究在整体上作为翻译外部研究的“翻译外”等几个角度展开，既开发了翻译过程中的一片区域，也彰显了译者行为研究以人为本和互动关系的理念。本研究有助于客观地描摹翻译过程以及提高翻译批评的可操作性。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系统性、学理化地表达了中国法律智慧、法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其外译传播在塑造国家法治形象、构建对外法治话语体系、争取法治话语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此，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中的法治话语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内涵，重点考察立格与传意翻译策略在法治话语外译中的运用情况，以期为精准传播中国法治思想、增强中国法治话语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启示借鉴和有效路径。

本文以中国学生习得英语限定语类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了能够影响二语句法 - 形态习得的因素。通过对3组受试在4种测试任务中对不同类别限定词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英语冠词比非冠词类限定词更难习得，不定冠词比定冠词更难习得，在[-定指，+实指，+复数]特征组合情境下的冠词使用比在[+定指，+实指，+复数]特征组合情境下更难掌握。本文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目标项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特征重组复杂度不同。特征重组复杂度影响抽象句法知识与表层形态之间的映射，制约二语句法 - 形态的发展。本研究提出的“二语限定语类特征重组复杂度假说”拓展了句法 - 形态映射论。

感性叙事与艺术感染力之间具有本质关联。感性认识的基础是感官体验，因此叙事往往落实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官描写上。要将感染人的力量翻译出来，使译文读者或观众也能够对原作中人物的感受和体验感同身受，感官体验的再现是关键。本文以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英文翻译为例，结合具体例证，考察英文译文对于原文感官体验的呈现，分析《私人生活》这部女性主义小说中感性叙事的跨语言、跨文化再现效果，并探讨如何通过翻译以“文学”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介绍给海外读者。研究发现，感官叙事在译文中有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在场性的强弱以及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值得未来中国小说英译者关注。

晚清到民国初期，来华传教士在莎剧汉译与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与之相关的研究付之阙如。本文从身份建构视角出发，分别对亮乐月、梅益盛和狄珍珠这3位传教士的汉译莎剧作品《剜肉记》《海国趣语》《莎士比亚的故事》进行分析，考察传教士译者的身份建构。研究发现，传教士译者在译作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中建构了两类身份，分别是默认身份（宗教传播者）和变异身份（改写者、评价者和文化调适者）。这些身份的建构揭示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复杂的思想图式，他们在完成传教任务的同时，也促进了莎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彰显社会公共利益，是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核心定位与指导原则。在访谈中，张威教授系统阐述了翻译研究在新时代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性，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原则与发展方向、国家战略视角下翻译研究的重点方向、“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争议与发展、中译外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的社会价值、翻译教材建设、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影响与挑战等重要议题。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战略和关键议题，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外语教材是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资源支持，相应教材编写研究至关重要。本研究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及其赋能外语教材编写的理据，并结合相关数据，指出当前高校外语教材存在内容更新滞后、重知识轻能力以及新形态教材促学助教功能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进一步从编写理念、编写内容、呈现形式、编写团队和编写机制等维度探讨了高校外语教材编写的路径，以期为建设高质量外语教材提供一定借鉴。

外语教育界已经对课程建设开展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鲜有研究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从活动理论视角出发，选取由普通英语教师构成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探究其在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介绍其为化解矛盾所采取的行动。研究发现，专业学习共同体在课程建设中主要面临四重矛盾：团队成员对于课程建设的目标意见不同的矛盾、团队成员文化知识储备不足与课程内容博大精深之间的矛盾、先进的教学模式与落后的教学方法之间的矛盾以及共同体与邻近活动系统之间的矛盾。为了应对矛盾，专业学习共同体采用的主要行动包括求助专家、创新性的文献共读会、同伴情感和认知支持等中介工具。有效的课程建设活动不仅提升了共同体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教学能力，也反哺赋能了他们的生活，使其成长为文化知识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希望本文能够为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建设及一线英语教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自《汉语的构词法》（陆志韦等，1957）问世以来语言学界关于现代汉语离合词的理论研究。其中，基于传统语法的离合词研究主要着眼于分析和界定离合词的性质，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则主要在传统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离合词的形成方式，并尝试解释现代汉语中存在离合词的深层次原因。但是，相关分析在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同时，也都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认为，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尚需在离合现象的描写、离析形式的界定、离合词典型特征的刻画、离合词的跨语言/方言比较等方面，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探索。离合词这一看似违反西方关于“词”理论的“另类”，究竟是显示了汉语的某些特殊属性或本质，还是能够在世界语言的普遍现象中找到“容身之所”，仍有待学者更深入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