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多元化、多维度与多方法的研究一方面使语言的认知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与批评认知语言学为两个主要研究取向，衍生和发展出认知、语言（话语）与社会的交叉学科，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与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另一方面，这一研究也反映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除了质性研究外，还包括语料库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实验等定量研究。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些交叉领域的研究，推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于2020年10月24日在北京举办了 “第二届话语、认知与社会高端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话语、认知与社会：前沿理论与多元方法。会议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执行主编周长银教授受邀参加本次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开幕式上，王文斌教授和张辉教授分别代表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与会专家发言。随后七位主旨发言专家依次发言。

第一位发言人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再论英汉时空性差异”。他在发言中强调，语言研究追求三个充分性，即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以及解释的充分性。针对有学者对其观点“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则具有空间性特质”（王文斌，2013）的误读，他认为，产生误读的原因是“将形式与语义混为一谈”以及“将英汉的时空性差异绝对化”。通过一系列英汉语言实例，他指出我们需要关注“英有汉无”和“汉有英无”现象。英汉的时空性差异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说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只是强调“特质”和“偏爱”；说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也只是强调其“特质”和“偏爱” ；在此并不是说英语完全没有空间性，而汉语完全没有时间性。

第二位发言人是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话语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他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中缺失的链条是对语篇产出和消费的认知阐释；认知语言学缺失的链条则是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及其之间的互动，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批评认知语言学。他指出了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Piotr Cap，2013）在话语分析中的优势和不足，认为趋近化理论在数据提取和处理上的模糊性严重阻碍这一理论的发展，并提出了解决这一模糊性的方法。他以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外媒体话语为例，分析了中外媒体在对同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话语中采用了哪些语言手段来建构其空间、时间、价值趋近策略，揭示了中外媒体采用的趋近化策略在类别和使用频率上的差异以及差异存在的机理。

第三位发言人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长银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实证研究”。他指出了CDA中实证研究的可能性，如：可以考虑文本对受众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判断、感知、决策以及最终的行动的影响进行对比，并将之归因于不同的文本特征。实证研究的基本原理是对某种假设进行验证，验证途径包括：（1）对某种独立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自变量）的水平进行操控，观察其对依存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也叫response variable/反应变量）的影响；（2）对无关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s/额外变量）进行控制。CDA实证研究的变量选择包括：（1）CDA研究中可能的自变量：具有意识形态或说服功能的文本特征，如词汇选择、是否用隐喻、语法结构等；（2）CDA研究中可能的因变量：文本特征可能会影响到的、可预测和测量的东西，如受众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判断、感知、决策以及行动。

第四位发言人为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徐中意教授，她的发言题目为“美国外交话语模式之话语功能研究路径：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她认为，外交语言可通过三种方式影响外交行为和国际关系：正常化意识形态、模糊化的外交立场和合法化/非法化外交行为。基于她本人构建的外交话语模式分析框架和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通过对后冷战时期（2001年至今）美国历届政府外交话语实例的分析，探讨外交话语模式的话语功能研究路径，重点考察美国政府如何在外交实践中使用语言策略实现以上三种外交话语功能，以及其外交话语模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间接言语行为和话语逻辑，达成影响或操纵受众、回避外交冲突、获得合法性、争夺话语权等外交目的，从而维护、建构或重塑外交关系。

第五位发言人为江苏警官学院潘艳艳副教授，她的发言题目为“基于构式语法的话语策略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为例”。围绕构式语法在语篇分析中的扩展和应用，她构建了语篇构式分析框架，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话语进行分析，阐释了四种语篇构式：机构对话构式、提示语篇构式、告诫语篇构式和新闻报道构式。她认为，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可以通过灵活运用语篇构式来治理舆情，从而实现一定的话语策略（及时科普引导策略、防控行为引导策略、辟谣策略、心理安抚引导策略以及职业形象构建策略）。

第六位发言人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天伟副教授，他的发言题为“主观化和客观化话语策略的批评认知研究”。主观化话语策略和客观化话语策略来源于Lyons（1977）对主观情态和客观情态的区分，理论基础源自认知情态和言据性、认识论定位、认识立场（Mushin 等）。主观化策略倾向于将说话人的个人权威（personal authority）作为理由去论证。客观化策略倾向于采用第三方信源（third-party sources）或其他的外部言据基础来支撑辩护（Hart， 2020）。基于此，作者从语用、语篇和认知层面对话语策略体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以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为案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

第七位发言人为山东师范大学的张媛教授，她的发言题目为“话语策略中立场及主观性实现的资源和机制探讨”。她指出，认知语法框架下主观性的角度对话语策略中使用的立场和主观性资源进行概念化过程的还原能够揭示其认知机制。张媛教授以Marin Arrese（2011）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对美国民主党在2020年9月25日、10月2日、10月9日和10月16日这四次发言的话语进行立场和主观性表达的分析，研究其引导民众意向时的话语策略，并从认知语法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视角分析话语背后的认知加工机制。

闭幕式上，周长银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批评认知语言学与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近年来语言学领域两个重要的发展动向，本次会议为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时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表示《二外学报》愿意为推动国内批评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社会语言学做出自己的贡献。 张辉教授致闭幕辞，他指出，本次会议体现了多视角、多方法的发展趋势，但是除了英汉语，今后还要增加其他语种的研究，一个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否取决于广大教师与同学们的参与程度，他呼吁更多的学者加入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研究中来。

会议确定下一届论坛将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